第二节 海子诗歌影响

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自杀；他的非正常死亡，增加了他的神奇、神秘色彩。他的“祭诗”行径似乎吻合了80年代末文化上的“挽歌”特征——虚无意识，开始盛行。

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发展到以诗人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36]，诗歌的娱乐化、游戏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话语转义中的“反讽”也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如果要突破“反讽”的语境论思维，就不得不重新进行轮回的话语转义，转向隐喻思维的诗歌话语。面对80年代末的反讽中心的写作趋势，海子迎难而上，不断走向隐喻话语的神话写作。

根据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隐喻的诗歌对应着神话的写作，海子无疑走向了神话、神性的写作，他晚期的“太阳七部书”表现得最为典型与集中。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代诗”中的部分写作表现为反神话、反隐喻的“口语写作”，以“反讽”话语为主，而海子的“大诗”显然淡化了“反讽”及其背后的“文化虚无”[37]，他要在民族与人类、诗与真理之间找到某种通道，这就不得不使海子必须要与当时盛行的“反讽”话语做抗争与疏离，在世风盛行的反神话、反隐喻的“口语”书写中重新找回神话的隐喻写作。海子不畏艰难、不顾世俗地进行着冲向隐喻的神话思维。时代意识因此无形地成为海子践行“大诗”理念的现实压力，海子似乎并未顺利完成这“太阳七部书”就过早离世，这不得不说是时代和文学的某种遗憾与损失。

但是，海子冲击神话写作的某种形象成为8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正如有人指出：

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海子的诗歌风格、诗学抱负、诗人气质无疑是80年代文化精神极富症候性的呈现，此外，由于“诗人之死”在90年代以来的“文化共用空间”里不断地彰显出它强有力的后制效应，海子为人为诗的精神维度得到强调并被夸大，在幻影幢幢的“文化镜城”中，想象“海子”自然成为想象“80年代”的一种方式。[38]

虽然海子诗歌也有时代语言的局限，包括一些认知上的不当判断。但无论如何，海子已经变成一个诗艺和思想深处的写作典范与榜样，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青年诗人产生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影响。海子由此形成的“文化符号”与他的诗歌影响、力量一样，对同期的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提出一个思想观念，影响了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学的发展。这种思想路径，在创作态度上表现为对“虚无”的积极审视，通过诗性言说实现创作主体与受众读者的情感与思想共鸣。在西方，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等诗人都是这类写作的代表，他们远离喧嚣，在孤寂中抚慰、反思自我，寻找生命突围的精神路径。在荷尔德林看来，“我寻寻觅觅，像磷火抓住一切，也为一切所慑服，但也仅仅在一瞬间，无济于事的力量徒然困倦。我处处感到不足，却不能找到目标”。[39]荷尔德林对海子影响很大，“向死而生”的思想路径折射了西方现代性反思与技术统治论，也有助于探讨海子“大诗”的形成与影响。他们推崇的“诗性言说”的确为现代文明与多元思维提供了反思可能，海子的“大诗”自觉地践行着这个思想路径。可以说，以海子为代表的“大诗”实践维系了当代诗歌写作的高贵与尊严，也保护诗艺与诗思的本体回归。

海子的诗体意义与诗歌传统，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海子的孤寂诗书写强化了语言本体的诗学意识，并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书写产生启示。

海子的探索无疑推动了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他在语言本体与文化意识上的融合使“大诗”走向了诗与真理合一的境界，突破了时间与时代的文化语境的局限。“中国当前的诗，大都处于实验阶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语言。我觉得，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40]在种种思想探索中，他同许多先辈诗人一样，陷溺于现实境遇的生活和内心压力的重重拷问之中，孤寂的生命状态，成为海子创作的内部动力，让他的诗歌成为某种富有质地与光晕的文化声音，“如此伟大的声音必须重新回到世道运转的交响曲中，并且更加宏大，这也是我在孤独的时光中的希望和意境”。[41]

海子也是当代“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典范。“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与咏唱的合一。”[42]“口语写作”的误区表现为对“想象力”与“审美”的放逐与背离，进而走向了另一种文化形式上的“犬儒主义”。但是，海子几乎没有受到“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影响，自觉远离了“反讽”话语的艺术表达技巧，在隐喻的、神性的思维中，创造当代文学史的诗歌神话。这样的诗歌态度，让海子深深扎进对语言的尝试与探索。因而，海子的语言是诗学意义上的与诗歌本体意识的写作，这对90年代以来的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等诗歌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以“太阳七部书”为代表的“大诗”探索，推动了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长诗和史诗写作。

如同海子以身体走向宗教意义上的献祭，他正是通过这种神话、史诗中身体的血腥、壮观、破碎和悲剧呈现出其诗歌的精神含量。他回避了当下物质化、消费性的“口语写作”，不断在人心与人性深处进行具有建构意义的“大诗”写作，揭橥文化中被日常性和消费化遮蔽的诗性与灵魂。

海子晚期的“太阳七部书”表现出他诗歌整体的精神实质及其对精神性、宗教性的关注，让“大诗”走向了民族与文化的灵魂深处，这对21世纪以来的“新死亡诗派”“神性写作”等史诗、长诗写作，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大诗”的精神与灵魂，促使一批诗人在“文化虚无”的时代语境中对人类心灵的守望与守护，这无疑提升了当代诗歌的精神实质，使读者看到心灵深层的精英文化与思想情怀，对当下文艺复兴和文化重构有着重大的建设意义。

第三，以海子为代表的“大诗”理论与实践，对90年代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探索可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走向了消费与物质的大众文化，其背后渗透着浓厚的“文化虚无”情绪，海子晚期“太阳七部书”，却呈现了另外一种审视“虚无”的生命路径，即“向死而生”的文化可能，这种生命路径蜕变成一种意识深处即摆脱“虚无”的思想方式。“你们感觉到它，你们却不能说起人的规定，你们这样全然为虚无所俘获。”[43]海子的思想继承又不同于荷尔德林这类圣哲，他要面对、转化的正是这类先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实现“诗与真理、民族与人类合一”的“大诗”。

尽管，海子以隐喻、神话的思维搏击反讽的写作并未成功，但这种精英情结与文化理想，对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文化与批评仍有其积极的建构价值，这种诗性言说对缮心养性的文化回归极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