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对象
“西游故事”作为一个固定短语，属于近代语汇。在《西游记》研究领域使用该短语者，似以鲁迅先生为最早。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吴本《西游记》之取材时，说：
……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1]
然而，该短语在鲁迅先生关于《西游记》的言说语汇中仅此一见，并非固定组合，而只是具体语境中的临时搭配：同样作为百回本的材料来源，“杂剧”与“诗话”并非小说，彼此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而要“捏合”在一起，与上文《四游记》小说形成对仗关系，故临时取“西游故事”以称之，这里所谓“故事”，其实指两种文本。
与鲁迅先生一同作为近代“西游学”奠基人的胡适先生，倒是更多使用“故事”一词，但习惯称“取经故事”，而非“西游故事”，如其《〈西游记〉考证》一文前半部分频繁出现“取经故事”一词：
……我们比较这两种记载，可见取经故事“神话化”之速。
……这也可证取经故事的神话化。
……使我们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这种完全神话化了的取经故事。
……说到这里，我要退回去，追叙取经故事里这个猴王的来历。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叙述宋以后取经故事的演化史了。[2]
而饶有意味的是，在引入吴昌龄《西游记》杂剧后，先生又开始以“《西游记》故事”为对象进行论述：
……那么，我们可以说，元代已有一个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了。但这个故事在戏曲里虽然已发达……然而这个故事还不曾有相当的散文的写定，还不曾成为《西游记》小说。[3]
先生似乎已经意识到，随着愈来愈多与“取经”情节本身关系不大的故事（如“猴王的故事”、“殷小姐忍辱报仇的故事”、“魏征斩龙与太宗游地府的故事”等）参与进来，用“取经故事”概括这个日渐庞大的故事群落已显牵强——“取经故事”仅是《西游记》故事的“中心故事”[4]，而非其全部。
继胡适先生后，郑振铎先生在其“西游学”著述中沿用了“《西游记》故事”这一短语。其《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有专门一节讨论“《西游记》故事如何集合的”。对这个故事集合，先生有一十分生动的比喻：
《西游记》的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即斫去其一节一环，仍可以生存。所谓八十一难，在其间，至少总有四十多个独立的故事可以寻到。[5]
这可看成对“《西游记》故事”的描述式定义了。而在讨论“陈光蕊的故事”部分，引入吴昌龄《西游记》杂剧（笔者按：实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后，先生说：
剧中第一卷陈光蕊的故事，是吴氏所独有的。在他之前，“西游”故事中未见有此者。[6]
这里的“‘西游’故事”，应该是“《西游记》故事”的省称。之后，如冯沅君、吴晓铃、赵景深等前辈学者，也以“《西游记》故事”概括该故事群。
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西游学”界并没有明确以“西游故事”为专门对象的研究成果。虽然如胡文、郑文等以相当篇幅讨论该故事群演变历史者不乏其见，但几乎都是在“百回本《西游记》成书过程”这一传统语境内进行考述、论析的。“故事”并非其研究对象本身，而只是借以考察其研究对象——百回本《西游记》——的一组庞大的参照系。
最能说明该问题的现象是：在80年代以前的“西游学”研究论文中，几乎没有以“《西游记》故事”或“西游故事”为标题者，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论文索引》所辑1980年之前一百零九篇论文中，只有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篇，以西游故事为研究对象。[7]学界的目光几乎都聚焦在了百回本《西游记》这一部文本上。尽管不断有新材料被发现，有愈来愈多非小说形式的西游文本被拉进考察视野，但研究的“终极目的”其实与20世纪初基本一致，无非是要说明百回本《西游记》这一部“最后的大结果”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以后开始转变，随着叙事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和应用，不少学者开始将目光从之前过分聚焦的百回本《西游记》上“拉回”，转而投向“西游故事”本身。对于这一时期专业领域研究成果“摘要”、“标题”、“关键词”中“西游故事”出现情况的考察，很能够说明问题。
据笔者检索统计，1978年至2011年专业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包括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8]，其摘要中出现“西游故事”者约六十篇（其中九篇以“西游故事”为标题，六篇以“西游故事”为关键词）。这些成果，按具体年份分布为：1978年一篇，1980年一篇，1982年一篇，1984年一篇，1986年一篇，1987年两篇，1990年两篇，1993年一篇，1994年一篇，1997年两篇，1999年两篇，2000年两篇，2001年一篇，2002年两篇，2003年一篇，2004年两篇，2005年两篇，2006年五篇，2007年十篇，2008年两篇，2009年三篇，2010年九篇，2011年六篇。
可以看到，这些论文的分布呈“前疏后密”的态势，如果以2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约二十年，仅有十一篇成果，密集度仅为0.55（篇/每年），且仅占总数的18%，而后期短短十二年，就有四十九篇成果，密集度为4.08（篇/每年），占到总数的82%。前后比照，差异悬殊。而在后期中，2005年以后发表的成果有三十七篇，又占到后期成果数的76%，总数的62%，仅2010年、2011年两年间就有十五篇成果，占后期成果数的41%，总数的25%。
同一时期，以“西游记故事”（“《西游记》故事”或“‘西游记’故事”）为关键词的论文有二十八篇，按具体年份分布为：1987年一篇，1988年一篇，1992年一篇，1994年两篇，1996年一篇，1997年一篇，1998年一篇，1999年两篇，2001年一篇，2003年三篇，2004年三篇，2005年三篇，2006年一篇，2007年两篇，2008年三篇，2009年一篇，2011年一篇。
其分布比例同样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2000年以后者为十八篇，占总数的64%，2005年以后者为十一篇，占后期总数的61%，总数的39%。
这些数据说明，2000年以后学界开始更多地以“故事群”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比较看来，在短语的使用频率上，“西游故事”比“西游记故事”高，比例为15：7，且后者近两年只有一篇成果。同时，按“标题”与“关键词”检索，1978年至2011年，以“西游故事”为标题的论文有十一篇，其中有六篇以之为关键词，而同时期以“西游记故事”为标题的论文虽然也有十一篇，但没有以之为关键词者。相比之下，前者显然比后者更受学界青睐。
以上对1978年以来学界论文“摘要”、“标题”、“关键字”中使用“西游故事”和“西游记故事”一词情况的考察，说明“西游故事”在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使用频率逐渐升高，且在近几年间成为“热词”，颇有将晋身为“准术语”的态势。
然而，学界在频繁使用该词的同时，却一直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大家似乎只是基于这样一个共识：所谓“西游故事”，顾名思义，就是与《西游记》有关的故事。但这其实不过是一个“重复定义”，对于我们描述对象，没有实质帮助，而本书既以之为对象，必须首先对其进行一番界定和描述。
那么，何谓“西游故事”呢？笔者以为，所谓“西游故事”，从集体层面看，是指以“西天取经故事”为主体集（聚）合而成的动态性的、系统性的“故事群落”。该故事群落以百回本《西游记》为最主要的历史参照系，由“猴王故事”、“江流和尚故事”、“唐王游地府故事”、“西天取经故事”四个单元集合而成，各单元又由诸多小故事聚合而成。其中，“猴王故事”与“西天取经故事”为主单元，可被看作两节“车厢”，“江流和尚故事”与“唐王游地府故事”是从时间和逻辑上衔接二者的“车钩”。而从个体层面看，凡属于该“群落”的故事，都是西游故事。
这里，笔者从生物学领域借来“群落”一词，以突出西游故事演变的动态性与系统性特征。所谓“群落”，原指“生存在一起并和一定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动植物的总体”[9]，这里则指相互作用而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西游故事的总和。之所以从生物学领域引入此概念，源于其相似性。
从个体方面看，每一个故事本身都可被看作一个处于持续演化进程中的生命体：孕育、诞生、成长，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又有可能变异、退化或衰亡。我们常说“文学艺术是有生命的”，这不仅源于审美接受中的移情机制，也在于文艺生产、传播行为的类生命特征。
从群体方面看，各西游故事之间，也与群落成员一样，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影响，维持着一个十分活跃的“内部生态”；而作为一个整体，该集合又是相对封闭、自足的，它与其他集合（如三国故事群落、水浒故事群落）之间尽管也存在联系，但有自身的发育生态及演进轨迹，是完全不同的“这一个”。同时，它与所处的“外部生态”相适应，受其制约，在不同时期的生态条件下，呈现出相应的整体特征。
可以说，较之“故事集合”一类概念，从生物学领域借来的“群落”概念，能更形象地反映出故事演化的类生命特征。而本书的研究目的，正在于描述该群落演化的历史轨迹：作为一个整体，它如何逐步壮大，以至臃肿，而不同的个体，又是怎样发生蜕化、裂变、聚合等行为，或由非西游故事成为西游故事，或增殖生成新的故事单元，或与其他单元粘连、融合成为新的故事单元，最终在流通渠道内沉淀下来，成为群落中相对稳定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