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任树民博士的博士后研究成果。值此出版之机，在这里向树民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谈一点个人的感想。

我和树民的初次相识是在2005年。那年他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看了他的报考材料，我感到这是一个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好学生，等到面试时和他相见，更觉得他在学术上有思想、有追求，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于是那时就希望他能考上。但遗憾的是，那年我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考试成绩出来后，树民离第一名仅有一步之遥，就是这一步之遥，使我和他失之交臂了。但令我欣慰的是，树民那年还报考了其他学校，不久，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被山东大学王洲明教授录取了。于是，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树民这颗明珠终于没有被埋没。此后，我时常从王老师那里得到一些树民的消息：他的博士论文开题了，选题是什么，论文答辩了，毕业了，工作了。直到有一天，我听说树民有意进入我院博士后流动站，于是我欣然同意，树民也就在2010年来到了北师大。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俩终于有机会“再续前缘”。由于这个机会，我和树民有了两年多的相处时间并得以见证这部专著的产生过程。

此书虽是树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但它的构思与准备却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可以说，它是树民多年来学习和研究成果的结晶。早在他读研期间，就对先秦两汉文学的抒情传统产生了兴趣。后来到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以《先秦两汉抒情文学的诗性特质研究》为题，在写作过程中，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以后，他即开始对这些思考已久的问题加以进一步探究。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了这部洋洋大观的著作。

此书以“艺术特质”为探讨的核心，这个概念也是树民在博士论文中就开始关注的。何为“艺术特质”? 树民说：“在艺术本质层面的把握所有与艺术特点的一般性显现之间的那个层面即为艺术特质。艺术特质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表现手法，它不是一个外显的具体方面，而是带有更为普遍也更为根本性的一种‘元素’，这一‘元素’如同一个‘胚胎’，在它的身上发育出诸多的构成文学作品的具体方方面面。艺术特质是一定历史、文化情境下的诗学原质，它只是参与构建了一个民族的艺术形态，并不意味着时时刻刻显现。”这段话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似乎有些费解。据我的理解，所谓艺术特质，即是位于艺术本质和艺术特点的中间的那个东西，它是本质的显现，却不一定总是显现出来，而是作为一种“元素”参与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艺术的建构。艺术特质这个概念，虽然在树民之前已有人提出过，但树民对它有独到的理解，他把艺术特质看作艺术作品中最为核心的深层次的东西，并且把它和民族的文化联系起来，进而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探讨民族的艺术传统。

在这一视野之下，树民对汉代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了深入的考察，并从艺术特质的角度探讨了汉代诗学的几个美学范畴，这些探讨有特色，有独见，不乏精辟之论。

首先是关于“合和”的探讨。“合和”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它既是当时的哲学思想，又是一种社会的和艺术的理想。《周礼》中论及诗乐的功能，就有“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来宾客，以说远人，以感天地，以动鬼神”之说。历代论者对它的阐述可谓汗牛充栋。树民不囿于传统观点，他不仅探讨了“合和”思想的历史渊源，而且联系先秦及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从“天人合和的文化思想”、“天人之际的群已之辩”、“允执厥中的心理机制”和“趋中调合的学派思想”四个方面详细考察汉代“合和”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对汉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合和”诗艺诗学详加阐述，从而具有高层建瓴、深入透辟的特点。

关于“兴象”的论述也是文中用力甚深的一个部分。“兴象”本是唐代殷璠提出的一个诗学概念，但树民用来考察汉代的诗学。他首先追溯了先秦兴象思维的特点，又分析了汉人说诗中所用的兴的概念，然后深入考察汉代文学作品对兴象的运用。文中以大量实例说明，兴象思维与创作方法，早在先秦和汉代即已出现。在这里，树民虽是借用唐人的概念去阐释汉代文学，却并无生搬硬套之感，其观点颇能给人启迪。

汉代是赋的昌盛时代，汉赋的一大功能便是体物。树民在书中对汉代文学的体物特征也作了精到的论述，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观点。

上述三个方面，紧密切合汉代文学的特点，符合汉代文学思想及创作的实际情况，论述精当，观念新颖。在此基础上，书中对中国古代抒情传统的探讨便水到渠成，左右逢源。

总之，树民的这部专著选题独到，内容深刻，理论性强，是一部颇具功力的精深之作，它的出版，一定会对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有所助益。在几年的接触中，我感到树民是一个勤奋朴实的青年学者，在专业方面，他不仅根底扎实，肯下功夫，而且能够覃思精虑，有很好的理论素养，这在古代文学专业的同仁中，是很可贵的。此书的问世，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但这也只是初出茅庐的第一役，相信他在学术道路上会越走越宽阔，期待他带给我们更多的优秀成果。

尚学峰

二零一五年七月于京北龙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