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国朝文派研究》序

牛贵琥

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民族文学和文化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重点。正如《金史·文艺传》所云：“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说：“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这是由于金代的主要统治区域地处古代北方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孕育、辐射、传播、交融之区，也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分野和交会点，有着民族融合形成所需的条件和机遇。新时期以来，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研究成果甚丰。然而要研究了解这种文化土壤中所产生的文学的特殊性，还须重点关注金代的国朝文派。

原因在于：居于白山黑水之间、处于部落联盟制阶段、还没有文字的女真民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灭掉辽和北宋，统治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政权的迅速崛起，使其感到提高文化水平的迫切性，不得不在开国之初利用已经具有相当高级文化的辽宋人士，也就是庄仲方《金文雅序》中所谓的“借才异代”。其途径则主要是通过科举选拔、俘虏或接收投降者、扣留宋朝的使者等。这些或者被迫仕金、或者始终不愿仕金、或者主动仕金以求发展的原属辽特别是宋的各种文士，以其共同的创作使几乎一片荒漠的金初文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过，他们既然都是故辽和宋代的人士，其作品只能体现辽、宋特征，而且其成就也不能和宋代相比。

这种局面随着国朝文派作家走上文坛之后得到改观。所谓国朝文派，就是金代政权自身培养起来的作家，写出的是体现金代文学独特面目的作品。天德元年中进士的蔡松年之子蔡珪、辛弃疾的同学党怀英以及刘迎、赵渢、王庭筠等人是其代表。他们都活跃于大定、明昌之间，将成长于金代稳定承平时期的新一代文士的风貌充分体现出来，其特征一直延续到金代末年。国朝文派作家没有“借才异代”作家那么多压抑感和思想负担，其文学素养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将金代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成为“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1]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作品甚至要超过宋代文士的水平，刘仲尹的墨梅诗便是典型的例子。师莹的这本《金代国朝文派研究》，正是以国朝文派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执得金代文学之牛耳，抓住了关键所在。

在我国历史上，北方的少数民族占领了中原之后，都有将多民族的文化通过长时期冲突、交融，最终整合为统一的区域文化的过程。北朝和金代就是如此。这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汉化。原因在于：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下形成的文化，和南方传统的汉族政权下的文化有区别。除了各民族的融合必然要保留诸如北方民族的刚强特质之外，北方的割据政权为了增强民族的自信、统一各民族的行动，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来与南方的汉族政权争一日之长，更加注重传统意识。他们都强调自己的政权是居于华夏文明产生和传承之地中原，更坚持这块大地长期形成的为人们所公认的传统，也即三皇五帝、周公、孔子之道，并以其作为中华文明合法继承者的依据。他们更加关注“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2]。并将这称为“正脉”“正体”“雅道”去努力实践。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就言：“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于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区域文化之反映的金代文学，便会滋生出前代文学和南方割据政权下的文学所没有的质素，并在女真政权灭亡之后，在同属少数民族的蒙古政权下继续发展壮大。房皥、王元粹、杨弘道等人都曾于金末避乱南宋，但又感到孤独、无所依归，很快回到北方。这种特殊文化生态的力量可见一斑。师莹在这本《金代国朝文派研究》中特别关注了金代的特殊生态，列为专章进行探讨，其眼光无疑是敏锐的，其所得也自然丰厚。

本书的作者师莹，其学术生涯是在百年老校山西大学这个优厚的环境中培养成长起来的。在姚奠中先生的培育指导下，山西大学文学院具有深厚的国学传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主要的研究方向。所谓国学是文、史、哲不分而以小学为基础，既保证科研的扎实又避免眼界的狭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研究，充分利用山西的地方优势，以北朝和辽、金、元为主。几十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也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派。其特色可以用“一个淡化”，“两个强化”，“三个基本方法”，“四重证据并重”来概括。“一个淡化”是：淡化学科分界；“两个强化”是：强化问题意识，强化多学科交叉；“三个基本方法”是：国学传统为主导，纵向横向相联系，将知识组合成放射性结构；“四重证据并重”是：传统文献、出土文物、社会调查、方志资料充分利用。虽然我们所做的工作未能尽如人意，但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着。师莹的这本书便是山西大学文学院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这一研究方向实践的成果，她本人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就承担了从地方志中普查金代文学资料的部分工作，得到了最基本的学术训练。这些不仅是在其金代文学研究起到有利的作用，相信就是在其今后的工作中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姚奠中先生就强调要“把古典文学放在整个文化教育事业中去看，要使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在今天和未来起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要“总结经验、接受启发、吸取精神、学习创造”。[3]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新的文献时有发现，学术视野也必然需要拓宽，就金元文学来说，还有探索的空间。比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金代诗人身份的独立值得关注。元好问论金代诗人时多次提到“以诗为专门之学”，还说：“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4]以诗人的身份标榜自己。纵观金代的诗歌，可以看到他们在摆脱传统的政教的束缚，探索追求诗歌的本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这既和那个特定的时代紧密相关，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很明显，金代文士感受到诗和文章、历史、哲理、伦理属于不同的范畴，关注到诗人的本质以及诗所特有的审美特征。这促进了小说、戏曲的迅速成熟，并在同样是非汉族政权的蒙元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发扬和光大。2018年元好问学术研讨会在镇江召开，会议上我曾提出这个问题，但深入地研究还有待于同人共同努力。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金代文学都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不断开拓。20世纪90年代姚奠中先生提出：“宏观辨方向，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比差距。”学术研究如此，各种工作也是如此。愿我们共勉，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不负先生的厚望。

山西大学蕴华庄小区

2019年8月20日

[1]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5页。

[2]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2页。

[3] 姚奠中：《姚奠中诗文辑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4]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