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士人结社与明末清初社会

复社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己巳的尹山大会，至崇祯六年癸酉举行虎丘大会，省内外来赴会者多达几千人，当时各地名气较大的文社皆统合于复社的旗帜下。复社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猛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士人团体，并非出于偶然。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了复社这一特别的历史文化产物。

复社兴起的因素相当复杂，关系到方方面面。张鉴在《书复社姓氏录后二》中曰：“考明季社事始末，虽盛合于‘娄东二张’，要其萌蘖，实在明之中祀，殆其后风气所趋，至二张有不得不合之势，则明之国脉使然，虽人事，亦天意。”[1]张鉴指出复社兴起不仅是人的作用，还因为“天意”使然。所谓“天意”，原有冥冥中的外力操纵命运之意。在这里，张鉴用来强调明朝国运对明末社事的深刻影响，势必关注到晚明政治、经济、世风、文化等方面的态势，来理解和评价复社产生的意义，实为有识之见。复社的成立与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一 启祯政治与士人心态

明王朝在启、祯之际已处处显露出它无法遮掩的疲态。政治的日益腐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加上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这个政体已是千疮百孔，面临崩溃了。天启末年，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只手遮天，排除异己，首当其冲的就是东林党人，尤其是三吴人士。张溥追忆：“时大珰执衡逆逞，欲锄尽海内正人，钩党之祸，吴楚尤毒。”[2]而趋炎附势之辈蜂起，助纣为虐，先后刊刻《三朝要典》及《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等，企图一网打尽正直人士。“大珰之变，成于仓卒，而一时和之者，遂因其势以摇四海，聚正人而被以部党之名，加之燔灼。”[3]阉党捏造事实，诬陷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结党营私，矫旨逮系，滥施刑罚，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等人先后在狱中毙命。面对这种残酷局面，心系科名的士子们不再埋头书堆苦读，而是痛心国事，满腹悲愤。江南地区的士子们首先做出了反应，有的忍无可忍，带头反击魏珰，如杨廷枢、徐汧等人带领苏州人民阻止缇骑逮捕周顺昌；有的伺机待发，私下泄愤，如陈子龙回忆：“逆阉矫旨逮治周忠介公，吴民愤奋击缇骑至死。时道路汹汹，以为四方响应，将有汉末讨卓之举。予亦阴结少年数辈，诇伺利便，久之寂然，叹恨而已。则缚刍为人，书阉名射之，诸长老罔不詈童騃取赤族，不以闻之先君也。”[4]

天启七年（1627，丁卯）八月，熹宗病死，思宗（即崇祯帝）即位；十一月，思宗发配魏忠贤前往安徽凤阳守墓，忠贤于半道自缢死，诏磔其尸。思宗为熹宗朝忠节死臣一一平反。死难者后人如黄宗羲、周延祚等得以一舒心中愤懑。思宗平定逆案的举措无疑给压抑已久的士人带来了新的兴奋与激励，天下士人喜形于色，皆谓“圣明之帝”，无形中助长了他们建功立业、为国为民的心志。国运多舛，政事杂乱，士人们参政、议政之心变得更加强烈。他们以自己手中的刀剑——笔，写下一篇篇为熹朝中殉节的忠臣烈士彰显精神的美文，而且热衷于讨论朋党、宦官、君子与小人等话题。如张溥有名的《五人墓碑记》，记述和颂扬了天启六年（1626）魏党在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五人挺身而出、仗义抗暴、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与牺牲精神；再如《赠太仆寺卿周公来玉墓志铭》，张溥追述了周宗建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尤其是任御史期间，激于忠义而屡次上疏魏党。天启三年，周宗建回家乡，惨遭附逆的无耻之徒诬陷，下狱致死。读此铭，周公勇于进言、敢于任事、虽死犹生的事迹堪称可歌可泣。谭元春的《吊忠录序》，追述杨涟遭阉党毒手杀害的惨事，为今日得到昭彰而欣慰：“中丞杨公大洪以击魏珰二十四罪，逮系诏狱，榜笞刺剟，一身无余而死。当是时也，天下之人腹悲胆寒而不敢言。其后二年，今上深褒其忠，禠奸人以慰贞魂。郡伯胡公于毁巢卵翼之，又从而建祠之。海内知与不知，歌咏嘉乐，甚至稗官之家，编为小说、传奇之部，镌成图像，其于常山之血，侍中之发，若已成金铁星斗，不可朽坏。男子在世，此为大快，而国人哀之，犹为赋《黄鸟》。”[5]东林党人不惜用血肉之躯与阉党做斗争，他们的忠义之心激励了千千万万个读书人。士人们纷纷拿起笔来，各抒己见，精辟地分析了朋党、君子与小人，譬如说李雯有《朋党论》三篇，精彩独到的见解随处可见，如“小人之党精于小人，精则纯，纯则胜；君子之党不精于君子，不精则离，离则败”,“汉唐以前朋党之名恒在小人，汉唐以后朋党之名恒在君子”；等等。[6]复社诸子的文集当中，这一类的议论极多，如陈子龙、吴应箕有同名策论《别邪正》。

士人们不仅政治上承接了东林党人抨击时政、勇于斗争的精神，而且思想上深受东林学术的影响。万历中期以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继承与发展了程朱理学，抨击心学宣扬的“无善无恶”与“狂禅”之风，主张济世救民、务实致用。东林学派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蔓延，成为与王学并行的社会风尚。随之，谈兵的风气也逐渐盛行。士人们从军的意识大大提高，越来越重视经济、战术、谋略等有用之学。他们好王言，说大计。在他们的文集当中，谈论边塞地势、将相人才、兵策谋略的文章不胜枚举。陈子龙等人编辑的《明经世文编》中，收录了大量的策、对、议等实用性文章。赵园在《谈兵》一文中指出：“由《明经世文编》、明人文集看，越近末世危局，士人谈兵越有精彩。”[7]复社诸子谈兵的文章中，有关于考察军事要塞，纵览山川形胜的，如张溥的《备边论》 《山东论》《海防议》《江防议》等；有谈权谋、阴阳、形势、技巧，挑选军事人才标准的，如《兵论》《任边将论》《选择将帅之术议》等。随着明朝国运的岌岌可危，谈兵成为文人社事的主要内容。陈子龙、李雯的《陈李唱和集》作于崇祯六年癸酉，周立勋序曰：“故能奋举藻思，博综渺义，每谈天下事，则壮往健决，莫不符会。”夏允彝序曰：“然二子者，皆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曲儒陋士，聚而非之，顾盼豁如也。”[8]可知陈、李二人在切磋诗艺、酬唱应和中常常谈论天下事，研究治兵谋略。

这股经世致用的思潮显示：明末，有相当一部分士人已经摆脱王学左派的影响，正面现实及外部世界，关心国家与民生，萌发了挽狂澜于将倒的宏大志向。这是明末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反映。风气所至，议政、谈兵成为士人们相互交流的中心之一，有助于他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共同的心理背景也促使他们相互吸引，相互靠拢，结成一个拥有共同思想和奋斗目标的社会团体。

二 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

明中叶以后，太湖周边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一带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人口密集，市镇众多，水路交通方便，各地商人云集，贸易兴盛。至明末，这里已经成为集农业、手工业、商业于一体的全国经济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之风渐渐盛行。加上王阳明心学对士人思想的渗透，尤其是李贽刮起的一股“狂禅”之风，影响极其广泛。士大夫逐渐怀疑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而注意个性与自我，把眼光投向现世的快乐与享受，生活日趋浮靡。天启年间，魏忠贤手握大权，排斥异己，许多士大夫官僚为了功名利禄，卑躬屈膝，媚事阉党，以称功颂德为能事。朝野上下，士气越发卑微，世风日益趋下。官宦贪污受贿，弄权擅事；一般士人攀附权贵，追求名利；民间风俗软靡。

趋利便易的风气影响了士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面貌，他们的思想发生急剧改变，由传统的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趋向于放浪不羁，注重自我感官享受；由秉持忠义节操转向趋名逐利，甚至寡廉鲜耻。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类四处游历以交结权贵，专事经营以博功名的士人，同时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影响极坏。张采的《游客说》就描述了这一类人物：

游客，不审所由称，前此绝不闻。

余临上归，稍见告。然亦孝廉上公车。及罢，道经故人部，问候倌。故人则寻交际。既名下士，辄担簦，远走干有司。既不必名下士，板镌诗若文一二册，即负名下持要人牍，远走干有司。有司冀游闲声，且惧腾谤，事惟谨。或先通大府，挟大府临守令，事益谨。间遭夷鄙，伉者谩骂，葸者强颜受，必厌所欲去。吴故孔道，缙绅，及废吏，下至方技，络绎即次。则居间讼狱，若有司承奉，判牒送某，呼持牒史，语富人，具若干金，否则不牢狴。夫千金之家，岂有千金？不过田庐器物，俄责若干金，必黜田拆庐、变易器物应，急不得三之一，将立破。

噫！士农工商，先王别为四民。故士循礼义，安乡里，守己谨分。农修树艺，笃稼穑，先时备潦熯。百工竭智力，日夜务所务。商则调泄贵贱，衡量子母，历寒暑，逐道路。各有恒业，统曰恒产，斯有恒心，而天下治。今既儒衣冠，与有司廷让，则士矣，乃袭商术；且商箧高赀，大者千万，次不下什佰，彼儒衣冠者皮面尔？然不闻贾劫民财，旅夺官政，则拟商当不受。

虽然，于客乎何尤？实维主者。主者任天子郡邑，寄子惠下民，所御惟法。故法一则民安。苟无犯而加赎刑，则是以法敛财；苟丽辟而幸免，则是以生死权利。以法敛财，则富者莫保；以生死权利，则贫者莫服，而富者有恃以逞。若是，则天下恶得不乱？岌乎其乱，犹客是徇。徇客，则境内有力者，皆得持其上。于是廷如市，有司如侩，客及境内有力如贩。问所鬻，则惟下民；问所高下，则惟天子法。一日寇至，令曰执干戈以卫，得乎？

有人曰：“是杨朱行，将蔑而恩，离而情，奈何？”曰：“余求友声，切胞与，讵不通往来。但惠必归德，如郭元震遇书生，范纯仁遇石曼卿，倾橐捐麦舟。则振乏，仁也；通财，义也。仁与义，宁靳诸？倘取官中物，即不度，况鬻下民，高下天子法，以充报赠。此无他，廉耻不明，故士行不立；士行不立，故客轻去其乡，而主者轻用其法。使廉耻明，则人不倍本行，不求外势，不昧公道以结私惠。则四民有常，即盗贼何自起？斯治乱攸系，可无辨。”

或谓游客者，文之尔。通称为秋风，言所至凋落；或为抽丰，言分乃羡溢也。吴旧守陈公默庵，有谢客榜。辞云：“我丰，任尔抽。今丰安在？毋落客事。”一时播笑，回车去。是知源清流清，源浊流浊，大致弗爽。然则学士大夫，禁足一室，音问不越郊圻，绝物奈何？曰：“孔子亦云朋自远来，即文章推史迁，未尝不历九州，阅险易，第义利断断，则不家食吉矣。”[9]

在这篇长文中，张采首先描绘了士人与有司交际的各种丑恶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而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应该各安其分。而一些士人披着儒衣冠，袭商术，劫民财，夺官政，使地方政治日益败坏。这类士人即为游客，四处打秋风。要杜绝这种打抽丰的士人，必须使地方长官立身谨慎，执法严明，行仁义，明廉耻，则士行立，民安定，天下大治。张采在《题钱侯誓辞后》与《钱侯荣升序》两文中，就盛赞了太仓知州钱肃乐拒谢游客的高风亮节。至弘光朝，张采的《在礼言礼疏》再次指出士人“廉耻道丧，嚣薄日滋”，以至于“北边贼至，皆生员先率趋迎。及先帝既崩，臣乡处处鼎沸，皆生员先率唱乱”，而败坏士习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窃附高流者，专经未通，辄板行所肆课，号曰名士”；二是“平日挟持长吏，横议是恣，复干要人牍，往来他郡邑，号曰游客”[10]。可见，生员士子们不安本分一心读书，而以游客为业，已成为明末社会的痼疾，以至于明亡之际，首降者即腰膝疲软的生员士子们。直到晚清，这类打秋风的士习仍然盛行于世。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描绘了此类人物与现象，除《老残游记》中的“游客”老残为人正直高洁以外，其他出现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中的游客皆为张采所指的一类人，四处请媚，打秋风。

面对软靡的世风与士风，某些清醒的士人决心振衰俗，返淳古，彰举忠孝节义，扶正人心。张溥在《正风俗议》一文首先指出当今士人缺乏节操，“风俗之不古也，士子为甚。逆珰之乱，献谄造祠者倡于松江；奴酋之横，开城乞降者见于永平。于是天下争言士子之变，沦胥已极，几甚于尧时之洪水、周初之猛兽”，然后指出现存种种不良的风俗，如衣着穿戴僭越礼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者衣食无着而富者奢侈浪费。但令人心忧的并非这些风俗，而是“人心”,“今日之人心，莫患乎讳道学之名而指六经为迂阔，不乐闻封疆之急而幸目前为苟安”，世人学无根柢，心无忠义，必须“示以风厉之权而明其赏罚之道”[11]，从而使他们明了自己有责任于国家的兴亡，奋勇杀敌，收复失地。

软靡的士风伴随着学风的鄙陋。当时的士人乐于便易，游谈无根，或剽窃前人，或取径低下，学风空疏颓弊，文风鄙俚浅俗。张溥在《答周勒卣书》中指出：“当今经业堙颓，士鲜实学。世所号为魁然者，咸取径时体，掇其不伦之辞，自名诡特。”[12]有识之士倡导经史之学来振兴古学，提出文章应以六经为根本。据《复社纪事》载：“（崇祯元年）先生（指张溥）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叹息曰：‘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以表章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倖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鲁、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13]价值观相近的士人们纷纷靠拢，结社会文，试图以文章为工具，挽回世道人心。如以吴应箕、徐鸣时为首的匡社，合七郡十三子之文行于世，社名“匡”，即有“匡正时俗”之意；后来周钟主盟的应社，即取“同声相应”之意；张溥为首的复社，取“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意；而陈子龙等人的几社，取“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14]。由此可见，明末纷纷涌现的各种文社，它们的成立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对当时的世俗、士习、学风和文风有所匡扶。而相同的目标与相似的主张，使他们能够走到一起，相互砥砺，携手共进。

三 文人结社与八股取士

复社的兴起与明人结社风气的浓厚密切相关。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一书中分析了文人结社的来龙去脉。他首先考察了社的来历，最早与祭祀、礼法有关，大夫以下满百家就可以成社；后来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当中也出现社，如民间团体弓箭社、锄社等，它们的成立是出于通力合作，相互协助。而上流社会人士出于共同的志趣或信仰，也纷纷结社，如栾公社、白社、香山社、白莲社、耆英社等，杜登春指出这类社事“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进而指出“明季诸公，本是名以立文章之帜，建声教之坛，其亦取诸治田者之能力合作、守望相助已尔，取诸香山耆英之不论贵贱、不拘等夷、同事于笔墨讨论之间已尔”[15]。他认为明末文人立坛结社，是希望能够相互协作、平等交流、相互切磋。

明代社事最为繁兴。文人结社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成员、地点、社约相对固定的，如武林读书社、中州雪园六子社等。试看侯方域的《雪园六子社序》:“吾向者雪园之君子，有若吴子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刘子伯愚，尝与吾二三子为之；其从而为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16]结社目的鲜明，人员基本确定，活动多是在同一个地方定期举行，内容也有所规定。有时间短暂、成员不定、组织较为松散的，这一类的社往往是士子们在金陵、京师两地应试时所结，如崇祯元年，艾南英在金陵与刘斯陛、甘元鼎、王徽、沈寿民、沈士柱、周铨等人所结的偶社，“皆邂逅倾盖，定交杵臼之间”[17]。再如艾南英在《国门广因社序》中记述：“戊辰春，会稽徐介眉、蕲州顾重光、宜兴吴圣邻纠合四方之士聚辇下者订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为礼部第一人。庚午、辛未之试，旧社皆集，乃复寻盟而增之为广因社，于是中礼部试者复六人。而予罢归，过济上，则圣邻行馆寓焉。”[18]

社之得名，或取诸社之宗旨，如应社；或因之所在地，如万时华在《沈昆铜瑞芝亭近艺序》写沈士柱、舒宏绪与自己三个人在瑞芝亭读书，取是亭以名其社；[19]或缘于形式，如随社，艾南英的《随社序》:“麻城王屺生自黄州入南昌，上广信至临川，梓其征途所录名曰《随社》。”[20]王屺生将沿途所得文章结集名为随社，应该包括了自己与别人的文章，作者相距数千里之遥，形式自由随意。

明人结社不仅为了诗酒唱和、消遣娱乐，而且有着匡扶世风的现实目的，如侯峒曾《持声社序》中认为社“盖将以企望德义，奖化风俗，非为艺文设也”[21]。但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文会友，在谈艺论道中提高文章的创作技巧，如贺贻孙在《藜社制艺序》中描述了文人创作时的状态及与友人切磋的情景：“夫文亦有砥砺焉，当其收视反听，专志凝神，经营惨淡，四顾踌躇，恍然跃然，深自许也。业自许矣，忽跂而望，曰：‘吾友其许我乎？业许我矣。能无今是而古非，共是而独非乎？业无之而不许我矣，则是我友果不我欺也。’我果无负于我友也，犹且展转低徊，或歌或笑，或嘿或语，或千里而命驾，或睹面而犯颜，或送一难而终日动色，或争一鲜而终身衡决。谓夫琴瑟之专一不若丝竹之殊调也，有心者之同不如无心者之不同也。其不同者乃所以为同也，岂区区呼号侪类以为同也欤哉？”[22]从中我们可以想象朋友之间相互砥砺文章的乐趣。

自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以制义取士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士人间的接触、交往越发频繁，谈论八股技艺渐渐成为士人社事的中心话题。据《复社纪略》记载：“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23]由此可见，八股文社的出现源于科举制度的刺激与影响。万历末年以后，各地以揣摩经义、应付科考为目的的文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罗万藻在《鉴湖社序》说：“国朝以经义取士二百余年，太平之治，皆由此出。而士以草莽之器，一旦谟议庙廊、垂勋竹帛者，当其俯首制艺时，才猷德器所磨炼，以入用之途，惟此为最细。故八股之制代相崇重，而海内名社，各从其方以起，二十年间，亦文字号称极盛之日矣。”[24]甚至将主要精力放在经世之学与诗文创作的几社诸子，也不得不为了科考开展课艺活动，《社事始末》载：杜麟征对夏允彝说：“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遂敦请文会。

八股取士的科考制度对文社的发展影响极大。有关八股技法的讨论成为文社的中心话题，社员平时的读书、练习也多数为了科考而准备。文社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成员的社艺结集成册，刊刻于世，这些社稿的流传，有助于扩大文社的名气与影响，张大声气，吸引更多有才学的士人加入。《复社纪略》卷一载：以吴应箕、徐鸣时为首的匡社文章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指周钟）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一方面，有名的选家挑选某场某房士子的应试文字刊刻成集，这些房稿的发行对于提高个人声誉及文社的名声极有用处；另一方面，选家本人或其弟子、同社社员等在科考中胜出，也有助于其制义文字及选本的流传。《复社纪事》载：“四年辛未，伟业举礼部第一，先生（指张溥）选庶吉士，天下争传其文。”[25]庚午、辛未，张溥、吴伟业师徒连举成进士，还有多个复社人士中榜，复社声气更广，人人争入社，而张溥所选的《表经》脍炙人口，盛传天下。文社领袖对于弟子或社员的极力推荐，使他们的名声扩大、文章流传，有利于应试时引起考官注意，中试机会更大。《复社纪略》卷二中记载了张溥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均通过各种方式推荐社中士子中试，使复社成员队伍更加壮大，遍布大江南北的浙、苏、皖、豫、闽、鄂、陕、鲁、黔、晋、粤等十余个省份。

影响事物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总是多方面的。复社的兴起与当时政治的局面、吴中人士与中央政治的关系、当地抗倭的风俗及群众运动的勃兴、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繁荣、书坊书肆的发达、书院讲会的影响、学术文化的普及、吴中独特的文化、明代的复古思潮等都有着密切关系，当然，还离不开人的因素，具有各种才干的士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社团组织得以形成与迅速发展，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上述三方面的原因。

（原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