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一
焦虑体验，人类有史以来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作品经常表现的对象和情绪。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恰如史修永博士所列举的陌生感、孤独感、无意义感、无家可归感、负罪感、恐惧感、身份危机感、死亡感、冲突感、排斥感、自卑感，等等，在各种现代艺术中得到充分、多样的表现，甚或成了某种时髦的艺术风尚，从而有别于以中正、和谐、静穆为表征的传统艺术精神。修永博士的论著便是以此为题，可谓正中现代社会与现代艺术的关节，其学理性与现实性不言而喻。
修永博士对焦虑体验的美学研究有多重意义，我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其学理性和现实性，在于此乃当下文学理论研究需要特别反思、改进的两个方面。“学理性”有赖于学术史的长期积累，没有充分的学术史积累很难侈谈学理性，最多是一种感性的、经验性的表达，或者是海阔天空式的高头讲章。这类模样的所谓“学术”，多假非学术之威在学界颐指气使，甚或能够招徕很多跟屁虫前来捧场。修永博士将自己所研究的“焦虑体验”定位在启蒙运动之后，主要是20世纪之后，对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展开了细致、深刻地梳理，资料丰富，条理清晰，评价适当，从而为自己“接着说”设定了学术史前提。此类做法对于人文学术具有普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学术不可能游离它的历史，这是其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此而言，游离于学术史之外的人文研究很难具有学理性，不能呼应学术史的研究当然也就很难影响学术史，只能是自说自话而已。反观修永博士对焦虑体验的美学研究，显然是走在了正路上。
“现实性”即人文学术的现实关怀，并非与现实世界的一一对应，这也应当是人文研究必需的品格。即便韦勒克等极力倡导文学形式研究的学者，也没有否认过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以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为例，即作家作品的文献考订之类，如果这些作家作品已被广大受众长期遗忘，还有什么必要就此费工劳神、搅动历史的积尘重新张扬呢？反观当下某些所谓的国故整理，拉大旗作虎皮者有之，名为学术公器实为一己之私者有之，盖表征为缺乏现实的人文关怀，假借“承续传统”之风而已。人文学术缺乏人文关怀，与行尸走肉无异；打着学术旗号搅动历史的积尘，更是制造学术垃圾的罪人，为恶劣的学术生态火上浇油。总之，修永对现代焦虑体验的美学研究，在学理性与现实性兼具的点位上确立了自己的品格，应予肯定。
几年前，我曾应约在《中国研究生·学科导学》上说过这样的话：“王国维所谓‘学无古今中西’对于文艺学而言再适合不过了。这并不是说文艺学是一个大杂烩，而是说它是以‘理论’为研究对象，古今中西的文学史只是它的材料。”修永博士的这部焦虑体验的美学研究就是如此，可谓与我的上述表达一脉相承。在他的这部学术论著中，我似乎看到了南京大学的基因，以至于使我的阅读过程愉快而欣慰。具体说来，尽管这一选题本身主要源自西学，但在论著开篇，修永就明确了焦虑体验的普遍性。于是，焦虑体验的中国问题也就成了修永研究中的应有之义，并且设有专章展开讨论，在中西对比中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由此联想到新时期文艺学的知识结构，可谓“西风压倒东风”，西学新潮始终处于压倒优势，以至于有人惊呼我们“失语”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需要增加一些“中国料”呢？是否意味着摒弃现代话语而改用“之乎者也”呢？显然是绝无可能的妄想。在我们看来，文艺学之“学无古今中西”，最重要的在于它以理论问题为对象，不像文学史研究那样必须定位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换言之，文艺学的“古今中西”，并非其中哪一方面的资源或多或少的问题。中国现代学术史已经证明，“学无古今中西”是一条光明大道，也应当是修永博士及其同辈这一代学人的光明大道。就此而言，新时期以来关于“古今中西”的争论都是无谓的、毫无价值的，因为早在100年前王国维就对这一问题有了定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在“古今中西”问题上喋喋不休，而是做出令人信服的东西来，将其打造成“学无古今中西”的例证。
修永2004年入南京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朴实、勤勉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没想到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却非常前卫、前沿，出乎我的意料。该论著就是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十来年的精心打磨、充实，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模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的博士论文中，此前已有过类似或相近的选题，修永能够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拓并能出新，说明他在学术上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并勇于挑战、勇于攻坚。看来，“朴实、勤勉”并非修永的全部，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勇于挑战也是他的特点。
修永博士毕业后已有了很好的发展，愿他继续前行，就像他研究焦虑体验而自己并不焦虑那样，从容地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尽管当下学术体制并不能提供一个使人不焦虑的理由，但是以我对修永的了解，相信他具有从容行事的定力。从容而不焦虑，才使做学问成为可能，更是做出真学问、好学问之可能。
愿与修永共勉。
权为序。
赵宪章
2017年 冬
于南京草场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