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暨研究对象

一 民国时期的甘肃

民国初期的甘肃所辖地域非常广阔，宁夏、青海尚未建省，宁夏道、西宁道均隶属甘肃省治下。时人慕寿祺对甘肃幅员太广所致社会问题有精辟的论述：

甘肃省财政之困难，盖缘于幅员寥廓，三面与蒙番接壤，土旷人稀，种类繁杂。人少则用物亦少，商业不能开通；种类杂则营业习惯趋向各殊，不能就我范围；且多迷信宗教，生息不繁，故精华不聚，事事与内地不同。所以直接间接之税来源均不旺也，而民情犷悍，伏莽滋深，抱怨寻仇，无事思乱，兼以重山复水，纵横绵亘相隔皆数千里，航轨不通，防军星罗棋布……

甘肃形势南北长东西窄，形如鹿首，东北宁夏距省城一千一百四十里（宁夏属之灵州在府东南九十里，其东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接界。平罗县在府北一百三十里，其西北与内蒙古阿拉善额鲁特旗接界）。西北肃州距省城一千四百六十里（肃州至嘉峪关九十里）。安肃道所属之安西州在肃州之西六百八十里，距省城二千一百四十里，形如鹿之两角。正南阶州距省城一千一百五十里，其所属之文县在阶州东南二百里，形如鹿之唇吻。就全省形势论，其东北西北界连蒙古，其西其南界连羌番，仅东南一隅秦州所属之各县与四川广元，陕西凤翔、汉中所属接界。正东泾川所属与陕西邠州所属之长武等县接界。庆阳府所属与陕西之延安、鄜州接界。又自嘉峪关外敦煌县境以南起迤逦而东，接连肃州甘州凉州之南境，平番之西境，皆接番地。肃州之南有祁连山，甘州之南有阏支山，凉州之南有八宝山。毗连三府州境南与西宁之大通接壤，其山内东西四五千里，若野马川、野牛沟、八宝山皆番族游牧奸回藏匿盗贼出没之地。南自北大通起沿湟水迤逦东南抵积石山接连青海迤东之湟源县，为通西藏要道，由湟源西南行至西藏七十余站约五千余里，其中尽属番族盘踞之地。由青海东南之贵德县沿黄河迤逦而东至循化县，复折而南抵西倾山东之临潭县，逾洮河而抵洮州东北之岷县，顺岷江而东南抵阶州所属之西固县。复由西固而至阶州，由阶州正南而至文县，逾摩天岭与四川之龙安松潘接界。自贵德循化而南至洮岷阶文以西南北三千余里皆接番境。就大势而论，俄在西北英在西南，就近边而论，蒙自西北而延及东北，羌自西北而延及正南。就附近而论，西宁所属之循化巴戎等县及乐都县属之密拉三沟尤为撒拉尔回子劫掠藏奸渊薮。就肘腋之间而论，则河州距省城仅二百里，固原县毗连之海原县在固原西北二百一十里，化平川在平凉之西南九十里皆回民麇聚之地，是敌居境外，患在腹心。就现在情形而论，应以固河湟三处为症块所结，最当注意之地。自回匪平定以后至今河州之城防，其官兵皆常年驻扎城上，河州迤南之和政县与岷县接壤，土匪时出没于其间，关系之紧要亦可想而知矣。[1]

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五三次会议决定设立青海省，十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五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宁夏省，自此甘肃省分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从1929年1月1日起，三省按照划定区域各自行使管理权，现代甘肃省的格局形成。甘肃分省与1928年马仲英掀起的“河州事变”息息相关，这次事变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矛盾背景。河州事变的发生，祸及甘、青、宁、新四省，人员伤亡惨重，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重新对这一地区进行管理与整合，日益变得紧迫。甘肃省和原西宁地区、原宁夏地区在地理、历史、民族等方面都各有其特点，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开发，有很大的困难。冯玉祥早在专任西北边防督办之初，即有在西北划分省区的设想，冯氏欲借建省之机，由中央任命省政府主席等官员的办法，将国民军的势力合法地渗透进去。[2]

1928年，划甘肃西宁道属之西宁、大通、乐都、循化、贵德、巴燕、湟源7县，另建青海省；同时划甘肃宁夏道属之定夏、宁朔、灵武、盐池、平罗、中卫、金积、豫旺（原镇戎县，今原州区）8县和宁夏护军使所辖的阿拉善额鲁特、额济纳土尔扈特二部，成立宁夏省。文中所论及的甘肃，以1929年为界，在地理范围上以其行政区划为准。

民国时期，各派势力先后主政甘肃。辛亥革命爆发时，陕甘总督长庚是西北地区的最高地方长官，在他的压制之下，甘肃政局直到宣统帝退位一个月后才发生较大变化。1912年3月11日，秦州临时军政府成立，正式在甘肃大地举起共和旗帜。1912年3月20日，赵惟熙正式就任总督，次年又兼任民政长。赵惟熙正式就任总督后，在临时省议会的咨请下，颁布了一批法令，实行阳历，剪去发辫，禁止妇女缠足，废除都督的庞大仪仗队，废除对官员称老爷、大人等称谓。这些移风易俗的改革，同当时废龙旗、悬挂五色旗一样，成为甘肃由专制向共和过渡的标志。1913年11月，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陕甘筹边使，次年张广建被任命为甘肃总督兼民政长。张广建主政甘肃后，以段祺瑞推荐的三人掌握要害部门，又从其家乡安徽招募精壮1000余人，编成卫队3个营。他不仅以亲信控制军事要职，同时也以亲信控制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要职，省政府秘书长、政务厅长、警察厅长等人皆为他的亲信。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其直属武装分裂为皖、直、奉三系。1920年后，京畿及其附近几省，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为对抗掌握中央政权的军阀，“地方自治”的风潮遍及全国。1920年12月，甘肃旅沪同乡会通电甘肃各机关、团体，主张“甘人治甘”，实行“自治”。马麒、马璘等地方实力派人物等倡言拥护马福祥为甘督，最终于1921年6月，陆洪涛正式就任甘肃督军。在陆洪涛督甘期间，政治上的特征是省政权削弱，多数镇守使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割据状态。到1925年3月，陆洪涛中风瘫痪，八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兼甘肃督办。1930年4月到1931年11月，甘肃出现权力真空，各派系军阀争夺甘肃。1931年年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在甘肃统治确立后，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邵力子上任之后，大力提倡禁鸦片烟，又强调“军民分治”，试图解决甘肃严重的地方割据问题，但成效并不显著。1933年，邵力子以地方割据、派系斗争、财政困难等问题自己无力解决为由，离开兰州到南京。同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鉴于邵力子孤身一人来兰，国民党政令无法推行的教训，朱绍良就任时，随即调来胡宗南第一师第五团杨德亮部，另调一宪兵营驻兰州。朱绍良在甘的主要措施是统一军政，他注意与各地军队首领联络私人感情，对各县县长先经协商，由省政府委派。朱绍良在内政方面开始编组保甲、清查户口、办理警务工作。1937年，贺耀祖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代省主席。贺耀祖在甘肃的任职仅半年多，但这是国民党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贺耀祖主持成立了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在他主政期间，是甘肃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1937年12月，朱绍良再次任职甘肃省政府主席，他的“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治甘方针，并未成为现实，他主政时期甘肃不仅在政治上出现了倒退，而且还出现了局部的动乱。1940年，谷正伦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在他主政期间，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体制贯彻到了甘肃的各个基层社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甘肃境内的党政军机构进行了改组，并于1945年8月至9月，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匆匆走完了“民选”代表、议员的过场。

当时，一般民众对西北地区的了解十分有限，尤其“‘胡天八月即飞雪’‘塞外秋风寒’‘腥膻之乡’‘不毛之地’诸歌咏，皆易养成人民视边疆为畏途”[3]。而当时民众要来所谓的边疆地区，殊为不易，按照民国二十年内政部公布的办法，无论个人或团体，均应向该部领取考察护照。其具体规定如下：（1）凡本国人考察边境（暂以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西康、云南、广西为范围），无论个人或团体，须依式填具考察申请书三份，连同二寸半身相片四张，送请所在地方政府，转请内部审查。（2）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或教授，申请考察时，得由所在学校校长，直接送内部办理。（3）审查如有疑义，得令来部面询，路远者由地方政府，传询呈复。（4）审查呈准，即由内部颁给考察护照暨报告表式，并咨行铁道部，发给乘车半价证。（5）内部发给考察护照后，应即咨行边境考察区域行政长官，转饬所属保护，并协助之。（6）考察者到达边境时，应报告当地官署，呈验护照，并报告内部查核；如在考察中，欲延展考察区域或期限时，应另呈请边地最高官署核准，同时亦应呈报内部。（7）考察完竣，应将考察情形、考察意见，呈送内部审核，认为确有特殊成绩者，得呈请奖励。[4]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巩固西北的陆防，利用西北地区地域辽阔、丰富的战略资源实施纵深防御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主张。但是在开发西北政策感召下，来西北工作的东南人士，素质却是良莠不齐，“挟策而往者，途辙为塞，西兰道上，冠盖如云，会垣传舍，咸告客满。此中佼佼者，固不乏其人。其他或则以甘肃为化外区域，文化低落，民智不开，心存好奇，意图观光；或则惑于西北宝藏之富，认为到处金窟，俯拾即是，冀求事半功倍，不劳而获”[5]。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甘肃由于受到地理区位的限制，趋于保守，国家层面上的变革对该地区社会深层结构触动甚缓。1931年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主政甘肃以后，国家权力加大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但是终民国之世，国家对基层社会始终未能实现严密的控制，制度的建设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