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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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中,几乎找不到与西方的“审美静观”说这样有着明确的理论规定性相一致的论述,但却存在着许多与之相近的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有着与西方的“审美静观”说不同的哲学背景与文化传统背景,但与西方的有关论述相参照,却能够给我们以非常丰富的或深刻的启示。

《老子》中提出了“涤除玄鉴”的命题,对中国美学思想中关于审美心胸、审美态度的观念有着重大的影响。《老子》十章云:“涤除玄鉴,能无疵乎?”[28]“玄鉴”,通行本作“览”,陈鼓应先生据帛书乙本及高亨先生之说改。[29]“玄”形容人心的深邃灵妙。“玄鉴”,比喻心灵深处明澈如镜。高亨先生释云:“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30]所谓“涤除”,即清除内心的杂念与世俗妄见。陈鼓应先生阐释说:“‘涤除玄鉴’,即是洗清杂念,摒除妄见,而返自内心的本明。”[31]以笔者的理解,“涤除玄鉴”,是要求主体有一个摒除各种欲念的空明澄静的心灵,这当然也就可以看作是“无利害”的。“玄鉴”把心灵比喻为幽深的镜子,那么,应该是对象化的,也就是要有观照的对象。但老子显然不是以具体事物形象作为观照对象的,倒毋宁说是“返照内心的本明”。“玄鉴”而观的对象便是对“道”的观照。道是道家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它并非具体的事物却是万事万物的本根。《老子》十六章中的这样一段话可说是对“涤除玄鉴”的发挥。其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32]“致虚极,守静笃”的意思是与“涤除玄鉴”一样的,陈鼓应先生释云:“‘虚’、‘静’形容心境原本是空明宁静的状态,只因私欲的活动与外界的扰动,而使得心灵蔽塞不安,所以必须时时做‘致虚’、‘守静’的工夫,以恢复心灵的清明。”[33]虚静以观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复”。复即往复循环。这其实正是“道”的一个重要属性。道除了指万物之本根,还指事物运动之规律。老子说:“反者道之动。”[34]“反”也即“复”。庄子哲学中有明显的“静观”思想。首先,是《庄子》中提出的“心斋”和“坐忘”的命题,都是指主体内心世界的摒除欲念、空明虚静。《人间世》中借孔子与颜回的问答以论“心斋”:“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35]庄子说心斋即虚,这与老子的“涤除玄鉴”是非常相近的,都是指空明澄静的心灵状态,它排除了世俗的欲念与理性的概念活动。庄子这里进一步提出了对象化的问题。“虚而待物”是说心灵对事物的观照。至于“坐忘”,《庄子·大宗师》里还是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来说:“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6]徐复观先生认为“心斋”、“坐忘”即是一种审美观照,他说:“庄子的‘堕肢体’、‘离形’,实指的是摆脱由生理而来的欲望。‘黜聪明’、‘去知’,实指的是摆脱普通所谓的知识活动。二者同时摆脱,此即所谓‘虚’,所谓‘静’,所谓‘坐忘’。”[37]

庄子在《天道》篇中又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38]《德充符》篇中有“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39]之语,“一知”就是静一专注之知。《刻意》篇中说:“一而不变,静之至也。”[40]“一知”也即“静知”。徐复观先生认为:“所谓静知,是在没有被任何欲望扰动的精神状态下发生的孤立性的知觉。”[41]这与西方美学中的“静观”说是非常相似的。

老子、庄子的“虚静”说指的是主体内心世界的空静澄明,排除外物干扰,而非指外在感官的“观”,这一点是与西方的静观说有相当差异的。西方的“静观”说要求无利害的、排除欲念的,但又同时是以感官直接观照对象的。《周易·系辞传》提出的“观物取象”的命题,则更多地是侧重于感官的观照。《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2]此即“观物取象”的概括性论述,对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象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有不可低估的美学价值。《易》对世界的把握方式,从根本的一点来说,就是“象”。通过卦象,“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3]。把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予以象征性的表现。那么,这些“象”是如何得来的呢?是圣人“观物”的结果。仰观天象,俯观地文,从对宇宙天地物象的直接观察与感受中,提取出一些范型(即卦象)。这些范型既是对客体的观照模仿的产物,同时也是主体心灵创造的结果。“观”是易象产生的关键所在。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宗炳在其画论名著《画山水序》中提出的“澄怀味象”的命题,是最与西方的“审美静观”说精神相通的。他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44]宗炳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山水画家,这篇《画山水序》,也是中国画论史上最早的山水画论。“含道映物”与“澄怀味象”都是体验山水之美所必需的审美态度。尤其是“澄怀味象”,更是非常完整的美学命题。“澄怀”,是审美主体方面的条件,它要求主体在审美过程中,排除外物的纷扰,尤其是功利关系的炫惑,而保持虚静澄明的精神状态。“味象”明确提出了审美对象问题。“象”即是主体所面对的事物(山水)之表象,“味”本是“玩味”之意,但这里首先是对具体的对象之“象”的感性直击,也即观照。“澄怀”与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是同一种精神状态,但老、庄还主要是讲对天道的体验,虽可作美学角度的阐释,而就其本身而言,却是一种哲学主体论;宗炳的“澄怀味象”,则是对审美观照过程的完整而明晰的表述。它既规定了主体的非功利的虚静空澄明的形态,又指出了其对象的表象化特征。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从创作构思的角度相当深刻地论述了创作中的“静观”问题。《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这样一段话是为人所熟知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45]这段论述谈的是创作构思中的虚静心态。在“陶钧文思”的过程中,排除杂念、“澡雪精神”是孕育审美意象的前提条件。而这种虚静的心胸也是有着观照的对象的,值得着意指出的是,这里“静观”的对象并非外在的事物形象,而是内在的审美意象。“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在中国美学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首创意义的命题。“独照”之意,应是专注精一的观照,它的对象不是外在事物的表象,而是内在于审美创造主体的意象。刘勰第一次在美学史上提出了“意象”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这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意象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刘勰对“静观”说的贡献,是为静观的主体提供了内视的对象。这也许正是中国的“静观”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在中国的“静观”说的发展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见。他在《送参寥师》一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去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苏轼此诗生动而诗意地阐发了“静观”的创造性价值。苏轼认为诗人“诗语妙”的前提是“空静”的审美心胸。“空静”是对“虚静”说的发展。这是以佛教哲学的“空”置换了道家的“虚”,却有着可以发抉的内蕴所在。“空”是佛教的基本概念之一,指的是万事万物的存在,但又指其为幻影。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46]苏轼将其纳入诗歌美学的轨道,使之有了不同以往的美学理论价值。静与动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大乘佛学便持这种观点。南北朝时期的著名佛学理论家僧肇在其佛学名著《肇论》中说:“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47]意谓动中含静。苏轼的“静故了群动”则是认为空静的心胸可以了然洞察纷纭变幻的万象。苏轼在其他文章中也表述了这种看法,如说:“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48]“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49]“空故纳万境”,是说心性虚空,正可纳涵万境。佛教认为虚空之体性广大,周遍于一切处。苏轼的“空静”说指出了空静的心灵具有更大的创造性意义,同时,也是有着对象化的性质的。空也好,静也好,都是为更好地洞照世间万象,创造出更丰富、更深微的意境。

近代著名学术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涉及“静观”的问题。他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概念:“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50]又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51]王国维认为“境界”是最高的审美标准,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所谓“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实很难有明确的疆界,“有我之境”是主体的主观情感因素更为浓烈、更为明显,而“无我之境”无非是主观的情感因素在作品意境中体现得较少、较淡而已。而在王国维看来,“无我之境”是“静观”的产物。“以物观物”意谓排除主体欲念而以淡泊之心胸以观物象,故王国维称为“静中得之”。王国维深受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影响,康德、叔本华都认为美在于事物的形式,坚持审美无利害的观点。审美静观,是康德、叔本华关于审美学说的基本观念。王国维认为美在形式,他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按:即康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52]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其实质无非是对事物表象的静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