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楚辞还原

屈原《楚辞》作为屈氏家族诗性思维之瑰宝，于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6）十一月以屈、景、昭三族充实关中，而由屈氏家族传播至关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由此书目可知，《离骚》《天问》《招魂》都是单篇别行，《哀郢》尚未纳入《九章》系统。

《哀郢》汇辑为《九章·哀郢》，是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其后刘向校书中秘而作《九叹》之时。刘向《九叹》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长嘘吸以于悒兮，涕横集而成行。”[2]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卷一六《九叹章句》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殚，尽也。言己忧愁不解，乃叹吟《离骚》之经以扬己志，尚未尽《九章》之篇，而愁思悲结也。犹，一作独）。长嘘吸以於悒兮（嘘吸、於悒，皆啼泣貌也。嘘，一作呼），涕横集而成行（言己吟叹《九章》未尽，自知言不见省用，故长嘘吸而啼，涕下交集，自闵伤也）。”[3]这意味着已经把《哀郢》等九篇纳入了《九章》系统。

屈原《楚辞》另一条传播线索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4]寿春是楚失郢都后，退保于陈，其后再迁都之地。作为文学侍从之臣的宋玉、唐勒、景差也迁至寿春，使寿春成为保存屈原《楚辞》的基地。这就构成了屈原《楚辞》北传的关中一线和南传的寿春一线。

这些传播的《楚辞》简帛，所用是楚文字。有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言：战国之世“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因而将楚国文字隶定为汉代通行文字，加上关中、寿春南北异轨，出现传闻异辞就在所难免。在文献具备之际，汉、宋二代出现《楚辞》研究热潮，汉学重文物制度，以王逸为代表，多从儒学角度释读《楚辞》，有利于《楚辞》厕身于主流意识形态而传播不衰。宋学重义理，着力揭示巫风诗趣与史官文化之渗透，以朱熹为代表，推进《楚辞》意义之解魅。迨至20世纪下半叶，大量战国秦汉楚墓出土诸多儒、道简帛，遂使人们换一副眼光打量《楚辞》，开始了“在楚言楚”之本位研究，《楚辞》许多秘密得以大白于天下，包括许多独具风神之文本特质、巫风诗性思维与史官理性思维之互渗，以及思想文化之深度对话，均得以大白于天下。此乃思想文化史上一大快事也！

[1]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3页。

[2]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0页。

[3] 同上。

[4]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