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闫宁的著作《民俗学视域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就要出版了，她与我联系说，希望我能够抽时间为这部论著写篇序言。我也借此机会，重新认真阅读了这部凝聚着我们师生共同心血的学术著作，进而进一步思考著作中提出的若干颇有新意的问题，并形成一些新的体会和收获。

闫宁的这部著作是在她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她的博士论文试图以民俗学理论为基础努力构建一个较为广阔多维的视域广场，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取向之间的关系予以认真、系统的考察。作者试图突破种种已有观念束缚，努力改变以往研究对民俗文化或褒或贬的简单化研究思维，注重挖掘鲁迅的复杂文化身份，指出鲁迅既是一个同情民众的封建文化叛逆者，也是一个对民间和世俗生活具有浓郁知识情趣的文人，更是一个具有强烈思想启蒙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切使他在关注民俗文化时具有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在对民俗文化进行具体分析时能够采取较为辩证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努力超越这一课题以往存在的鲁迅一己个人研究的局限，将民俗文化和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与启蒙思潮、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等连接起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进行整体审视和研究，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努力发掘出民俗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建设中富有启示意义的精神资源，这些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另外，论著还着眼现实，立足当代，试图较为密切地联系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语境，努力推动鲁迅文化传播和研究的平民化，将鲁迅的珍贵思想作为中国文化转型和国民精神塑造的重要资源，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再次阅读论著，读着那些熟悉的文字和论述，我不禁回想起作者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岁月，想起我们共同的学术兴趣和追求，想起课堂内外对诸多问题的共同探讨，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博士阶段的学习对一位年轻学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鲁迅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显学，对鲁迅本人及其文学世界的研究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一维。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一种重要变化，那就是以“活的鲁迅”“人间鲁迅”为标志的新思路、新方法的出现和强化，为鲁迅研究的回归、提升和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打开了重要的出口。鲁迅研究逐渐摆脱“说者被说”的盲目状态，注重在“说者自说”“同时代人说”和客观史料收集中展现“人间鲁迅”“学术鲁迅”“士大夫鲁迅”“大众鲁迅”等多面立体化的鲁迅。但长期的思维惯性和心理定式使鲁迅研究领域依然普遍存在两种姿态：仰视和俯视。两种姿态的研究者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在研究的原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将鲁迅看作类的符号而非独立的人。这种研究者和对象间不平等的研究心理，往往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主观遮蔽性，包括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鲁迅是谁？”这是任何鲁迅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本源性问题。大多数研究者往往从政治、文化、符号等层面高屋建瓴地去解读鲁迅，却忽略了他最本质的属性首先是人。一切研究都应该在这个平等的命题中展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鲁迅之间需要的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穿越历史和空间的精神对话。

在闫宁的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贵的尝试和探寻，即以“平视”的角度与鲁迅本人及其文学世界对话，从具象、感性的民俗事项入手，走入鲁迅文学世界，并试图努力走近鲁迅本人。著作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俗事项的趣味探讨中串联起鲁迅个人的一生：出生、求学、结婚、恋爱、亲情、书写，在大量资料的编排组合中展现鲁迅对文化改革、妇女解放、理想人格建构等方面的思考和卓见。著作中某些章节这种试图对话、沟通的真诚尤为明显，比如在第四章中以女性独有的兴趣点串联解读鲁迅独特的情爱心理和鲁迅小说里的女性形象，显现了研究者主体有节制地介入，试图与历史鲁迅及其构建的文学世界对话，但又不惊扰历史的客观性和研究对象的自主性。整个研究过程问题由趣味而起，逻辑推理却以资料充实连缀，结论别有风趣而不失理性。作者有意识的对话努力，使这部著作展现了一个有趣而又有点蛮性的人间鲁迅形象，“横眉冷对千夫指”固然有，而更多是“怜子如何不丈夫”的个人情怀。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鲁迅是谁”这一重要课题上，闫宁的尝试肯定不会是最准确、最大众化的定义，甚至也不是众多画像中最深刻的鲁迅，但确实是一个温暖而鲜活的鲁迅，一个有意思、有境界并且特色鲜明的鲁迅。她以对话人的视角向我们展示的鲁迅，既有孩童的天真，又有老者的睿智，有趣而可爱。这种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努力过渡的鲁迅研究思路，拓展了研究者的私人视角和研究对象私人形象的丰富内涵，为鲁迅研究的学术生态化发展进行了一种有益的探索，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统观鲁迅的一生及其创作，我们发现，民俗文化几乎贯穿了他生命和文化生涯的始终。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鲁迅文化品格和知识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要研究鲁迅，就不能避开对鲁迅与民俗文化这一问题的审视和思考，而且这种审视和思考还不能仅仅局限于鲁迅的历史时空下，更应该延伸到当下的历史空间里。除了寻求在平等的私人对话中探讨鲁迅、还原鲁迅，闫宁的著作还努力关注当下鲁迅与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通过对绍兴鲁迅文化产业发展的梳理将鲁迅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文化开发和名人资源利用等文化热点结合起来。一方面从全球化语境下发展国家软实力的角度出发，总结在建设新文化之时，鲁迅对民俗文化分辨、批判和承继基础上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启示；另一方面，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从学术研究到文化产业开发的鲁迅文化传播全面透视，指出当前鲁迅学术研究的“过度阐释”“无处阐释”的发展瓶颈和鲁迅文化产业的“过度开发”问题，并试图探求某种解决的途径和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敢于探讨新问题，关注文化热点，并将鲁迅研究的视域延伸到当下，勇气可嘉。但因为本课题涉及的是新问题、新视角，作者的理论支撑和投入尚显薄弱，研究可供借鉴的已有成果较少，在文献和资料收集上也存在一定难度，这就造成了论著的种种局限和不足。另外，在“鲁迅与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启示”研究上，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浅尝辄止，深入探讨远远不够。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以上种种不足是缺点，是遗憾，也是一种富有意味的挑战和新的希望。在与闫宁的交往和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到她是一位努力、热情和真诚的学生，具有坚定的学术目标和执着的学术追求，这部著作是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希望她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扎实坚定地走下去，并对她的学术未来充满了深深的期待。

郑春

201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