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系年》看早期史学的纪年方式

细绎《系年》，有两大要素最为凸显：一是历史时间；二是事件。整理者看到了前者在文本中的核心地位，于是，将其视作编年体史书。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系年》以事件为脉络。”[31]有鉴于此，考察《系年》所处时代的史事编纂及事件意义，更成为了论题的关键。而这两大要素，也正是《系年》属于编年体还是纪事本末体的依据及争论焦点所在。笔者以为，在《系年》中，“事”与“时”虽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但“事”的意义大于“时”，总的来说，《系年》是围绕着事件而展开的历史文本，时间只是说明事件的关键元素，在文本中是第二性的。所以，《系年》虽基本上按照年份先后编排史事，但这些年份并不齐全，存有大量的时间缺环，有时为了事件叙述的需要，还一度打破时间顺序。[32]

杜维运指出：“史学家最初注意的是事件，而不是时间与地点。”[33]由本论题出发，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解读，就可以发现，在早期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事件的意义优于时间，“事”，是历史书写的核心关键词。所以，在中国早期史学中，“史”与“事”之间，而不是与“时”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联。《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直至魏晋之前，中国人论及史学时，大都以“事”为基本内核。例如，对于具有编年性质的《春秋》经，《孟子·离娄上》在明确“其文则史”，使用史书体例以著经时，[34]首先讨论的就是“事”，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非如后世首重时间维度。又如，《史记》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但司马迁在论及作意时，却说：“述故事，思来者”，[35]“事”的意义极为显然。要之，“事”在早期历史书写中占据核心地位，是史学的最初生发点。当然，任何“事”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发生与完成的，就早期史学而言，时间的记载往往附之于事件之下，而且时间越清晰，史学意味越浓厚。从特定视角来看，各种相关事件只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续，才能展现出历史的脉路，即梁启超所谓的“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36]。就这个意义上来看，事件构成了历史，但有时间的记事才开创了史学。

习文史者皆知，要追溯古代中国的记事传统，可一直上溯到甲骨文、金文时代。它们开始脱离远古的传说，直接记载当下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史学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关联。杜维运说：“殷代卜辞、周代彝铭已现出史书的雏形，记事的历史最早出现，大异于希腊先出现史诗，也变成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37]不仅如此，卜辞与彝铭中一般都有着明确的时间记载，这样的维度，尤其是年份的出现，为此后早期编年史的创生，打下了最初的文本基础。[38]当然，甲、金文中所记之事在时间点上一般都是孤立的，不存在连续性，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只能是纪年，而不是编年。就这一问题，有学者论道：

“纪年”与“编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纪年，仅记某王年发生某事，虽有年月，却是孤立记事，如青铜器中的“标准器”，而编年，则是将孤立的“纪年”连贯起来，按年进行编纂。[39]

由此严格说来，《系年》中出现的也只是纪年简，而不是编年。当然，由于《系年》在时间点上晚于《春秋》经，那时无论如何都已有了编年体。《系年》不用“编年”，而只有“纪年”简，主要原因在于史事编纂的需要，而非其他。具体说来，《系年》所载之事在年份上不相邻，不适合用编年史体。总之，综合各方面考量，《系年》应不属于编年体范畴。但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由此忽视《系年》文本中所呈现的年代意义。不仅不能忽视，恰恰相反的是，由于大量纪年简的存在，为揭示早期中国历史书写中的时间维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和平台。下面，就以《系年》文本为切入点，具体讨论早期史学中的纪年方式问题。

（一）“不载日月”

一般来说，史学中的规范纪年方式为年、月、日俱全。秦汉以下，二十四史等史籍大致都是如此。这种规范在《春秋》经中已然出现，并为后世所遵从，杜预在《〈春秋〉序》中概括为：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不仅如此，杜预在对《竹书纪年》进行考察后，认为它也与《春秋》体例一致，属于“编年相次”，进而推论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国史策书之常。”[40]然而，如果仔细考察早期史学，杜预所言并不严谨。不仅是《系年》材料，就是他所引以为援的《竹书纪年》，都可对其形成反证。质言之，那种在杜氏看来，年、月、日齐备的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纪年方式，并非“国史策书之常”。

如果对早期文本中的纪时方式进行简单溯源，可以发现，先是出现日，然后是有月有日，最后是有年月日或年月时日。所以，在早期甲骨文与金文中，仅有日或月日的出现；至殷商晚期，一方面，继续保持着日或月日的纪时方式；另一方面，在契文中出现了王年，但它置于文末，纪时方式成为了日、月、祀（年）相次。周初承接此风，但在穆、共之后，开始以王年、月序、月相、纪日干支为时间顺序，从此年月日的编排成为了一种完备而固定的纪时方式，[41]《春秋》经则沿用与发展了这一模式。需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孔子沿用史书原文并加以改造，所谓“因史文次《春秋》”[42]。西周中期以来至春秋时代的史书，应该都是与此同一范式。在这一时间段内，杜预所谓的“国史策书之常”，应该才可以成立。

但到了战国，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最关键的就是，史书类文本大多只署年，只有少数或关键地方才署月日。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曾说：“《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加之在与《秦记》有文本渊源的云梦秦简《编年纪》[43]中，也是有年份而少日月，遂使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这种“不载日月”的书写方式只是秦人的习惯，六国史书必是与《春秋》经一样，为年月日齐备的另一种风格。学者评说道：“与东方六国传统史书相较，这种史书形式无疑极为简略。”“秦人以《秦记》作为其国史的主要形式，而取代了记载月日事件详备的鲁《春秋》等史书，这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无疑是一种倒退。”[44]然而，非秦系统的《系年》一出，可以发现，就“不载日月”这一点来说，它比《编年纪》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再来反观《竹书纪年》，其实也多“不载日月”，只是以前未多加注意而已。总之，与《春秋》经年月日基本齐备不同的是，这些史书都“以事系年”，但却未必，或者少有“以事系日月”。

这种缺失是当时史官疏漏，或史学水平低所导致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当然承认，有些缺失是原本阙如，无法补足所致，而大多数的，应该是被编纂者所省略。如《系年》仅在第二十三章有日月的记载，其他二十二章都没有，照常理，原始史料中不可能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缺失。更为重要的是，《系年》中有些事件与《左传》重叠，如第九章见于《左传》文公六年，标示为“八月乙亥”之事。这就表明，事件的原始记录中载有日月，只是《系年》撰作者将它省略掉了。而不省略的，则应该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注意到，《系年》第二十三章为末章，全部文本以楚国的战事败亡为结束，在此记下相关月日，不可谓没有深意。《竹书纪年》与《编年纪》也是如此。《竹书纪年》所记日月，大多与灾异及重大事件有关。如《晋纪》中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狄人伐晋，周阳有白兔舞于市”；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华”，《魏纪》中惠王六年：“四月壬寅，徙都于大梁”；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于马陵”[45]。而《编年纪》中对于国之大事往往不载日月，而对于自己的家事，如生儿、出仕等详尽记录，如关于墓主人喜的出生，在昭王廿五年载道：“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而喜的一个孩子出生时，也记道：“（今）廿七年，八月乙亥廷食时，产穿耳。”[46]

总之，在战国时代，系年而不系日月，是当时主流的历史书写方式。这种“文略”，不是秦史的问题，而是当时的通例。就原始记录来说，秦及东方六国一样，都年、月、日齐备，没有不同。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二国的御史随记史事，其时间规则为“某年月日”[47]。尤为重要的是，秦奉行法家政治，各项事务的记载以严密而著称。在日常的管理中，尚且要“明书年月日时”[48]，在史书中何以会例外呢？所以，日月这样的时间点原本存在，它应该是在史书编纂的时候才被省略掉的。不仅秦如此，六国也一样。这一点在《史记》中也能看出端倪。战国时代的资料，除了秦，关于六国的记载，文例相似，也属于少日月的“文略”类型。就一般认识来说，会认为这是因秦焚书，六国史书已经绝迹的后果。并认为司马迁作战国史时，在史籍上只能依靠《秦记》，而不会有六国史籍。[49]但此种论断过于绝对。赵生群曾作有《〈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一文，以辨正此问题。[50]不仅如此，据阎鸿中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研究，发现在表中所载的有关项羽的二十余事中，许多重大事件，“《项羽本纪》等处一概未载时月”，他指出：“这当然不会都是太史公无意间漏略。”[51]站在本论题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这一情况说明，太史公极有可能受到了战国以来历史书写中“不载日月”的史风影响。

这样的系列事实，让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代，历史书写中呈现出一种由重视日月，到重年份、轻日月的发展轨迹。这种事实，与史学作品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相悖，但它却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是历史的某种必然。扩而言之，就重年份而言，它反映的是史学意识的逐渐成熟。具体说来，从纪时角度来看，由于日期或月日在不同年份中反复重现，它们在历史记录中是一种不确定“点”，这种“点”倘没有年份相配，后人就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定点”考察，也就无法展现出历史的脉路。而只有年份出现，因其唯一性，才能为事件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时间坐标。由前已知，中国早期史学重“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给这些事件标定出年份，才能在历史中获得“位置”，也才算真正具备了史学的意义。所以《周礼·春官·太史》载，太史的工作之一就是“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这虽然反映的是早期中国的朔政问题，但我们注意到，它对于早期史学具有意义的地方是：“正岁年以序事”，即特别强调“序事”中对年份的确认，对于记事强调统一的年份。

而对日月的轻视，或许在于：（1）西周后期以来，史官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历史大事在年岁问题上，由于人所共见，错讹相对要少，而在月、日这样具体的时间点上，则可能因某些原因失载。《史记·历书》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史记会注考证》引猪饲博彦曰：“言史官失月、日而不书也。”（2）春秋以来，宗周统一历法遭到破坏，各国各行其是，在月日的时间记载上可能互不相同，较为混乱。所以哪怕是《左传》这样较为严谨的著述，在叙史时也往往有月日的混乱。[52]我们注意到，《史记·三代世表》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特别提到的是“正时日月”，却没有“正年”，正说明，在孔子时代，“日月”这样的时间点常有错讹，而年份上则没有太大的歧异。

（二）介于谥号纪年和以事纪年之间

除了“不载日月”问题，《系年》的具体纪年方式也值得我们注意。

论及中国古代的纪年方式，一般人大概都会想到年号与干支纪年。但前者是在汉武帝之后才有，后者也是汉代才盛行，[53]就早期史学来说，这二者的研究意义都不大。有学者对楚国的纪年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三种纪年方式：一是序数纪年法；二是岁星纪年法；三是以事纪年法。[54]对于这一意见，笔者原则上赞同，但需要补充两点：一是这三种方式不仅适用于楚，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是纪年的通例；二是所谓序数纪年法，是以王或诸侯在位年数为序的纪年方法，笔者以为“序数纪年法”的提法不够贴切，而应改称王位或君位纪年法。由于第二种纪年法使用概率相对较低，下面就主要讨论王（君）位纪年法和以事纪年法。

《系年》是王（君）位纪年法还是以事纪年法呢？初看起来，毫无疑义就是前者。在早期中国，这种纪年法最为主流。《春秋》经用的就是这一方式，而“隹（惟）王×年”或“隹（惟）×年”在西周金文中，更是常见的句例。就君王名号来说，这种纪年又可分出两种：一是有谥号；二是无谥号。所谓谥号，乃是君王死后的称号，所以凡有此者，均作于或整理于君王过世之后。而无谥号，则是生前所记史料，一般写作“王（公）×年”或“×年”。《系年》属于前者。一般来说，史书中出现谥号纪年，以春秋战国之际为分水岭。杜勇将其称为“王号纪年”，并以《国语》《竹书纪年》出现这种格式为据，指出：“用王号纪年的著作均成书于战国时代。”[55]然而，都是以谥号称年，《系年》与同在战国成书的《国语》《竹书纪年》又微有不同。具体说来，《国语》等书是以“×王（公）×年”来表述时间，而《系年》则通篇未出现这样的句式，它的表达方式是：“×王（公）立×年。”这仅仅是一种细微可省略的差别，还是反映着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呢？笔者以为是后者。

《系年》的写法并非孤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文后，附有自襄公以来的秦世系及简单叙事，《索隐》曰：“皆当据《秦记》为说。”其中在纪年方面，与《系年》一样，以“×王（公）立×年”的方式加以叙事，与正文中的“×王×年”或“×皇帝×年”明显有异。如“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昭襄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不仅如此，在《史记·郑世家》中有“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赵世家》有：“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也与《系年》中的纪年方式完全一致。笔者以为，以上史书中所出现的表述，应该不是由“×王（公）×年”发生句式变形，随手写出，而应是东周所习用的另一种纪年法。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纪年法呢？它应该是介于以事纪年法向谥号纪年法过渡的中间类型。

前已言及，史书中出现谥号纪年，以春秋战国之际为分水岭，也即是说，在春秋时代，王（君）位纪年一般不用谥号，只能以西周以来的“隹（惟）王（公）×年”或者“×年”方式加以表达。有人或许会说，以谥号纪年，在春秋时代应该已经存在，在《春秋》经中不是有隐公元年、桓公元年等称谓吗？然而，这些应该都是战国中期以后所加，因为在正文中，只有“×年”的说法，而从无谥号出现。不仅《春秋》如此，现在一般认为应成书于战国中叶的《左传》中，[56]仅在文公十七年中，载有一句郑国人的话：“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它看似为谥号纪年，但这里表达的大致意思是，郑文公在即位之后，于二年六月壬申朝觐齐国；四年二月壬戌，求得与楚国和解。文公作为主语出现，而不是纪年称谓。剔除这条相似的句例，则在《左传》正文中，亦无严格的谥号纪年。易言之，谥号纪年法不仅出现于战国，甚至可推定，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广泛流行，战国早期可能还承接着春秋遗风。

值得注意的是，在《左传》的纪年方式中，虽无规范的谥号纪年，但与此相类的表达方式还是出现了，一种是“在×王（公）×年”，如襄公二十二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昭公二十六年：“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另一种用得更为广泛的格式则是：“×王（公）之×年。”如闵公二年：“（鲁）僖之元年。”文公十一年：“齐襄公之二年。”这样的格式在《史记》的韩、赵、魏三部《世家》中也出现了，如《韩世家》有“晋景公之三年”“晋悼公之七年”；《赵世家》有“晋献公之十六年”“晋定公之十四年”；《魏世家》有：“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等等。这种格式的出现，应是抄自原来的史书，而未加校改所致，如《赵世家》中除了有“晋定公之十四年”，更有“晋定公十四年”这样的主流纪年格式，很显然，后者就是对前者删削的产物。以上这些特殊纪年简的时间点，均为春秋晚至战国早中期，与《系年》处于同一时段。总的来看，这些纪年法，与《系年》文本中的“×王（公）立×年”的句式一样，虽接近于“×王（公）×年”的格式，却多少有些歧异，与前者的整齐相比，似乎不够规范。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表述方式多少带有些记事的成分，这就与西周以来的另一种纪年法——以事纪年法有了关联。根据史料及相关研究，以事纪年在周初就已存在，如周早期的《中方鼎》铭有“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尚书·雒诰》载：“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应该都能证明这一点。而这种纪年方法在春秋及战国中期之前，还一直十分兴盛，在战国楚简中，有着大量的这种纪年简，在《左传》的襄公九年中则有“会于沙随之岁”；襄公二十五年中有“会于夷仪之岁”；昭公十一年有“蔡侯般弑其君之岁”。夏含夷指出：“春秋时代各个国家也使用了大事记录的纪年”，“这样的纪年不仅仅会起标志时间的作用，并且当作为国家的正式史书。”[57]

然而，一度兴盛的“以事纪年法”在战国中后期至秦汉后，就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统一于“×王（公）×年”或“×皇帝×年”这样的谥号纪年之中。而《系年》中的纪年方式，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它既有记事的特点，同时也接近于谥号纪年，笔者以为，作为介于它们之间的一种纪年法，它应该是一种过渡形态。长期以来，它掩埋在史书之中，不为人所注意，这一次，凭借着出土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我们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