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播背景
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苏学反映出美国汉学的发展演变，而美国汉学又受到整个西方汉学的影响。西方汉学从19世纪肇始，经过业余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过渡，进入20世纪的“体制化阶段”[3]，美国的汉学研究虽也历经了由业余向专业的转变，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很慢。顾钧指出：“虽然1877年耶鲁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可以看作是美国专业汉学建立的标志，但专业汉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很慢。”[4]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集中暴露，西方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从东方文化中吸收思想，以此来拯救欧洲。比如自称是“世界公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曾对泰戈尔表示：“要拯救欧洲，单靠它自己是不行的，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明白。亚洲的思想从欧洲的思想获得教益，同样，欧洲的思想也需要亚洲的思想。”[5] 罗素也早就中国问题提出了“文明互补说”，在这样一种倡导东西方文明融合互补的思潮中，1929年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19年建立的全国性学术促进机构）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以此来改变美国汉学研究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局面，开始在多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积极延揽人才，购置图书，创办刊物。而东西交通的便利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华人学者如林语堂、王际真、洪业等留美访学，也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汉学遭受较大损失，如一度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法国，多所研究机构遭到破坏，多位汉学家逝世，而失去了领导世界汉学的地位。由于美国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战争的硝烟并未到达美国本土，所以，美国汉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继续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西方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欲图解决世界问题，缺少中国不行，不了解中国不行，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也不能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6]于是，欧洲各国都积极恢复汉学研究，开设汉语课程，汉学基础雄厚的国家，还形成了人数较多、阵容较强的专业研究队伍。学界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社会史和文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以及经验实证方法的广泛运用，“现代汉学”开始勃兴。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为敏感，由于中美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峙状态，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更是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1958年，美国正式出台《国防教育法案》，专门拨款资助东亚（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学习和研究。据统计，“1958年至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基金会、高校投入大约5300万美元用于资助汉学研究，巨额资金的投入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汉学在机构设立、人员培养、著作出版以及中国知识教育开展等方面取得了跃进式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高校都成立了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7]，1955年，美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建立。1956年，亚洲学会从美国东亚学会中分离出来。这些机构具有共同的宗旨，即旨在“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增进公众对中国的了解”[8]。专业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也由一二百人增加到四五千人，此外，开设了东亚语言课程的大学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几所增加到五六十所。本来就幸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美国汉学，此时更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58—1973年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汉学的“黄金时代”。
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因素也是美国汉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一扫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景象，经济实力大增，一跃而成世界头号强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领导下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181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4392 亿美元，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声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丰裕的社会’”[9]。国力激增，也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带来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再者，学术因素也是推动战后美国汉学的又一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际比较文学界基本是法国学派一统天下，他们的影响研究倡导对国际文学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而实际上所谓的“国际文学关系”基本限于欧洲文学范围，对欧洲以外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一味排斥。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研究被完全排除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后，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异军突起，他们提倡对文学性进行研究，主张对文学进行跨学科和跨国家的平行研究，逐渐动摇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时局的变化，中美外交关系的解冻，中美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学术界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如韦勒克（René Wellek）、海陶玮（J.R.Hightower）等强烈呼吁美国加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海陶玮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博大丰富，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学媲美，还能为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做出贡献。他说：“将不同的文学比较研究，而根本不去理会其互相影响，甚至明知两者之间绝无直接影响时亦然。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什么用处呢？我相信久而久之，我们也许会发现什么是文学中恒常不变的因素——也就是说，当人们用语言刻意经营文学作品时，这种因素就会借着形式、体裁、比喻及手法而出现。这方面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替文学找到新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当然比以前凭一小部分人的文学经验更令人满意。”[10] 正是由于学术界有识之士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研究的倡导，有力地促进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带来了学术研究手段的巨变，加之文学理论的大量涌现，使得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形态发生了深刻的革命。美国的计算机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信息流通较之以前任何时代都更为便捷，获取研究资料也更为容易，研究手段发生了巨变。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75年德里达应邀到原是“新批评”大本营的耶鲁大学讲学，他的解构主义思想引发了文学批评界脱胎换骨的变革。各种时新批评理论异彩纷呈，此起彼伏，使20世纪又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批评家们运用新的批评理论解读经典作品一时蔚为大观。中国文学经典也成为新兴理论的试验田，跨文化批评中的“西论中用”异常活跃。
综上所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美国汉学持续发展，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整个西方汉学的中心已由法国转向美国。美国汉学界对苏轼的研究，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及其作品在美国的接受，既有文学自身的原因，同时也受到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正因为此，我们不能将美国的苏轼研究简单地视作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输出与影响过程，而应视为一种在异质文化语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他者”，从根本上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一场对话，对话中自然就涉及美国学界基于特定需要以及自身文化背景的方法、立场、身份等问题。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就要既注意“他者”视角所带给我们的启发与补充，又要能够对于“他者”言说的历史脉络以及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征予以清醒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从纵向维度梳理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的发展脉络，评述不同时期的研究概况。笔者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将美国汉学界苏轼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