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论题的提出

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告别了“康乾盛世”，步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内忧外患交织而行的衰落阶段。王朝统治由盛转衰，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在此一时期，情况却有些特殊。

一方面，经过康、雍、乾三世，清王朝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嘉道以降，繁荣泡沫使朝廷上下对衰世的到来，呈现普遍的麻木不仁，并在体制上、文化心理上保有老大帝国的优越感，这都使王朝中后期的“自改革”、自我调整及接纳新鲜事物比以往朝代显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朝廷面临的外部威胁也不再是农耕与游牧相冲突的历史主题。与中国康、乾盛世几乎同时，欧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产业革命、法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政治大革命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科学革命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的六七十年间，“欧美国家的进步胜过了以往的1000年，它正在经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1]，当时的中国不仅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想知道的兴趣。这使清王朝在对内统治衰退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威胁，并终于被陌生的敌人裹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之中。

以上这些特点，使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王朝更替的前奏，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特征。清代朝野在这一时期的作为，直接关乎近代中国的命运，说它一直影响到150多年后的当代社会也并不过分。一般认为，清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以后先后选择的是闭关自守、屈辱求和，乃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道路。终清之末，中国始终没有强大起来。人们不禁要问，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到底处于怎样的状态，人们的思想意识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传统社会的士子们在“山雨欲来”的社会阶段，有怎样的思考？在西方人叩响国门之时，中国人的反应到底怎样？被动挨打局面的形成，仅仅是因为“落后”吗？……由于康、雍、乾研究的热络和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备受重视，两峰之间的嘉庆及道光前期却在较长时期成为学术界“三不管的弱点地带”，“其面目之模糊，恐将不下于自然物质的焊接状态”[2]。近些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研究已在学术界悄然兴起，但对鸦片战争前夜中国社会的研究在整个清史研究中的分量仍显不够。基于种种疑问，笔者选择嘉道时期这一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着力重点，希望能为转型前夜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开发点。

迫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清朝嘉道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志在扶危济难的经世派官员和士子。在他们的鼓动和谋划之下，先后举行的一些大政改革中，产生了若干耐人寻味的新意，特别是雇商海运漕粮和票盐改革，已在自然经济总体结构中增加了若干商品经济的机制，成为鸦片战争前夕思想史、经济史中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位卑职微的幕僚包世臣，在其间发挥了令当代和后世瞩目的作用。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又称安吴先生，安徽泾县人。他一生跨越乾嘉道咸诸朝，并广泛涉足社会经济领域，是研究嘉道社会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包世臣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辗转于江淮之间，靠为地方大员做幕僚谋生。但从他一生的行为来看，他与普通仅为稻粱谋的幕僚又有着根本的区别：他除了以此谋生之外，更时时想着国计民生，不论科举如何不顺、宦海如何无情，从不怨天尤人，始终以经世致用为人生志向，关注民生，勤于著述，孜孜不倦于河、盐、漕、兵等实政之学，以顽强的韧性深刻影响了嘉道学风的转变和道光朝纲盐改票、海运南漕等一系列大政改革，被《清史稿》誉为“有经济大略”[3]，成为清代嘉道间颇负盛名的士子。

论者常将包世臣与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并称。邓之诚先生在论包世臣著作时指出：“世每以包魏龚并称。世臣留心事务，尝从田夫野老，究问利病得失。治河为一生精力所萃。刑名实足名家，余多坐言，可以起行。魏龚非其匹也。三人学术，各有门庭，而亦以世臣为较质直。盖由多见通人，无惊世骇俗之见。至若宅心和厚，龚不如魏，魏不如包，文亦如此。”[4]说明他们路径虽各不相同，在前人的口碑之中，三人学术却不相上下。若论人品，包世臣还稍胜一筹。龚自珍、魏源由于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又同师于公羊学大师刘逢禄，被时人并称龚、魏，在当时及后世有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道咸之际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经世派士子，如汤鹏、徐继畬、姚莹、梁廷楠等，包世臣既比他们年长一二十岁，又在师承上无门无派，为何独他会被后人与龚、魏并称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包世臣经世思想的独具特色。由于兴趣、志向和幕僚身份的便利，包世臣长期涉足于财政经济和社会经济领域，于漕倡海运，于盐倡票法，皆是洞悉封建经济致弊根本，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思。同时他十分重视实践，善于融会贯通，这又使他的思想不仅具有“丰富”、“具体”[5]的“全才”[6]特点，更在深度上与时代发展合拍，这使后人论嘉道经世思想无法绕过包世臣。进一步而言，如果说龚自珍侧重于尖锐的社会批判，魏源侧重于当代史研究与域外史研究，包世臣则最重河、漕、盐等财政问题研究；如果说龚、魏开启了以“新”著称的晚清学术[7]，包世臣则在经世致用和实政改革思想上开风气之先——这些正是同时代其他经世派士子所无法替代的。

与龚、魏被近人、时贤反复研讨相异，对包世臣研究的规模相对较小。学界对包世臣与嘉道社会的血肉关联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在具体评价时还可以更加准确客观。笔者以包世臣及其经世思想为中心，希望从包世臣这个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入手，切入嘉道之际近代转型前夜的中国社会，以期见微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