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代巴蜀名儒与孝经学

一 宋代孝治的历史背景

巴蜀之地重孝、传《孝经》之风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1]，虽然一些文献中记载此“一经博士”为《书》《诗》博士，但都是后世学者推测之语。例如，清代王鸣盛在《蛾术编》中就做此推测。结合汉初以孝治国的策略和最高统治者对孝道的重视，此处“一经博士”未尝没有可能为《孝经》博士，倘真如此，《孝经》立博士则先于武帝置“五经博士”。西汉初，蜀郡太守文翁便派张叔等十余人赴京师，学习包括《孝经》在内的儒家经典、律令，“文翁化蜀”使巴蜀风气大变。隋朝时，“时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惟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2]。蜀郡郫人何妥引用前人观点，认为通晓《孝经》足可立身治国，其观点虽失之偏颇，但也反映出《孝经》至少在隋代及以前民众教育中的地位。在五代、后蜀时，“郑奕尝以《文选》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读《孝经》《论语》，免他学沈谢嘲风咏月，污人行止’”[3]。可见，即使在政治动荡的五代时期，《孝经》也是树立良好品德、规范行止的重要经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宋王朝建立后，坚持“守内虚外”的政策，将“以孝治天下”作为治国之本，围绕孝道施行了各项举措，把孝道思想贯穿于国家大政、日常人伦之中，以达到治国安民、控制民众精神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巴蜀也出现了大量《孝经》研究者和践履孝道的忠臣良将、文人志士。

（一）强化对《孝经》及孝道思想的宣扬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一方面将孝道运用于协调、维护家庭、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将建立在血亲伦理基础之上的孝道观念运用到政治和社会范畴，扩展为“移孝作忠”“忠孝一体”的政治理念，把孝道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从而达到治国安邦、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目的。宋代开国统治者特殊的立国背景，让其羞于言“忠”，因此将“孝”置于“忠”之上，而格外重视孝道的宣传，以求以之为基础，实现忠孝一体。在这种背景下，宋代最高统治者往往通过颁布诏令律例等方式强化孝道思想的影响力。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统治者都一贯将《孝经》、孝悌思想置于至高地位。一方面，在皇族和大臣之间推广学习《孝经》。宋王朝统治者对《孝经》和孝悌思想的重视，在《宋史》中有大量的记载。宋太宗认为“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4]，并将《孝经》赐予大臣研读。宋太宗又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5]他非常重视《孝经》文献的刊刻、流传。最高统治者还重视对《孝经》的讲解和学习，宋仁宗“命蔡襄书《无逸》、王洙书《孝经》四章列置左右”[6]。皇帝、后宫、太子、大臣都得学习《孝经》，做好示范。如宋太宗时邢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7]。胡舜陟在上奏给宋钦宗的建议中说：“向者晁说之乞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间日读《尔雅》而废《孟子》。”[8]由此可见，北宋皇族和朝廷都将对《孝经》的学习视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南宋初，为体现对经“靖康之变”被掳掠到金国的宋徽宗、韦太后的孝思，宋高宗颁诏天下宣扬孝道，让“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孝经》”。[9]可见，在最高统治者眼里，《孝经》是治国、教化之大典，得广为刊布，人人都得学习。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为宋代孝悌思想的强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宋王朝还通过国家层面的各种礼仪昭示全国，推广、强化孝悌之义。如宋真宗在为祭祀太祖、太宗所下的诏书中云：“礼莫大于事天，孝莫重于严父……九庙以飨神宗，用荐精诚，以伸昭报……”[10]祭祀礼仪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发挥着特殊作用。宋真宗充分肯定其伯父赵匡胤和其父赵光义的功绩，并将孝敬父母这种德行提高到与奉事上天相并列的地位，强调在“九庙”之中要以精诚的态度祭祀祖先，将孝道思想纳入国家最高意识层面。正是因为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地方官员纷纷仿效，树立典范，表彰孝行，促使民间风气发生了转变。

（二）推行孝亲敬老政策

在宋代，统治者还推出各项具体政策，鼓励、引导孝悌之风。一方面，颁布诏令、诏书，推行孝亲敬老措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颁诏曰：“自今仰诸路州县长吏，或部内有耆德高年为乡里所信重者，并延见讯民间疾苦，吏治得失。”[11]力言继续沿用前代养老敬老、荐举孝廉的制度，要求地方官在春天行养老礼以尊奉“三老”，并以此为考察吏治得失的一种手段。宋仁宗时颁诏曰：“今郡国长吏皆朕协力而宣化，其有孝悌章明、勤于田亩，可率乡党者，其以名闻，朕将录之以风天下。”[12]明确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是“孝悌力田”，对具有孝德的人可以破格或优先录用。另一方面，旌表孝悌德行，宣传孝悌思想，树立孝行典范。据言，宋太祖时益州布衣罗居通因笃于孝行，“长吏以闻，诏以居通为延长主簿”。宋初，具有孝德、孝行的普通人有机会直接被推荐做基层官员。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朝廷闻资州黄德舆葬父母之孝行而“降诏旌表”[13]。最高统治者重视孝行，地方官员为教化民众，在施政中也无不将学习《孝经》、倡导孝道作为重要内容。南宋蜀人魏了翁在劝勉民众时便言：“崇孝弟以植善行之根，厉廉耻以除心术之莠，亲善类以浸灌气质，远小人以提防蟊贼。”[14]他将孝悌视为引导民众敦行善行之本，在统率民众知廉耻、亲善类、远小人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是宋大中祥符年间，江陵人庞天祐父病故，其“负土封坟，结庐其侧，昼夜号不绝声”[15]。四川阆州人、时任江陵府知府陈尧咨亲自前往进行祭奠，并上奏，请求旌表庞天祐。可以说，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吏，都以孝德化民，并对孝德孝行予以旌表和宣扬，树立典范。在如此大环境下，本就忠臣孝子辈出的巴蜀在宋代更是形成了浓厚的弘扬孝道的氛围。

（三）引孝入法

在宋代，统治者还将孝悌思想融入法律制度之中，对一些触犯法律，但又素有孝行的人从轻处罚，同时以严刑惩治大不孝行为。《宋刑统》将不孝列为“十恶”之一，继续沿用《唐律疏议》中对不孝行为所下的定义，即“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16]，并对每种具体不孝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如对“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的不孝行为，《宋刑统》中“以谋杀论”，“子孙于祖父母、父母求爱媚而厌咒者，流二千里”[17]，可以说，处罚是很重的。但另一方面，孝子犯法又享有从轻处罚的机会。如宋神宗时，“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18]，对违反法律、法令者，如果情节不是特别严重，有孝悌力田的德行，仍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可见，在宋代，统治者通过法律条令遏制各种不孝行为，同时引孝入法，将以孝悌为核心的人伦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法律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孝道的重视。

（四）选人用人重孝德

在宋代，统治者对民众从小便进行孝悌思想的灌输，这种思想的灌输覆盖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这首先表现在对《孝经》的重视程度上。

《孝经》经文短小精悍、浅显易懂，易于为各阶层的民众所接受，故被列为幼童启蒙必读之书，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孝道思想。《宋史》就记载开封人袁逢吉“四岁能诵《尔雅》《孝经》，七岁兼通《论语》《尚书》”[19]。户部侍郎荣薿的女弟荣氏自幼“读《论语》《孝经》，能通大义，事父母孝”[20]。永州人路振“五岁诵《孝经》《论语》”[21]。可见，在宋代，儿童四五岁时诵读《孝经》是一种普遍现象，熟读《孝经》、明晓孝道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基础教育，无论男女，概莫能外。

《孝经》还被列为各级学校的专门教材，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仁宗于嘉祐年间下诏：“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22]宋孝宗时令“郡国举贡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与推恩”[23]，将《孝经》与其他儒家经典并列作为考试必备科目，并将通《孝经》作为上等、优等的标准之一，可见宋王朝的科举考试对以孝德为代表的德行考察是非常重视的。

统治者在选拔人才、提拔官员方面注重选拔具有孝德品行之人，因此，通《孝经》、具孝德孝行而成为“孝廉”之士便成为求仕干禄的重要途径。在升学、举荐、任用人才方面，优先选拔、录用素有孝悌德行的人，甚至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而直接被擢用。相反，无孝悌德行的官员会受到相应的处分，甚至罢官丢职。宋太祖开宝八年（975）“诏诸州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异行或文武材干、年二十至五十可任使者，具送阙下”[24]。宋徽宗时诏令孝悌者“若行能尤异，为乡里所推，县上之州，免试入学”[25]，并将孝、悌、睦、姻、任、恤、忠、和称为“八行”，具备这“八行”的人可以由县学上报到州学，州上再将具备孝、悌、忠、和品德之人评定为上等。学校如此，官场亦如此。宋英宗为嘉奖四川新津人张唐英的孝行，赐其五品服，给予嘉许。四川邛州人高定子衣不解带侍奉生病的父亲长达六年，父亡，服丧至哀毁骨立，被“以忠孝两全荐之，调中江县丞”[26]，服丧完毕，又被举荐为丹棱令。正因为孝悌如此重要，在宋王朝，“不孝”也成为帝王玩弄权术、权臣打击政敌的一个很好的“口实”。宋孝宗时“诏以良祐妄兴异论，不忠不孝，放罢、送筠州居住”[27]，筠州在今四川宜宾一带，在那时属于偏僻荒凉之地。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28]，因与变法派政见相左，“不孝”便成为最好的罪名。

概言之，终宋三百余年，统治者将具有孝悌品行作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在重视“孝”的大环境下，素来重“孝”的巴蜀在宋代更是孝德蔚然成风，催生出众多孝经学研究者和思想家。他们或因孝德和才学被举荐拔擢，或在修身治家、为官从政、游历讲学、著书立说中阐发孝道思想，践行孝悌人伦，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做出了不菲的成就，成为宋代巴蜀思想文化中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