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工作
赋权与协作：工业园区企业社会工作
何辉 杨玳瑁[1]
一 案例背景
近些年，尽管我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但从农民工总量来看，我国农民工总数仍是增加的，从2013年的26894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8652万人。[2]农民工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众多行业，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近年来已经针对农民工群体，特别是针对他们的迁移、居住、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不少的政策，但总体来看，农民工在迁入地，在他们工作的企业中，在生活和工作的多个方面，还是面临非常多的显性或隐性的限制，还是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农民工群体范围再缩小，主要来观察工业园区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和状况则具有一些共性。①工作强度大，工余时间较少。②农民工或者由企业提供住所，或者在工业园区周边的民房居住。住地周边缺乏城市相对丰富多彩的市民社会娱乐设施。因此，其工作之余的生活相对单调。③人际交往相对缺乏，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城市人群由于其工作单位、居住的社区、读书的学校等，串联起相对丰富的人际交往圈，构成一个人际网络。这些网络可以在信息提供、情感交流、共同话语等方面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但农民工的人际交往网络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老乡、其他农民工、亲戚等很小的范围。④工作的稳定性不足。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很多农民工在打工时，并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旦出现劳动争议、工伤等伤害赔偿方面的问题，农民工就比较被动，很可能被动地离开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中由于诸多制度、现实条件等的限制，缺乏长期安家并实现市民化的机会，因此，他们一旦有别的考虑等，就可能主动地离开现工作岗位。
总体来看，我国大多数工业园区普遍存在生产性设施完备、生活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很多工业区甚至单纯就是为工作、生产而设计的。因此，在工业园区工作的农民工，很难有归属感，人与人之间关系较为疏离、单调，人口流动性大。这种巨大的流动性和缺乏归属感与保障的工作生活状态，无论是对于农民工来说，还是对于企业和当地经济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在以外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者的工业园区，如何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工业园区的农民工群体服务？企业社会工作如何开展？重点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仅对中国城市工业园区的农民工群体，而且对于当地企业的发展、工业园区以及所在城市的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涛、李真、杨玳瑁，2019）。
本文将以社会工作机构——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以下简称珠海协作者）的案例，对此进行探讨。
二 核心问题分析
基于与普通的城市户籍的当地工人的比较，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模型，我们来分析工业园区农民工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一）生理和安全需求
尽管一些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集体宿舍，但条件相对简陋。更多的农民工居住在工业园区周边的民房甚至棚户区中，居住条件较差，环境卫生状况不佳，周边社区社会治安较差。这些都很难满足农民工的生理需求。本研究案例所在的工业园区和沿海大多数工业园区一样，区域内聚集着10万人口。在安全、工作环境、劳资、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的职业不安全感较强。
（二）社会交往需求
根据2017年的调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60.9%的进城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的占28.3%，找本地朋友的占24.6%，找单位领导或同事的占10.7%，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的占7.8%，找社区的占2.6%。[3]更多的社工实践发现，农民工社交面比较窄，其基本依靠的是基于自身的亲戚、老乡等建构起来的社交圈。农民工与企业、工业园区所在社区、当地的社会组织等缺乏沟通和交往。
（三）尊重的需求
每一个正常的个体都有获得他人尊重的需求。他人的尊重也可以提升个体的自尊。对于强调生产效率、追求利润的企业来讲，命令和服从是简单有效的管理方式。尽管这种管理方式也产生了较高的生产率，但对于大多数的农民工而言，很难满足他们受到企业的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与此同时，农民工由于户籍等的限制，在城市中容易遭受到歧视，得不到尊重，容易产生孤立感和不安全感。
（四）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在2000年以前，这一点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但随着80后、90后、00后加入农民工队伍，他们所受的教育、接受的信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较大的区别，他们更强调自我。由此，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表现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关注，而长年累月在工厂打工，缺乏个体成长与发展、发挥自身潜力的机会。这些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压抑了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三 机构情况
2003年，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成立，是全国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该机构以“团结协作，助人自助”为服务理念，一方面，与政府、企业、NGO及志愿者广泛合作，构建“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协助困难群体从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北京协作者创新出“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专业服务模式。
北京协作者很重要的一个服务项目，就是农民工服务。北京协作者在回应农民工具体的各类现实需求的同时，也注重培育农民工的志愿服务精神和培养其专业服务能力。例如，在开展法律、健康、文化、心理等专业服务过程中，鼓励接受服务的农民工参与进来，在解决现实困难的同时提升其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实现从求助者到助人者的转变。北京协作者至今已为超过60万人次的农民工提供了专业服务，培育了2000多名志愿者，其中近千名是从求助者成长为志愿者的农民工，并有7名农民工通过了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北京协作者的“助人自助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探索与推广项目”，荣获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4]
北京协作者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将自己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方法输出到其他地区，在珠海、南京、青岛等地设立了协作者机构。珠海协作者于2008年12月登记注册，是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协作推动成立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在创建过程中，当地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准予注册；珠海的W集团以项目合作的方式，邀请珠海协作者在W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所在社区开展服务；珠海协作者负责专业运作。珠海协作者是在北京协作者服务模式推广的基础上成立的，所以，在服务理念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即都重视农民工的参与，以农民工的需求为本，相信农民工具有潜能，致力于提升其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搭建不同的平台还原其真实形象，传递其声音，促进社会各群体对农民工的了解与尊重，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杨玳瑁，2013）。
四 社工介入的理念和方法
通过梳理现有的企业社会工作的中文文献，理论层面的讨论聚焦于阐明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挑战与机遇，概述介入的方法，对实务模式进行归纳等。企业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工作介入员工支持计划（EAPs）的路径、新员工角色适应、员工压力缓解、农民工亲子关系、员工流失的社会工作介入、劳资关系处理等。绝大多数的文献，都聚焦于如何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指导和帮助农民工，例如协调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丰富员工生活、疏导个体心理等。
而这些文献很少关注农民工自己的声音。长期以来，社会对农民工有一定负面的刻板印象，认为老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性格内向、封闭；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吃苦，又非常自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社会工作很容易将农民工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接受者，因而着力改善其负面的状况。
前文已经提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许和动力，而网络的开放与普及，也使他们了解和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甚至是采取行动有了相对更多的可能，从而具有了更多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视野更开阔，思维更活跃、开放。这些优势在现实中倘若能得到正向的引导与支持，如通过社会工作者的赋权，就有可能提升其自我认知、效能感、尊严感，并从被服务者转变为志愿者，成为助人自助者，进而增加所在群体甚至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本，改善农民工群体的状况。
珠海协作者认为，企业不仅是生产单位，对员工还担负着一定的生活支持功能，对社区亦承担着相应社会责任。而企业管理体系的特殊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需求的多样性、劳工问题的敏感性，使企业社会工作面对的问题远远超过了简单的劳资关系和工作环境。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能够遵循社会工作基本伦理原则，灵活运用多种实务技巧。显然，如果不能有效地动员企业及其所在社区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服务中，企业社会工作者只能陷入微观服务的具体实务中，事倍功半。
由此，珠海协作者认为，本土企业社会工作要想有效应对工业园区农民工的问题，必须跳出传统企业社会工作的局限，将企业社会工作置于社会融入的视角和社区发展的框架下，创新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还原并增强企业和员工的服务主体角色，推动企业与员工和所在社区各群体间的相互接纳，推动其共同参与，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基于以上的分析，珠海协作者希望重新建立社会工作者、企业、员工与所在社区共同参与建设的企业社会工作伙伴关系，将协作者“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本土专业理念充分融入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不仅仅将企业和员工视为“服务对象”，更强调企业、员工和所在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和可培育性，还原并增强企业员工自我服务和服务社区、社会融入的能力（李涛、李真、杨玳瑁，2019）。
珠海协作者在专业介入时，强调以下原则：①价值中立，客观评估；②多方协商；③直接服务与能力建设相结合；④在不违反案主保密原则的前提下，面向各方提供开放透明的服务资讯等（李涛、李真、杨玳瑁，2019）。
五 介入过程
（一）专业志愿者的培养：个体赋权
1.交流、增强自信、鼓励参与志愿活动，提升自我效能感
在与农民工接触时，社会工作者要做的事情包括以下几方面。
（1）真诚与其交谈，了解基本情况，鼓励其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2）在机构开展服务活动招募成员时，根据先前了解的农民工的特点及活动设计要求，有针对性地联络、鼓励农民工参加。
（3）在活动中带动农民工参与，并观察其参与的情况。
（4）尊重农民工的意愿并结合其特点，鼓励其报名参加某项志愿服务，往往从基础的志愿服务开始。
（5）每次活动或志愿服务过程中，社工了解其想法，协助其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其持续参与的意愿。至此，农民工从最初接受服务，已经慢慢开始有意识地支持服务开展，如张贴海报、准备物资、运送物资、签到、现场宣传等。
借由这些过程，农民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在活动中拓展自己交往的圈子，特别是与其他志愿者慢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社会工作者和珠海协作者的关系亦更加紧密。这个过程协助其打破往常三点一线（车间—饭堂—宿舍）的生活，使其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对生活有更多的想象和希望、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杨玳瑁，2013）。
2.从志愿者培育到专业社工的培养
这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础的志愿服务，大量志愿者参与到服务中，珠海协作者提供后勤和宣传动员的协助。志愿者通过亲身参与，逐步熟悉机构所倡导的理念和具体的服务形式与内容。此阶段志愿者培育的重点是：培养责任感和认真、耐心的品格，提升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
第二阶段，志愿者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策划服务活动（以单次性社区活动为主）。通过小组活动和学习活动，志愿者对社会工作有初步的了解；结合以往志愿服务实践和参与服务的体验，志愿者理解了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该阶段主要训练志愿者的专业服务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第三阶段，遴选具有“领袖”潜质的志愿者，对此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专项培育。此阶段的重点任务是协助志愿者深刻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与所处群体和社会的关系，分析反思现行有关弱势人群（具体而言是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制度政策，反思主流的发展观，启发志愿者团队身体力行地促成改变。此阶段培养志愿者作为公民的责任感，并提升其行动能力。实践的方式则是以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作为介入策略，以工业区为实践空间。志愿者团队根据发现的需求（因为志愿者即来自工人群体，他们能更敏感地感知工人的需要）设计服务活动，招募成员，开展活动，评估总结。通过一系列实践，志愿者团队能更为全面地深入掌握社会工作服务理念和方法，并向专业的助人者迈进。
第四阶段，实现志愿者向专业助人者的转变。经过前述三个阶段的培养，志愿者团队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抱持更为坚定信念、愿意投身社会服务的志愿者。此阶段主要处理从志愿者到专职助人者身份转变带来的压力，包括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从工厂工人到公益机构工作员，两者的职业要求，无论是理念还是技能差异都很大；从作为志愿者参与时经常得到肯定到成为工作员后面对更高要求时的落差；与原有熟悉志愿者团队可能的疏离，或是不能保持恰当的专业关系，形成小团体。这些都是该阶段的挑战（杨玳瑁，2013）。
（二）社区协作：资源整合
1.构建社区支持网络、营造社区文化
以珠海协作者为平台，以志愿者为核心，构建社区支持网络。开展社区活动，宣传公益服务，结合节日，营造积极向上、互助感恩的文化氛围。珠海协作者通过在清明节、劳动节、母亲节、中秋节、国庆节、全国法制宣传日、世界预防艾滋病日，全球熄灯一小时活动等开展主题活动，使工业园里原本陌生的人相识，增强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的社区感。而志愿者参与设计、策划、带领活动，身体力行，成为其他农民工的榜样，也给予参与的农民工很大的鼓舞（杨玳瑁，2013）。
2.社工与企业互动，推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农民工和其他人一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场域度过的，他们的职业发展、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长久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打算等都与他们的工作相关，而他们又处于企业架构的底层，所具有的空间受到更多限制。农民工与企业的联结，推动企业管理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恰是赋权的重要实践，是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与提升其维护权利能力的机会，也是认识群体利益和群体力量的场域。
珠海协作者通过与W 集团联络部门［企业社会责任（CSR）部门/工会/人力资源（HR）部门］不定期召开会议，通过面向企业所有员工的 24 小时咨询辅导热线及定期热线报告，与W集团保持沟通。针对工厂的需求和工人的需要，与W集团合作开展相应的服务活动，如举办晚会，在工厂的文娱活动中增添公益宣传环节，招募志愿者，或是增加公益节目表演的环节；进入宿舍区开展员工服务等。珠海协作者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一是更容易得到咨询者的信任，二是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种外在的压力。但社会工作者在工作时需抱持中立、理性、推动问题解决的态度，既对结构因素有深入的分析和理解，看到结构、制度对农民工的影响，也需审视农民工在面对矛盾时的不理性行为，协助其提升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杨玳瑁，2013）。
珠海协作者通过自身的沟通渠道（珠海协作者称其为第三方渠道），协助农民工与企业管理层沟通，影响管理层的决策。可以举一个实例。工厂管理层考虑到员工休息时间太短，准备出台政策，在午饭和晚饭时各增加15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员工休息期间机器并不会停，员工休息回来，需要手忙脚乱地赶货。与此同时，因为工作时间减少了30分钟，工资也要相应减少。对此，员工怨言很多，认为这是变相降工资。珠海协作者的志愿者小爱和车间负责人沟通，却被顶了回来。她气愤却不知该怎么办，便向珠海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求助。社会工作者鼓励她行动起来，先了解其他工人的想法，了解清楚后，综合大家的意见给公司写一封信，讲明该政策将会给工人带来的影响。该信将由珠海协作者递交给企业高层。后来，这位志愿者执笔写了信，又与另外两名农民工一起将政策调整对员工的影响用数据计算了一遍，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工人上班辛苦的状况。同时，他们一并反映了基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将此写成一份报告书。他们选择了实名，因为希望高层可以下来调查核实，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豁出去，这次要试试，争取到底，大不了不干了”。信和报告书连同珠海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的每月简报，直接发送给工厂 HR 高层管理者。结果是计划出台的政策被取消了。志愿者和两位工友很兴奋，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认为问题通过沟通是可以解决的。之后在车间里，农民工们遇到事情会和志愿者小爱商量，工厂里举行沟通会，也推荐她去参加。该案例的过程是在社会工作者助推下企业基层员工能力建设的过程（杨玳瑁，2013）。
3.整合资源网络
珠海协作者非常注重将来自不同领域的资源，凝聚到工业园区，助推农民工能力建设。通过与传统的工青妇系统开展合作，珠海协作者争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拓展企业合作伙伴，参加基金会项目竞投。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声音和形象向社会传递。
4.传递农民工真实的声音
弱势人群往往容易“销声匿迹”，越是如此，社会越不可能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们越容易被贴标签、被代表。如何有效理性地发声，是珠海协作者服务新生代农民工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只有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还原他们的形象，让企业的管理者、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看到他们的潜能，看到他们的梦想和追求。珠海协作者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珠海协作者的对外交流活动，与来自学界、媒体、企业高管、政府部门的人员交流、分享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将参与活动、志愿服务的心得写下来，形成服务通讯，通过网络分享；组织带领他们用民众戏剧的方式，以新青年成长剧场为载体，通过社会工作成长小组，在相互分享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重塑自我形象，通过小组的支持，也重建社会信任；社会工作者协助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创作成话剧，在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演出，在社区演出，从而让不同人群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了解与理解、看到他们在追求生活幸福道路上的努力。每一次交流活动前，社会工作者都会和志愿者沟通，让参与者了解交流的安排，与他们沟通其想表达的意见，教会他们如何合适地表达，而在交流活动结束后，再与志愿者总结。志愿者明白，他们的表达代表着一个群体。每一次交流活动，来访、交流的人都会被珠海协作者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志愿者的服务所吸引，为之感慨赞叹，敬重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仍能坚持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追求上进，服务他人。他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责任感。
（三）具体案例：工业园区父母农民工家庭教育支持项目[5]
1.背景和介入策略
近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降低，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6]随着工业园区里农民工家庭迁移日渐增多，父母农民工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孩子的教育。儿童跟随父母居住在工业园区、城中村及城市周边地区，这些地方往往环境都较差。由于父母每日忙于工作，孩子大多缺乏足够的家庭教育，在学习方面往往成绩不佳。
流动儿童并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长的环境，唯有其父母是改变这些的关键，但前提是处于发展边缘的父母农民工能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整体来看，在工业园区的父母农民工所能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导致他们在把孩子带在身边时就需要面对持续的困境。珠海协作者 2013年针对珠三角和重庆的1500多名农民工开展的“他们也是父母——子女对中国流动工人影响研究”发现，92%的农民工认同抚育子女是父母的责任；但现实中流动农民工和子女沟通的内容和方式单一，不了解子女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以及如何对子女进行引导教育，无法与孩子保持亲密的交流。对此，70%的父母农民工有愧疚感，超过50%的流动儿童家长认为自己不是合格的父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数据，在随迁儿童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面临困难方面，排在前六位的是：学校费用高（26.4%），本地升学难（24.4%），孩子没人照顾（23.8%），学校远、交通问题（14.4%），学习成绩不好（11.7%），师资条件不好（10.6%）。其中，有两条是父母要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条是孩子没人照顾，另一条是学习成绩不好。[7]父母农民工一方面对抚育子女的责任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面临无力有效承担的现实状况，意味着许多流动工人承受着认识与实际能力差距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刘常鑫，2017）。
对此，企业社会工作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实务工作。珠海协作者经过对问题的分析梳理，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到儿童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开展阅读服务可以和更多的父母农民工建立信任关系，从而可以为后续开展系列服务打下基础，因此选择儿童早期阅读作为切入点。从举办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到发展父母成为讲故事的人，进而发展父母成为志愿者，最终构建教育互助平台和社区教育支持系统。[8]
2.介入过程
（1）示范性的阅读推广活动
首先是筹集优秀的童书，接下来建设机构的儿童中心——珠海协作者童缘，然后在儿童中心举办亲子故事会。由社会工作者坚持在每个周末开展示范性的阅读推广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不断优化流程，在固定时间，使用固定的元素逐步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让参与故事会成为儿童周末的生活习惯。
在很多社工服务中，到这一步就停止了，但珠海协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这仅仅是一种铺陈，接下来鼓励和支持父母参与到故事会和给孩子讲故事才是核心。
（2）与家庭建立信任关系、发展志愿者
在开展故事会的过程中，儿童服务环节结束后，社会工作者利用各种机会跟家长交流，把对儿童参与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和行为分析分享给家长。家长逐步理解了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知道了孩子早期注意力时间短、识字量不够还无法自主阅读、需要大人陪伴等年龄特点。之后，社会工作者适时地鼓励家长办理借阅证，给孩子借阅图书，多带孩子参与阅读活动，鼓励家长在活动中多参与等。
随着家长逐步深入地参与，珠海协作者举办家长课堂，开展以阅读为主题的亲子活动，举办绘本剧团演出等。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安排，把阅读带入家庭，家长持续参与，形成了儿童—家庭系列阅读服务。珠海协作者在此过程中，鼓励妈妈担任讲故事志愿者。
（3）对热心家庭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随着参与家庭数量的增加，父母农民工在微信群或者活动中，除了询问与儿童阅读相关的问题，还寻求其他育儿问题的解答，渴望提升自己的育儿能力。这时，珠海协作者针对需求强烈的育儿问题开展主题讲座和系列培训，提升父母农民工的育儿能力。组建志愿者队伍。线上与线下活动相结合，提高家庭之间的凝结程度，建立社区互助平台。
（4）建立社区互助平台
通过持续开展儿童阅读服务和家长培训活动，接受培训的家庭基数不断增大，加入微信群的家长越来越多。珠海协作者这时的重点就是考虑如何进一步促进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结、发展线下活动。为此，珠海协作者组织了家长踏春游、公园故事会、湿地公园亲子游等活动。一方面，父母农民工志愿者承担活动策划、组织协调；另一方面，父母农民工半自发组织的活动，使大家在活动中的交流分享也更为自然，家庭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建立起来。许多家庭在活动之后也有了更多的互动：大家出游，主动分享更多的活动信息，相互帮忙照顾孩子，等等。
互助良好的氛围又进一步延伸到线上，感染更多的父母农民工也贡献自己的力量一起建设家长群，这样由以流动农民工家庭为主体的社区互助平台初步建立了起来。
（5）构建社区教育支持系统
在开展阅读系列服务、进行家长培训、建立社区互助系统的过程中，只有社区里的各个系统参与进来，才能更好地系统支持流动农民工家庭，建立社区支持系统。首先，珠海协作者通过跟企业合作，联动企业支持父母农民工提升亲职教育能力，增进对企业的认同。珠海协作者进入工厂开展亲职教育培训，工厂协调一线父母农民工在工作时间以带薪的方式参与培训。同时，企业还以企业付费购买托管服务的方式，解决员工子女放学早无人看管的问题，让父母农民工可以安心上班，下班后可以及时地在工厂附近接孩子一起回家。珠海协作者也通过企业在其内部分享亲子或者儿童活动信息，鼓励员工参与等。
其次，当地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社区由此可以引入更多的资源，如购买图书、玩具、文体器材等；协调场地、设备使得相关服务活动可以更好地开展；引入人才支持流动农民工家庭发展；等等。例如，新青分馆则是珠海市首家公共图书馆与社会机构（珠海协作者）合作运营的基层分馆，主要针对工业园区的农民工及其子女，为他们提供便利的阅读服务。服务（项目）活动包括：①开办图书室或流动图书借阅点；②举办流动故事会、绘本剧场等进行阅读宣传普及；③建立线上家长阅读群，定期分享阅读理念和知识；④组织亲子家庭活动，打通线上与线下交流渠道；⑤培育种子故事人，建立阅读推广志愿者队伍；⑥持续跟进“故事妈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最后，学校、幼儿园发挥人员组织优势，在家长培训方面，组织家长参与，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同一群体的家长进行主题培训；在家庭教育方面，做更多的教育倡导，进行家园社共建。对于困难的儿童家庭，学校还与珠海协作者一起建立联动机制，由学校提供申请名单，珠海协作者组织流动农民工志愿者进行走访核实，核查情况属实后，联动社会爱心人士、基金会等资源方提供支持。
六 介入实效
2016年，珠海协作者的“工业区父母工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获得珠海市2016年度“优秀社会工作项目”。2009年至今，珠海协作者聚焦工业园区的农民工问题，整合多方资源，为工业园区提供各类开放式专业服务活动5000余次，累计服务 130000余人次，使包括企业管理人员、农民工、本地居民在内的250000余人次受益。[9]在各类项目开展过程中，累计培育了600余名农民工志愿者。
在这些项目中，2011年珠海协作者启动的“向日葵计划——农民工企业社会工作培育项目”比较突出。该项目在流水线招募11名工人（都是农民工）成为志愿者，一年后3名流水线工人通过了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成为助理社会工作师。其中女工吴志葵于2012年加入珠海协作者，投身社会工作至今，2015年获得“广东省社工之星”荣誉称号。目前珠海协作者工作团队成员有近一半是流水线工人成长起来的服务者（李涛、李真、杨玳瑁，2019）。
“向日葵计划——农民工企业社会工作培育项目”培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志愿者独立设计开展了28次专业服务活动，为工业园区农民工提供了1013人次的以交友、环保、文艺、阅览为主题的社会工作服务。该项目在丰富工业园区农民工业余生活的同时，搭建起社区互助支持平台，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到工业园区公益环境的建设中来。该项目荣获2013年“广东省优秀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二等奖。
该项目的成功，表明农民工并不单单是等待救助的“被服务者”，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具有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能力的社会建设者。珠海协作者培育被视为“弱者”的农民工参与到工业园区社会建设中来，积极服务身边的农民工，在助人过程中提升自己。这在国内社会工作界是比较少见的（杨玳瑁，2017：167）。
通过激发农民工在工业园区中参与企业社会工作的动力，培养他们的专业志愿服务能力，通过助人自助的方式发动更多的农民工参与进来，从而改善了工业园区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的状况，也创新了本土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杨玳瑁，2013）。由于其在企业社会工作方面的探索，珠海协作者被民政部评为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首批全国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单位，还接待包括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调研组、民政部、新疆建设兵团等全国各地、各单位的来访交流。
七 介入过程的综合思考
经过十多年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珠海协作者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对珠海协作者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做一小结。
（一）服务理念
正如珠海协作者的相关负责人所言，他们的专业介入的出发点，不是简单的帮扶和慈善活动，不是要从抗争的角度替农民工维权，也不是传统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需求评估和资源链接。协作者的理念出发点，不仅仅将企业和员工视为“服务对象”，回应农民工现实需求，更强调对其赋能，注重培育农民工的志愿服务精神与提升其专业服务能力。在开展法律、健康、文化、心理等专业服务过程中，鼓励接受服务的农民工参与进来，在解决其现实困难的同时提升其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实现从求助者到助人者的转变。推动农民工直接参与各项志愿活动和社会工作活动，由受助者成长为志愿者，其中，部分优秀志愿者可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专业社会工作能力的助人者。这一理念，在我国社会工作的实务和实践中，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式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本土企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与机构匮乏的挑战，使“助人自助”从服务理念转变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模式。
（二）企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
企业社会工作，其最大的挑战就是对谁负责、以什么来衡量其服务成效。由此构成本土企业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到底是为企业服务还是为企业员工服务。本案例中，珠海协作者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个问题。
企业社会工作要开展得顺利，当然既要获得企业的信任和支持，也需要获得员工的信任和参与。但首先，要获得企业的支持。显然，企业社会工作在开展实务工作时遇到的一大主体是企业。企业是否认同和支持社会工作，直接关系到实务开展的成败。因此，在介入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获得企业的初步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努力，打造好自己的服务品牌，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事实，从而获得企业更多的重视和尊重。这也涉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当社会工作者与企业达成友好关系时，社会工作者如何能同时获得员工的信任，这显然是企业社会工作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此，需要体现社会工作者独特的角色定位和策略。在角色上，要扮演中立者的角色。原因是，一方面，体现专业性，进而体现相对客观的立场；另一方面，可以兼顾企业和员工的利益诉求。例如，结合企业的需要，社会工作者把专业价值观介绍给企业乃至使之逐步融入企业的理念和具体的管理制度，协助企业建设更人性化、友善的企业文化和采取具体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社会工作，是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EAP部门的工作等有很大的不同的，也有可能是企业看重的。立足于构建企业、员工、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方的和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种中立立场，如何去保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以探讨的空间的。在策略上，需要借助赋权的实践，与企业一起开拓合作空间，推动企业正向发挥基层员工的力量。珠海协作者与企业合作的特点，优势在于珠海协作者作为独立于企业的组织，其公信力会为服务关系的建立带来持久的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与企业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文化的冲突。而其劣势在于社会工作者在企业运作机制之外，尽管企业高层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给予重视与支持，但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基层，观念和政策的一以贯之并不容易，而社会工作者由于处于企业外部，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多大程度地嵌入企业运作过程，影响着社会工作者在运用企业内部关系、企业资源方面的效能。
目前，虽然政府在宣传社会工作方面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大型规范的企业也意识到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企业社会工作也有初步的认识，但整体而言，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认可度较低。而立足工业型社区面向企业开展员工服务，可以为社会组织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亦可以借着社区服务的成效，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和成长所带来的改变的成效，推动企业提高对企业社会工作的认可度，巩固并深化既有的关系，或发展新的合作关系。
（三）从微观到宏观：从赋权到治理
顾东辉提出，针对流动人口，可以进行治理型增能。针对流动人口的治理型增能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在个人层面上，为其赋权，从而改变其“不能”和“不为”的状况。在人际层面上，可以帮助建立朋辈网络，可以训练有效沟通技巧以促进人际关系融洽，可以进行社区倡导以促进社会融入。在政府层面上，可以呼吁政府从政策层面进行干预，逐步降低农民工遭遇偏见、歧视的可能性；可以倡导政府剥离社会职能，发挥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功能（顾东辉，2015）。
珠海协作者的案例正体现了这一点。协作者虽然着力在给农民工赋权，但背后有更大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工作者、企业、员工与所在社区共同参与的企业社会工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可以配合实现农民工从求助者到助人者的转变，也可以增加社区自身的社会资本，还可以提高社区自身提供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能力，最终实现各利益相关方的资源链接。在这一过程中，在伙伴关系背景下，教育倡导工作就可以有序展开。通过各方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化解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类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各群体的融合与参与，推动社会政策完善，使本土企业社会工作发挥兼具服务者、倡导者、研究者、推广者的多重功能（李涛、李真、杨玳瑁，2019）。
（四）赋权实践，需要注意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是组织自身运作过程的赋权，这是保障的因素。在组织内部建立平等、互助的氛围，致力于协助每位组织成员的自我实现。这是服务对象赋权能持续和成功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层面是对服务对象的赋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表达、沟通、思考、反思、批判、组织、协调能力。第三个层面是社区层面的赋权。服务对象的赋权当然很重要，但更需推动这些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回馈群体、社区，一方面，开展多种类型的服务活动回应他们的需求，带动工业园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形成更广泛的互助关怀的氛围；另一方面，是聚焦于群体中带有普遍性的切身利益诉求并有所行动，推动改变。
（五）一些挑战和不足
一是由于珠海协作者的项目运作，往往需要依靠企业、政府或者基金会的政策、资金等的支持，而目前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等的运作机制，很容易导致项目的短期化。尽管珠海协作者有较强的实务能力，资源筹措能力也很强，但我们通过持续跟踪发现，他们持续推动项目存在诸多困难。
二是在动员整合工业园区所在地的各类社会资源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企业方面，不同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对于社会工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认知，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与一家企业友好协作的经验，并不能直接运用到其他企业身上。甚至同一家企业，当企业高管调换后，也有可能改变对待企业社会工作的态度。政府方面，仍需要其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案例使用说明
一 教学目的和用途
（一）适用的课程
本案例适用于“企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务”等课程。
（二）适用的对象
本案例适用对象为社区工作硕士研究生。
（三）教学目标规划
1.覆盖知识点
（1）生态系统理论。
（2）优势视角。
（3）赋权理论。
（4）社会支持网络。
（5）企业社会责任。
（6）企业社会工作的运行模式。
2.能力训练点
（1）熟悉和掌握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方式。
（2）了解和熟悉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3）如何在企业社会工作中探求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契合点。
（4）农民工赋权的特点和难点。
（5）企业社会工作在多元协同治理中的角色。
3.观念改造点
（1）从生态系统的视角理解农民工的需求和问题。
（2）企业是否支持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社会工作成败的关键。
（3）企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与一般社会工作实务不同，企业社会工作的目标除了支持帮助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要给予足够关注。在具体的介入中要综合考虑企业员工和企业的利益与诉求。
（4）对农民工赋权、培养农民工志愿者、营造互助网络是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一个有益且重要的探索。
二 启发思考题
启发思考题是基于案例教学目标来设置的。这些思考题与案例同时布置，与此同时，要求学生根据案例可能涉及的内容，熟悉相关知识点。相关知识点包括“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赋权理论”、“社会支持网络”、“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工作的运行模式”等。这些思考题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和分析案例内容。
（1）社工机构选择了怎样的介入价值观和理念，为什么？
（2）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扮演了哪些角色？其中，哪个角色相对而言最为重要？
（3）介入的具体路径是怎样的？如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4）社会工作者在几个层面实施了专业介入？在服务过程中，这些不同层面的相关性在哪里？
（5）如何评价社工机构采取的这种介入策略？
三 分析思路
从思路来讲，可以从对案主核心问题的确认、社工介入的理念与工作策略来引入。而问题确认、介入理念和工作策略背后的相关理论学习和实务的流程和方法则是本案例的教学目标。本案例的分析思路可以从介入视角和介入者的角色和态度两个方面来看。
（一）介入视角
（1）是聚焦于服务对象个体还是关注群体及其工作生活环境的不同层次？
（2）是从帮助和服务的传统社工角度，还是从优势、赋权的主体性建构视角介入？
（二）介入者的角色和态度
（1）社会工作者在企业社会工作实务中，是站在企业立场上，还是站在员工立场上？
（2）企业社会工作实务中，社工的角色是治疗者、咨询者、资源链接者、政策倡导者还是协作者？
（三）具体的介入方法和步骤
（1）如何把社会工作中的需求分析与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建构和赋权结合起来？
（2）如何把社会工作实务的确定目标转换为具体的介入方法，并在实践中探索有效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3）目标的实现是循序渐进，还是根据介入的顺序进行考量和确定？
四 理论依据与分析
（一）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强调社会工作实务的干预焦点是将个人置于其生活的场域中，强调从生活变迁、环境特征与调和度三个层面的互动来引导社会工作的具体实施。具体而言，可以将个体所在的环境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生态系统理论可以让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对案例所涉及的农民工的需求等进行多方位的思考，进而在介入过程中，从服务对象所在的几个不同层次的系统出发提供专业服务。
（二）优势视角和赋权理论
优势视角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丹尼斯·塞勒伯（Saleebey，D.）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优势视角超越了传统病态模式下的问题中心主义和专业中心主义，转而注重对个人能力、家庭与社区资源的发掘。它的基本信念是面对环境和生活的挑战，个人事实上具备一定的应对能力与内部资源（Saleebey，2016）。
在社会建构主义取向的社工模式看来，这些正是案主的优势、能动性，并以此为出发点帮助案主改变境遇。优势视角从微观角度强调人的潜能和优势，主张个体、家庭和社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优势。对问题的解构和建构，使原本被视为问题的现象变得可以理解，并通过鼓励个体参与活动来增强其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优势视角关注社会工作者和案主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相互协作，社会工作者不是作为专家来进行干预，而是协助服务对象发现和增强他们的潜力，从而使其在逆境中获得发展。优势视角的实务流程可以描述为：了解情况—理解个体—挖掘资源—重新解释—助人自助。
在赋权理论中，弗莱雷提出，社会工作者应深入到案主的生活世界中，理解他们面临的现实。社会工作者应鼓励案主表现自我，帮助他们获取生命活力以及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肯定。从这个视角来看，案主应该成为生活中的“生产者—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由此，这种赋权过程具有民主性、参与性和人本主义的价值（派恩，2008：321、323）。
与优势视角（相对微观）相比，赋权理论则相对中观甚至宏观一些。赋权过程可以分为两阶段，前一阶段与优势视角具有相似性，都是协助案主从内部获取力量，而后一阶段则要回归到与资源分配有关的阶层与政治之中。通过赋权和倡导，建立起一套正式的支持性的制度来保障社区参与的权益，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区参与方式改变成为“自下而上”的合法赋权形式。赋权的最终目的是让社区获取权力并导致社会力量对比发生改变（Saleebey，2016）。
赋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个体层面的赋权，二是人际关系层面的赋权，三是社会参与层面的赋权（范斌，2004）。案例中，通过社会工作者主导的一些项目，以及志愿者自发策划组织的志愿活动的开展，这种社会化形式的经验，有利于案主产生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赋权的基本目标是社会公正，即通过相互支持和知识分享，给予人们更大的安全和行动力，不断积累微小的步子以迈向更远大的目标。
一些学者将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赋权理论的结合称为整合型的社会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整合：一是系统整合，充分考虑从微观到宏观系统对服务对象的影响以及各组成部分的优势和劣势，发现服务对象及其环境系统的主体性；二是方法整合，综合应用个案、团体和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而不是传统社会工作的聚焦于外部干预（彭华民等，2016：61～62）。
（三）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理论发展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人的社会联系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个人可以维持其社会身份，获得心理和物质支持，并能够得到需要的信息和服务（关锐煊、颜文雄，1993：207）。詹姆斯·维特克提出，对于一些边缘弱势群体，当正式支持系统因为社会排斥不能获得时，非正式支持系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非正式支持系统包括密切交往的初级支持网络和频繁交往的次级生活网络。初级支持网络即个体的个人网络，一般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同乡、邻居等。次级生活网络则指邻里组织、社交俱乐部和教会等。哈德凯瑟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分析各级支持系统提供支持的显性和潜在的途径和障碍，在此基础上，通过社区赋权的策略，来帮助边缘弱势群体由初级支持网络和次级生活网络等非正式支持网络，扩展到去争取正式支持网络的公平服务和方便可得性（郭伟和等，2016：292～293）。
社会支持网络也可以分为个人网络、志愿者联系网络、互助网络和社区网络。个人网络主要是通过已有网络中的相互联系，动员这些个体参与到服务对象的问题解决中去。志愿者联系网络则是针对一些个人网络偏弱的个体，通过发展志愿者与这些个体结成一对一的同伴关系，社会工作者既可以直接担任志愿者，也可以安排志愿者，并提供心理和技术支持。互助网络是将面对共同问题或有共同背景的个体组织到一起，为他们建立彼此的支持系统，增加同伴信息和经验交流，并依靠共同力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社区网络是通过社会工作者，为同一个区域范围的类似个体组建一个行动网络或团体，为网络中的成员服务，争取资源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还要协助他们与社区中的其他组织等建立联系（关锐煊、颜文雄，1993：207）。
本案例在优势视角和生态系统理论下，通过发展志愿者并进行实践，突出了在赋权中构建志愿者联系网络、互助网络和社区网络。这些网络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也是该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和发展。
案例是从需求为本出发，但结合了资产为本的视角。一方面，在最开始时，关注农民工生活工作环境中的问题，注意帮助并引入外部资源，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强调农民工自身已有的潜力和活力，认同他们依靠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通过赋权等方式将农民工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而通过更多的人之间的互助和协作，参与式发展。
（四）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已经为社会所广泛认可，众多学者也对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性分析，或者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强调从法律和规制的角度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进入到实践的层面。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2009年，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性意见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则编制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在国内企业中进行推广，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评价分析。由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制度建设和规范，对推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位企业经营者来说，他或许知晓企业社会责任为何物，主观上也同意企业应该守法律、讲道德。但是，怎样的激励机制可以让其有动机去付诸社会责任的实践？这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已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如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建立和评价，都是从企业外部，从规制的角度、道德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在这些研究中，缺乏一个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和行动机制的模型（何辉，2013）。
我们认为，企业社会工作，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可以通过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在多个方面，推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在本案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互动，使其更好地理解企业雇用的农民工的现实情况和困难所在。由此，推动企业更好地出台对农民工有利的政策，推动企业参与到社区社会资本的建构中来。
（五）企业社会工作的运行模式
企业社会工作，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美国企业中。一百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者基于企业自身的需要，或者基于企业员工的需要，企业社会工作也逐步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表1是已有研究文献归纳的西方国家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的五种模式。
表1 企业社会工作的模式
近几年，这几种模式在国内也陆续出现。在这五种模式中，前三种为企业出资，在企业内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岗位，为企业员工提供福利等服务，为企业主提供专业支持并协助企业主做好企业员工的工作。第四种是工会提供服务模式，由企业内或者企业外的工会组织开展服务。第五种可称为社区模式，主要依靠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开展相关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前三种模式由于需要企业出资，因而必然需要获得企业主的支持。第四种工会提供服务模式，在西方大致不需要企业主的介入和支持，但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中，企业内的工会必须获得企业主的支持方可开展工作，而企业外的由国家工会系统开展的工会工作要想介入企业，也需要企业主的配合。因此，企业社会工作的五种模式中，除了第五种，其他模式都需要企业主的支持和投入。企业主是企业社会工作实务得以开展的非常重要的需求方。在本案例中，珠海协作者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也是首先得到当地工业园区一家知名科技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得以开展的。随后基于珠海协作者的有效的实务工作，其才获得了更多企业的支持和政府政策上的支持，从而可以开展更多的企业社会工作。
如果我们归纳本案例中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基于工业园区的企业社会工作模式，这是一种地方政府、工业园区的多家企业、社工机构协同的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五 分析要点
本案例的关键点，有些是隐含在案例内容中的，虽然没有凸显出来，但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如下。
（1）针对农民工各方面的需求和现状下存在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如何介入，应该持怎样的理念和价值观？
（2）社会工作者在企业社会工作实务中，是站在企业立场上，还是站在农民工立场上？
（3）社会工作者如何与农民工建立关系？
（4）社会工作者如何具体协调企业和农民工的关系和利益诉求？
（5）社会工作者如何获得服务对象所在企业高层的理解和支持？
（6）如何有效链接农民工所处环境的中观和宏观资源，共同解决农民工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7）从赋权角度培养志愿者和专业社工时，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需要进一步跟进的问题也有很多，例如，当农民工的自主性、权力意识得到增强后，当他们有了互助小组甚至社会支持网络后，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如何开展？
（8）基于本案例和相关的文献，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如何选择合适的路径？
六 建议的课堂计划
由于授课对象是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所以对于课前准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首先，要求学生个体做好相关资料和文献的阅读。其次，在小组内部，进行该案例的初步讨论，并形成小组讨论结果。在课堂授课环节安排135分钟，3个课时。
建议的课堂计划-续表
参考文献
Dennis Saleebey，2016，《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杜立婕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范斌，2004，《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载《第二届中国社会工作论坛暨第五次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2004。
顾东辉，2015，《治理型增能：治理理念在流动人口增能中的应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关锐煊、颜文雄，1993，《老人小组、社区、行政工作》，香港：集贤社。
郭伟和、李大君、周丽娟，2016，《进城农民工社区教育——以北京行在人间劳工服务中心工作模式为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SW教学案例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何辉，2012，《企业家需求、企业社会责任和我国民营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
何辉，2013，《制度压力和组织同构——企业社会工作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李晓凤主编，2017，《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标准研究——以深圳市龙华区为例》，中国社会出版社。
李真主编，2017，《从微观到宏观——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案例集》，中国社会出版社。
李涛、李真、杨玳瑁，2019，《社会融入视角下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珠海协作者的企业社会工作实践与思考》，http：//www.facilitator.org.cn/news/aboutus01/news-id/661/。
刘常鑫，2017，《工业区父母工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珠海协作者内部未刊稿。
马尔科姆·派恩，2008，《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彭华民等，2016，《抗逆小童星：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SW教学案例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思斌主编，2016，《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SW教学案例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爽主编，2017，《企业社会工作案例评析》，中国社会出版社。
杨玳瑁，2013，《赋权视角下的企业社会工作——以珠海协作者在工业区的实践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杨玳瑁，2017，《像向日葵一样生长——农民工企业社会工作向日葵成长计划项目》，载李真主编《从微观到宏观——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案例集》，中国社会出版社。
[1] 何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讲“企业社会工作”课程，研究领域为政府规制、社会组织和政府治理；杨玳瑁，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专业支持部负责人。本案例的写作得到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2]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26日。
[3]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26日。
[4] 参见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2/22/20434411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28日。
[5] 项目名称为“工业区父母工人家庭支持项目”，见刘常鑫《工业区父母工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珠海协作者内部未刊稿，2017。
[6]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26日。
[7]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26日。
[8] 珠海协作者由此设计的“我们也是父母——工业区父母工人社区支持系统建设项目”成为第一届全国ME公益创新大赛资助的20个项目之一。参见http：//nj.facilitator.org.cn/zyzpy0101/aboutus/00000/。
[9] 李涛等：《社会融入视角下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珠海协作者的企业社会工作实践与思考》，http：//www.facilitator.org.cn/news/aboutus01/news-id/661/，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