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相关文献述评

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分割的程度有多大，如何科学合理地加以测度？什么因素影响到市场分割程度？如何实现商品、要素等资源的跨区域充分自由流动？这些问题都将是我们不得不予以解答的理论及现实问题。伴随着Young（2000）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市场分割问题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纷纷对此问题开展研究。从既有文献来看，关于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商品市场分割方面，要素市场分割方面的文献并不多见。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市场分割的测度及趋势研究；（二）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研究；（三）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研究。

（一）市场分割的测度及趋势研究

关于市场分割这一主题，最初主要源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关税等的影响，国家之间的商品和要素等资源出现价差，进而引发资源进出口存在壁垒。关于国内市场分割的研究起点，首先是对市场分割趋势进行判断，市场究竟是分割加剧还是渐趋整合？而这种判断的基础便是建立在对市场分割的测度之上。在此，本书将既有研究中关于市场分割的测度方法进行汇总，总结测度方法上的利弊，以期寻找到最佳度量方法。目前，关于市场分割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六种：

（1）生产法

该方法是基于各地区产业结构和专业化分工情况，通过构建行业集中度、产业结构相似度等指标来反映地区间市场分割（或市场整合）的程度。若行业集中度或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则市场分割程度较高；反之，市场则日趋整合。通过计算中国地区间工业结构差异系数并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工业结构的相似度较高，地方重复建设较为严重（The World Bank，1994）。后来，Young（2000）也采用中国制造业数据，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若从各省产业结构差异性来看，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渐趋整合（胡向婷等，2005）。从专业化分工程度上看，国内各地区产业区域专业化程度早期虽有微弱下降，但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地方保护逐渐减弱，市场分割程度不断降低（白重恩等，2004）。从产业集中度上看，通过构建产业集中度指标，不难发现，国内各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稳步扩大，市场分割程度渐趋弱化（黄赜琳等，2007）。通过产业集中度、区域专业化等指标分析发现，国内各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在时序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范剑勇，2004）。生产法优点在于简单易行，数据较易获取。其弊端在于通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度、Hoover地方化指数等指标来测算市场分割缺乏理论基础，且其代表性不足，无法真正用于衡量市场分割程度（Naughton，1999；陈敏，2007）。

（2）贸易法

该方法主要利用省际贸易流量或边界效应来反映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当跨区域贸易流量较小或者边界效应明显时，则表明市场分割程度较高，反之亦然。从既有研究来看，贸易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贸易流量法，一种是边界效应法。在贸易流量法方面，Naughton（1999）利用1987～1992年我国25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时序范围内，各省市间的平均贸易输出额和输入额占比分别为49%和53%，而各省市的国际贸易中进出口额占比分别为20%和15%；从贸易规模来看，与国际贸易规模相比，在此期间的省级贸易规模大多增加约2%。在边界效应法方面，Macallum（1995）最初对边界效应展开研究。Poncet（2002，2003）基于我国投入产出比数据，分析省际贸易情况，研究发现省际贸易总量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占比却有所下降，这意味着边界效应渐趋明显，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将加剧；若从区域边界层面来看，我国八大区域的边界效应与欧盟统一市场内部国家之间的水平相当（黄赜琳等，2006；黄赜琳等，2007）。当然，部分学者（范爱军等，2009；行伟波等，2010）也得出类似结论。而事实上，王晔倩等（2006）通过采用引力模型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服务贸易的边界效应时，发现两个地区的边界效应并不明显，市场日趋整合；Xing和Li（2011）基于Poncet模型的一般化，运用中国省际增值税数据测算我国各省市的边界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市场分割程度下降；但若控制距离等自然壁垒因素等，不同阶段下边界效应的效果不一（赵永亮，2012）。若与国际边界效应相比，国内边界效应的绝对值偏大，贸易存在本地化偏好（洪勇等，2013）。从区域层面来看，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赵永亮等，2007；赵永亮等，2008）。在测度市场分割方面，贸易流法比较直观，但仍存在一些弊端。这不仅体现了贸易流量大小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征，也反映了边界效应主要反映的是边界对贸易的影响，忽视了贸易成本等在其中的作用。

（3）调查问卷法

该方法主要来自微观调查，将市场分割这一问题多维度进行解析，并从不同维度对此进行调查，形成第一手资料并加以分析，以此来判断国内市场分割程度。李善同（2004）采用此方法从法治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信用环境等五个方面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地方保护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形势仍然严峻，市场分割开始出现手段多样化等特征。该方法虽然能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但调查周期偏长、所需经费较高，且容易被受访者的主观判断影响，所以较少被采用。

（4）产需法

该方法继承了“生产法”的基本思想，通过对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以期真实准确地反映资源配置效率情况。不可否认的是，该方法也蕴含了“贸易法”的基本思想。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张昊（2014）可能首次开创性地提出了这一思想，通过以生产法为基础，在考虑需求结构的情况下，构建“产需法”来估算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分割从2006年开始又重新加剧，区域层面效果有所差异。目前，该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比生产法更符合现实情况，能更加真实地反映“资源应当如何配置”这一生产环节的效率标准问题。与此同时，该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选择商品的代表性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其结论可能有失偏颇。

（5）经济周期法。该方法最初用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中，用来考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或区域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少学者也开始利用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来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协同性，以期反映国内市场分割程度。从既有的文献来看，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方法较多，包括相关系数法、均方根误差法、同步系数法、C-M同步化指数法、经济景气指数法等。从国际层面来看，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从弱到强（彭斯达等，2008），中日的经济同步性也较强（陈昆亭等，2004）。从国家内部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来看，不少学者利用就业数据等从不同时期来考察各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步性（Poncet and Rondeau，2004；黄玖立等，2011；许统生等，2013）。事实上，经济周期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国家间以及一国内部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但影响经济周期因素众多，可能使得所获取的结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

（6）价格法。该方法是目前用于测度市场分割最常用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基于冰川成本模型，通过不同地区时间价格的动态波动来反映市场分割程度。在最初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采用定性研究来分析特定商品价格（如米价）的变动幅度（Chuan and Kraus，1975）。伴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学者们也开始采用定量研究来分析相关问题。部分学者开始基于“一价定律”来考察市场间是否存在套利问题，即套利将促使不同市场的价格出现共同波动的情况。该思想主要源于冰川成本模型（Samuelson，1964），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致使在贸易过程中商品将会像冰川一样融化掉一部分。倘若完全套利存在，不同地区相同商品的价格仍会有差异，且商品价格在一定区间内波动。若相对价格波动范围较小，则说明市场整合程度较高；若相对价格波动范围较大，则说明市场分割程度较高。通过从不同时段的价格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市场在时序上渐趋整合（Young，2000；Fan and Wei，2006；桂琦寒等，2006；陆铭等，2006；陈敏等，2007；范爱军等，2007；李真等，2009；陈刚等，2013）。当然，也有学者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发现在时序上市场分割程度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时强时弱（付强等，2011）。价格法作为市场分割最流行的方法之一，在于数据易于收集，信息内涵丰富，但存在统计口径变化和地理位置影响价格等问题。

从不同学者采用不同方法来测算市场分割来看，可以发现，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市场分割程度究竟如何变化，仍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学者（Young，2000；Poncet，2002；郑毓盛，2003）发现市场分割程度在提高。但也有学者指出，国内市场分割长期存在，但在程度上存在弱化趋势（Naughton，1999；Persson，1999；Xu，2002；李善同等，2004；白恩重，2004；桂琦寒等，2006；赵奇伟等，2009）。近年来，还有学者（黄季焜等，2002；李杰等，2004）从特定行业出发，来分析市场分割的变化趋势，基本认同商品市场在时序上渐趋整合。

（二）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研究

市场的分割与整合是一个自然发展史的过程，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来看，不难发现，制度性因素是影响市场分割程度的关键性因素，但自然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

（1）非制度性因素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地理环境、技术水平的差异性，市场整合程度也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前，通过观察粮食价格的变化，不难发现，印度市场的整合程度远低于西欧市场。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运输成本的影响（Studer，2008），而物理贸易流动、信息不对称等都将影响到市场整合（Stephens et al.，2008）。在自然性因素方面，自然因素（天气、是否沿海等）将影响到市场整合程度，若加以控制，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好处能解释20%的价格趋同（Andrabi and Kuehlwein.，2009）。颜色等（2011）通过比较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也发现交通运输业特别是水路运输差异是南北市场整合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技术性因素方面，技术差距与市场分割之间关系紧密，这点在收益递增及有一定科技含量的行业中表现明显（陆铭等，2004；陈敏等，2007）。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打破自然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的重要手段之一，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消除群山阻隔等自然性因素的作用效果，缩短时空差距；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利于削弱区际技术障碍，实现互联互通。从既有研究来看，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研究，学者们更为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Paul Rosentein-Rodan，1943；Rostow，1960）。不少学者（如Aschauer，1989）也开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来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果。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具有外部性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开始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外部性的存在性问题（Young，1928；Hirschman，1958；Romer，1986；Lucas，1988；Barro，1990；Hulten and Schwab，1991；Hulten and Schwab，2000）。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开始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不少学者也纷纷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外溢效应等展开研究（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张学良，2012；金戈，2012；张光南等，2013）。国内外学者往往更多地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视角对国内市场分割进行阐释，而忽视交通基础设施等对市场的作用效果（刘生龙等，2011）。近年来，也有学者从自然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的角度来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对市场整合的作用效果，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打破国内市场分割（范欣等，2017）。

（2）制度性因素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制度性因素作为市场分割的重要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银温泉，2001）。不少学者也针对制度性因素对市场分割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纷纷展开研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制度性因素包含正式制度性因素和非正式制度性因素两种。

第一，正式制度性因素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为满足商品的多样性、专业分工的精细化等要求，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或制度来推进市场间整合，实现市场规模的扩大化。明清时期的传统商人组织与政府政策具有替代效应，使得商品的贸易成本下降，促进了地区间的市场整合（杨海滨，2012）。民国时期的“裁厘改统”使得上海和芜湖间的米粮贸易成本下降，促进了市场整合（赵留彦等，2011），但也可能使得套利无法实现，进而造成市场分割（冯颖杰，201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也开始积极推行财税体制改革，从包干制到分税制改革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对市场整合带来影响（刘小勇等，2008）。特别是1994年中国政府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中国式分权”，其本质上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契约关系（吕冰洋等，2014）。这种分税制改革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和财力不匹配，进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地方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出现（沈立人等，1990；白重恩等，2004）。从经验研究来看，中国渐进式改革是造成市场分割的直接原因（Young，2000），不同形式的分权将对市场带来差异性的影响（邢华等，2003；刘小勇等，2008；徐佳慧，2013）。司法独立性将显著降低地区间市场分割，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陈刚等，2013）。

从传导途径来看，正式性制度也将通过政府动机变化、对外开放等影响市场整合。在政府动机变化方面，在“锦标赛”式的晋升模式下，地方政府需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不得不采取地方保护，以期实现晋升（周黎安，2004；贺振华，2006；徐现祥等，2007；曹春方等，2017）。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赶超战略的实施也是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过度干预的背后实质上也是物质利益驱动的结果（Qian and Weingast，1997；林毅夫等，2004；平新乔，2004；Poncet，2005；周业安，2002；周业安，2003）。在对外开放方面，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关税大幅度削减，这将有利于市场整合（Li and Zhang，2003）。在对外开放与市场分割的关系上，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其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朱希伟等，2005；陈敏等，2007；范爱军等，2007）。

第二，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近年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刘毓芸等（2017）试图考察方言对区域间资源错配的影响，利用中国行政区划边界与汉语方言边界不完全重合的特点，将方言与制度的影响区分开来。研究发现，方言上的不同显著增强了相邻两县间的资源错配。丁从明等（2018）通过利用2016年消费品市场指数来测度该城市圈的市场分割程度，并使用不同层级的语言多样性测度方言多样性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发现城市圈内方言多样性对城市圈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具有不利影响。

（三）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展开研究，主要围绕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两方面展开。

（1）市场分割与对外贸易

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分割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李坤望等，2014），中国市场分割仍然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张艳等，2014），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弱化需要以消除市场分割为手段，加速建立中国统一的消费市场（杨振兵，2015）。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竞争力和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熊贤良（1993）研究了省际贸易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发现省际贸易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和产品竞争力，增加产品的出口。钟昌标（2002）和叶劲松等（2003）则指出当前国内市场的区际壁垒仍然严重，这将无法实现资源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优化配置，进而阻碍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朱希伟（2005）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国内市场分割将迫使企业不得不寻求海外市场发展，这是中国出口强劲得以长期保持的重要原因；从不同类型出口企业来看，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的出口存在差异（张杰等，2010）。曹春方等（2015）研究了市场分割对企业异地子公司分布及效果的影响，认为市场分割不仅会导致地方国企相比民企有更少的异地子公司分布，还会降低地方国企的公司价值、增加地方国企的过度投资；吕越等（2018）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2）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

关于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们也看法不一。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呈负向线性关系（Poncet，2003；徐现祥等，2005）。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关系较为复杂，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效果不一（刘小勇，2009）。还有部分学者发现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陆铭等，2009；李文洁，2013）。在异质性上，景维民等（2019）运用1993～2016年29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分割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且市场分割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会产生异质性影响。苏丹妮等（2019）利用2002、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个省市地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化程度在国际价值链分工网络下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发现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在传导机制方面，学者们也发现间接传导途径呈现多元化和隐蔽性特征（李文洁，2013；宋冬林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