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古巴的绿色发展，总的来说，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近年来，学者们对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生态环境等进行了大量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观点和文献资料。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绿色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古巴社会主义的论著逐年增多，其质量也在不断改善。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从社会主义视角论述古巴环境保护及其绿色发展状况。虽然目前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并不普遍，但已有的相关成果为本选题研究古巴绿色发展的建设状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实践经验以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生态环境的有益启示提供参考。
1.国内相关研究梳理
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古巴绿色发展的研究呈现如下几种视角。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含的生态思想给予积极肯定。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内一些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解保军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现代生态哲学意蕴。[5]郎廷建认为，有些学者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或使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学”等概念或术语，进而断言他们没有可持续发展思想，这种混淆“概念”和“思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6]胡梅叶等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密切关注西欧的生态问题，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学理论。可以通过归纳法和综合的方法逻辑展示其基本思想。[7]李世书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的自然观。马克思的自然与人与社会的互动和辩证关系为当代生态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以价值为导向，倡导从社会变革问题中解决自然环境问题，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提供有效途径。[8]
（2）批判资本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绿色发展，即可持续发展。我国最早关于“生态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期刊文章应是段华明在1996年第4期的《开发研究》中发表的《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他认为：“作为涉及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和根本前景的生态问题，其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9]进入21世纪，诞生了诸多关于生态问题、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为研究古巴绿色发展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借鉴。陈永森、蔡华杰全面介绍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背景下的批判性理论，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不同，因此需要我们辩证地思考、有选择性地借鉴。[10]
胡振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了当代世界生态问题中的资本主义根源，认为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处于低潮的时期，文章着眼于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指出生态问题的未来指向和希望就是共产主义。[11]在拉丁美洲区域研究中，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常将古巴的绿色发展视为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重要标杆。张金霞对卡斯特罗社会主义观进行了理论探索，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古巴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只有积极探索绿色、可持续的社会主义才是最佳替代方案。[12]
（3）认为古巴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有机农业、都市农业等绿色发展可称为世界标杆。徐世澄等认为，古巴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较早地渗透到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3]陈美玲从古巴政府对生态农业的奖励激励措施角度切入，认为古巴是世界上极少数将“以农民为主导、社区为基础、经济上可行”的发展模式从科研项目转化为应用型政策并由政府提供大量资源支持，最终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14]房宏琳、单吉堃认为，古巴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模式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农业向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转变。环境友好、经济上可行、社会公平的可持续农业是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古巴的实践经验为可持续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例证。[15]林惠贞指出，古巴引以为傲的生态农业，其实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展开的。但在古巴政府确立“生态农业”政策后，古巴利用多样化的耕作方式发展都市农业，并为全世界提供关于替代食品的新方案。[16]
（4）古巴生态环境治理及绿色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不能过于简单化或机械地移植。贺钦通过对古巴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与演进的阐述，以及对古巴可持续发展框架与基本经验进行分析，认为古巴在绿色发展方面具有忧患意识和超前思维，在有限的生存条件下，古巴政府持续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系统工程的完善，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框架，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探索多元化的和谐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7]肖建华指出，在短期内，古巴被迫转向发展有机农业，以适应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逐步走上了可持续、环境协调和自给自足的农业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典范。他认为古巴发展有机农业的做法对资源和环境双重制约下的中国农业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根据国情、国力和农情、农力，汲取古巴的经验教训，转变观念寻求新的发展思路。[18]刘贺认为，古巴的绿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框架。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绿色发展的统领，是古巴绿色发展取得成功的法宝。但我们需客观评价和理性借鉴古巴经验，对于古巴绿色发展所取得的成效要有清醒认识，要结合具体实际，不能盲目复制。[19]
2.国内关于古巴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评述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关注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研究，对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明显不足；而国内学者对古巴的绿色发展研究多集中于具体的环境治理问题，对其发展的主要贡献、基本特征及经验成效等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
（1）有关古巴绿色发展的文章引介有待完善。国内关于古巴绿色发展研究的译著稀缺，古巴国内及西方相关研究学者的核心著作和文章都没有完整的中译本。例如，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n Era of Oil Scarcity：Lessons from Cuba（Julia Wright），Greening of the Revolution：Cuba’s Experiment with Organic Farming（P.Rosset and M.Benjamin），The Greening of the “Barrios”：Urban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Cuba（M.Altieri），Toward a Culture of Nature：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uba（Pamela Stricker），Climate and Catastrophe in Cuba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herry Johnson），The Struggle for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uba（Richard Levins）等英语及其他西班牙语专著和文章未有中译本。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和分析古巴绿色发展增加难度。
（2）在古巴社会主义与绿色发展的关联方面研究不足。目前，学界基本上可以达成以下共识：绿色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绿色发展的未来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为绿色发展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两者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级阶段，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但国内学者对古巴绿色发展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对其也持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古巴已经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有的则强调依据古巴实际，古巴仍旧停留在生态环境治理与污染防治阶段。其研究文献也大多是期刊论文，尚未有专门、系统地描述古巴可持续发展的专著。
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界在借鉴古巴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反思其不足，以期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提供参考方面依然不乏丰富成果。在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的背景下，这将更有利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古巴如何进行绿色发展，为世界生态安全提供更多方案。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对于国外学者对古巴绿色发展的研究，可以从西方左翼或绿色党派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问题的批判和古巴绿色发展的具体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1.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畅想上。西方绿色左翼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生态帝国主义”战略造成了全球环境的恶化和全球社会正义的缺失。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理论，倡导运用“人的尺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代表人物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莱斯（Leiss）、阿格尔（Agger）等人。1972年莱斯的《自然的控制》、1976年《满足的极限》，1975年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1979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使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趋于完备和成熟。在政治层面，莱斯在马尔库塞“利用技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观点，并提出了“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0]。福斯特（Foster）深刻批判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克沃尔（Kovel）总结了绿色生态运动和生态社会主义，提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现路径。在经济层面，克沃尔抨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不能阻止人类面临能源和环境灾难。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经济组织形式的批判，阿格尔提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通过运用现代科技创造性的能力，更公平地分配物质文化成果，创造一个“更容易生存的社会”。在文化和道德层面，奥康纳（O’Connor）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资本”化，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致的。[21]福斯特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道德的反生态本质，并认为资本主义道德是人与自然物质转化过程断裂的根本原因。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预测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生产，在合理开发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打造人类自由发展的新生活方式。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也认为“非暴力”是未来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工人阶级是实现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2.对“第一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问题的揭示
生态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具有全球性。所谓“第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之前的社会主义和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22]苏联解体后，咸海枯萎和干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等环境危机更充分地暴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并明确地提出凡是把积累当作目标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扭转生态危机的趋势。”[23]萨卡（Sarkar）、奥康纳、福斯特等人深刻批判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生态灾难及其原因，如增长的极限、经济理性、中央集权体制等，并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论证了以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未来社会方案的必要性和基本特征。萨卡在还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环境保护与破坏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生态学原因：第一，工业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增长的乐观主义”精神的限制，自然资源的开发，粮食生产的限制，环境成本以及国际贸易的局限；第二，蔓延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即一个有特权的新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的解体。[24]在重新思考苏联模式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基础上，奥康纳深入探讨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灾难的成因，提出了改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他将生态民主思想引入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福斯特提出，当前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只有通过生态革命，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更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直言社会主义是根本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路径。如佩珀（Pepper）通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要推动生态主义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拉比卡（Labica）认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日本学者岩佐茂（Iwasa Shige）也声称，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
3.对古巴绿色发展的研究
国外学者特别是绿色左翼学者对古巴绿色发展经验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给予较多关注，并大致做出了如下研判。
（1）绿色发展是古巴社会主义一种最新发展模式，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保持革命胜利以来的社会主义成果。蒙佐德与富内斯（Monzote & Funes）认为，从社会角度看，古巴是在充分推广有机农业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想例子。[25]帕梅拉·斯特里克（Pamela Stricker）认为，在应对石油危机的背景下，理性的发展不是依靠自由主义市场，而是在有限的环境资源范围内发展社会意识。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对古巴来说是社会正义与环境保护的结合点，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该模式是古巴人民依靠自身经验探索而出的。[26]朱莉娅·赖特（Julia Wright）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石油峰值的挑战创造性地为改进古巴农业和粮食系统提供了机会，古巴开发和实施替代能源供应的经验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更安全、本土化、有机化和公平的粮食与农业生态系统。[27]丽贝卡·克劳森（Rebecca Clausen）等表示，古巴社会主义有机粮食生产模式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代谢断裂和代谢修复理论，是合理的社会上与生态学上的粮食体系。它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农业，是具有代谢修复潜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28]
（2）古巴现今的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为成功的，但未来还是要依托科技等先进技术和手段向更高层次转型。富内斯认为，古巴的有机农业转型堪称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如今的古巴已经完成替代依赖于工业化投入的农业模式目标，未来要建立更加复杂的生态农业体系。[29]戴尔·文（Dale Jiajun Wen）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转型进行对比得出，“古巴农业是世界上最有利于生态保护和最具有社会责任的农业”。[30]古巴国家科学、技术和环境部生态系统研究所生态学家米格尔·安赫尔·加西亚（Miguel A.Vales García）强调古巴要注重生物肥料方面的科技研发，这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解决之道。生态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为古巴人民带来更为健康的食品的同时，更有助于减少国内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并能提高本国的经济效益。
（3）国家领导人和古巴政府坚持绿色发展，使之成为古巴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乔纳森·本杰明-阿尔瓦拉多（Jonathan Benjamin-Alvarado）认为作为领导人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很早就注重甘蔗的生物利用，同时也关注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指出在利用土地生产粮食和生产乙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权衡。[31]尼古拉·S.列昂诺夫（Nikolai S.Leonov）在对劳尔·卡斯特罗革命生涯的论述中就曾指出劳尔是古巴都市农业的主要创始人和推动者，并将农业的有机生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32]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著作《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就对社会主义表达了忠贞不渝的追随信念，批判了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正义的不相容，其中重点论述了可持续发展、新自由主义和环境的关系问题。[33]在战略规划方面，古巴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环境与发展计划》（1993年）和《国家环境战略》（1997年），制定并完善了以国家宪法为纲、以《环境法》（1997年）为主干的绿色发展的主要法律制度和环境治理理论。[34]
4.国外关于古巴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评述
（1）西方学界，特别是左翼学者在探讨全球环境危机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理论融入其中，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又一个理论新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理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有美好设想的绿色政治理论，但它仍然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不够彻底，不少学者仍旧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是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探索还存在虚幻性，西方左翼学者对世界上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举措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巨大成就。他们笔下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大都带有乌托邦色彩，导致这些思想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实施；在社会变革中还没能找到一条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行道路，对目前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抱有一定的期望，使之无法寻求一条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特色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2）西方学者对古巴生态环境治理或绿色农业技术等方面的关注，为本研究提供了古巴在有机农业、都市农业、能源替代等方面的具体素材，成为论述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进行绿色可持续建设的有力佐证。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些成果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多呈现碎片化状态。一方面，关注环境方面的研究仅仅从环保等较为具体的举措上进行论述和分析；关注社会主义方面的研究则只是从古巴政府的绿色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梳理，满足于简单的对文件内容的归纳和整理。二者都没有看到古巴的绿色发展是无法脱离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大前提。因此，这些研究注定无法实现理论梳理与实际问题研究的有机结合，导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内，西方学界对该领域的专门性研究十分稀缺。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仅停留在对古巴的个性研究上，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共性问题。研究的局限性使得西方学者在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绿色发展等问题时只能就事论事、浮于表面，停留于客观描述而无法从社会主义的高度进行整体的理论评判和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