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规划须有国际意识

——序《法国语言政策研究》

许静荣的博士论文《法国语言政策研究》，即将付梓，请我作序，我自然很乐意。2009年时，静荣参加了国家汉办的“非英语语种语言培训”项目，在中国传媒大学法语系学习一年。接着，2011年，赴巴黎七大（巴黎狄德罗大学）孔子学院任教两年。她有一定的法语基础，对法国有亲身体验，且从那时起就对法国的语言政策感兴趣。2015年，来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法国语言政策成为她的正式研究对象。

此时，新冠肺炎仍肆虐江城。身处江城的静荣，仍静心问学，思虑国别语言规划，可谓学有恒心、学有定性。而我，身宅北京，心寄南国。那里是我学习和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是第二故乡；我的妹妹和侄女两家人仍生活在那里，母亲今年也在妹妹家过春节，还有武汉、湖北的学生、师友、乡亲，他们昼夜都在病毒的包围之中；也有多个老熟人倒下了，被病魔吞噬了……此时此刻，谈学术，的确有点奢侈。然而，我翻开《法国语言政策研究》的校样，读着读着，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头脑也慢慢活动起来。

静荣之于法国，之于法国语言政策，可谓10年结缘，5年深究。而我了解法国，是从大学的法国文学课程开始的。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启蒙文学作家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卢梭的《爱弥儿》《忏悔录》，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但真正能点燃激情的，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项链》《羊脂球》，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著作里的故事、人物甚至一些名言，都常萦脑际，常驻嘴边。

之后，我负笈武昌，步入语言学之门，知道了法国的语言学家马丁内、梅耶，当然也包括瑞士法语区日内瓦大学的索绪尔。问学之中，又接触到汉学研究，对于法国历代的汉学家，如马若瑟、雷慕莎、儒莲、巴赞、毕欧、沙畹、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等，充满了好奇和敬意。2000年底，我北上京师，开始从事语言规划工作，对都德的《最后一课》格外关注。1873年，都德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的《最后一课》是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的一所乡村小学，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景，也是向祖国语言的告别情景。这是一个“语言同化”的历史例证，更是一个语言与祖国的情感故事。

此前我对法国的认识，可以说是“文本空间”的认识，这种认识带有很多浪漫的想象成分。而自从2000年以来，我更关注法国的现实，当然首先是它的语言政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语言规划，受到苏联、日本、土耳其、越南、法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的不小影响，汉语拼音的字母名称音就与法语字母表读音有许多近似之处。法国语言政策给国人的最大印象是：法国人异常热爱法语，热爱语言就是热爱祖国，有一系列法律在维护法语的地位、尊严和使用，领导人也常做维护法语的表率。这种印象与中国努力推广普通话、致力于语言统一的理念，非常接近，故常常得到国人的援引与赞赏。

早在1964年1月27日，法国就顶着压力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西方世界中较早与华建交的。法国的汉语教学在中法建交前就开始了。1958年，巴黎梦日隆市中学就开设了汉语课。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高中毕业会考，汉语已是可供选择的外语之一。1998年，法国教育部又设立汉语总督学职务，规划和管理汉语教学事务。法国的汉语教学承继悠远的汉学传统，有声有色，堪称国际表率。

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中法两国首脑倡议互办“语言年”活动。在此倡议下，2012年在中国的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了首届“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国际研讨会”，两国的语言政策制定者、学者坐享“秋果”，就两国及国际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问题交流切磋。2014年，第二届研讨会在巴黎的卢浮宫举办，那是现实与艺术的结合。2016年，第三届研讨会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举办，参会人员扩大到14个法语国家地区和联合国官员。这些会议的筹备与举行，使我结交了许多法国同行，深交了研究法国语言政策的中国朋友，从一个侧面更加真实地了解现实的法国。

举办这些会议，法方有一个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他就是白乐桑先生。乐桑兄是1973年法国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之后回国从事汉语教学，并陆续担任了许多汉语教育的职务，是知名的汉语教育家。我们很早就是“高山流水”般的朋友，就是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说“汉语难学”的是中国人，欧洲人最讨厌的中国食物是“粥”。我与他，一起做会议的学术筹备，一起商议会议的议题，会后还一起编辑《中法语言政策研究》。当然，我与乐桑兄还有其他的学术兴趣，比如汉语教学问题，比如汉语的幽默问题，比如通过慕课来保护濒临灭亡的语言问题。

我对法国的认识从“文本空间”转到“现实空间”，增加了许多具象体验。许静荣把法国语言政策做博士论文选题，又给了我从“学术空间”上理性认识法国的机会。静荣这部书中的很多问题，作为博士导师的我都参与了探讨。我们讨论布迪厄的语言符号权力理论，讨论海然热的“反对单一语言”的多语主义主张，讨论法国语言政策的“变”与“不变”，讨论国际社会的语言政策发展趋势，讨论中国该如何镜鉴法国经验。《礼记》所云“教学相长”，此之谓也。

国际学界通常认为，法国的语言意识是典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静荣利用2004年至2017年的资料，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的最新数据，指出法国的语言战略正在由“单语主义”向多语主义和文化多元化价值观转变。法国的这一转变和发现法国的这一转变都很重要。细究转变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国际潮流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一直都在提倡语言平等和多语主义。这些国际组织的语言理念已经形成国际潮流，影响到其他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也影响到国际语言规划学界。

其二，法国的国际利益。法语是历史上的世界语言，现在全世界讲法语者还有2.74亿，成立于1970年的法语国家组织，今天拥有54个正式成员国和27个观察员国。但是二战以来，法语逐渐让位于英语，以至形成今天“英语独大”的局面，许多法语国家不断出现“语言倒戈”，或转用英语，或把第一外语换作英语。提倡多语主义，在国际上可为法语的维持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其三，大国形象。法国是世界大国，是欧盟的主要成员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设在巴黎，文化上有着启蒙主义传统，故而在语言上应当有现代的理念，应改变国际上对它的“单语主义”印象。法国对国内的方言和一些民族语言，态度也有不小变化，起码采取了“怀柔”政策。

法国语言政策的转变，主要是为了应对国际语言形势，维护法语的国际地位。其实，现在的大国语言规划，都应关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不能不考虑如何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不能不考虑“一语独大”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为缓解各种语言矛盾，“多语主义”选择是必须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语言规划考虑较多的是本土，语言规划的内容也比较单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今天，语言规划必须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具有国际眼光。而如何做好中国的语言规划，法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借鉴法国语言规划经验之时，许静荣的这部《法国语言政策研究》，或可做参考。

李宇明

2020年2月29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