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清末民初的“八家文”和“八代文”之争说起

清末民初，大约与“五四”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约略同时而稍前，在传统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关于文章风格与体制问题，学术界曾产生过不小的争议。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描述说：“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衍湘乡之一脉。自曾国藩倡以汉赋气体为文，力追韩昌黎雄奇瑰伟之境，欲以矫桐城缓懦之失；特是冗字缛句，时伤堆砌；所幸气沉而力猛，掉运自如，故不觉耳。桐城吴汝纶、武昌张裕钊衍其绪。”他这里说的是文章学中的“魏晋文”与“唐宋文”之争，实则就是所谓“八代文”与“八家文”之争，前者以章太炎为代表，后者则以师法曾国藩的吴汝纶与张裕钊为代表。桐城派中，姚鼐及其所编《古文辞类纂》影响最为深广，其中所编，自是崇尚“八家文”，而“八代文”几乎完全被忽略过去。章太炎后来在讲演中也提到此事，评曰：“姚氏《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大旨不谬。然所见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诸子、《史》、《汉》，置东汉、六朝于不论，一若文至西汉，即斩焉中绝，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惊者也。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说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师承）？”对姚氏完全无视“八代文”的做法表示不可理解。所谓“八代文”，源自苏轼评韩愈散文“文起八代之衰”的概念，其具体时间指涉一直有争议，或以为自东汉至南北朝隋代，或以为仅谓南北朝隋，也有的把西汉包括在内，但在涉及“八代文”的总体评价上往往等同于“六朝文”，指的是以骈体文为代表的追求辞藻的文章。“八家文”自是指唐宋八大家的散体文，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载体。这两者本来只是文章风格的不同而已，但在文学论争中，又常常与学术流派甚至当代的意识形态混淆在一起，情况比较复杂。

其实，上引钱基博文中所说只是从当时学术史的角度而言的，对于这两派之争所涉及的文化指向没有进一步阐明。事实上，曾国藩的文章风格，后人或称“湘乡派”，吴汝纶与张裕钊等人师之，从整个清代文章发展的脉络来看，将其归入桐城派这个大的框架之中，亦并无不可。桐城派文章在形式上固然注重“声色格律”和所谓“义法”，但其实最为看重的还是“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道学内容。章太炎虽然崇尚魏晋文，主要看中的是那些议理论政之文，并非其中的藻丽，对于文章是否需要载道这个问题，他没有专门探讨，但在不少场合是不满于“文以载道”的，如其在《？汉闲话》说：“文以载道，今人多不喜其说。余谓文安能篇篇载道，要当不为非道之言。然则道、墨、名、法，自儒者视之，为道耶？非道耶？此则道之为言，条流至广。彼诸子者亦各自以为道，恶得以儒术一概排之。”其意认为，诸子各家皆言道，若非得要“文以载道”，所载自是儒家之道，则诸子何堪矣！对于文章本身，他其实主张须仍之自然，能够行止自如，逻辑分明，洗练而高古。章氏自己行文也以散体古文为主，而不措意于骈体文。所以，与其说这里是所谓的“魏晋文”与“唐宋文”之争，倒不如说是学术流派之不同。更何况，章太炎重视议理论政的魏晋文，所关注的也不仅仅是其风格与体制，而是其辨名析理的逻辑性，需要以此作为“论战”文章的典范。历史上对魏晋六朝学术文化的评价大多持负面态度，文统论和道统论者又常借批判魏晋六朝学术文化以宣扬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要想改变这一历史惯性，就更需要先为这一历史时段的学术文化来翻案，这是章太炎《五朝学》一文诞生的现实基础，也是弘扬魏晋文的前提。而对唐宋文的提倡自然是以高扬“唐宋八大家”作为理论主张，以他们的文章作为典范。因而，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魏晋文与唐宋文之争，其实却是学术流派之争，而归根结底，在深层上仍是思想文化之争。

后来，章太炎在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上论及于此，录之者将其谈及中国文学发展的部分称为“文学略说”。他此时的态度已非常平和，也并没有将其与意识形态以及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只是从古今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其析为传统的文章的骈散之争，而他自己却认为这些所谓的骈散之争本是不必要的，因为“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他认为文章的优劣不在于骈散与单偶，重要的在于“辞尚体要”，也就是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风格的言辞，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辞尚体要”本是《尚书·毕命》中的话，刘勰《文心雕龙》中也非常推崇此论，亦是章太炎一直所信守与坚持的观点。

但骈散之争其实自唐代开始就一直不曾停过，清代论争尤为激烈，清末民初又借“桐城派”与“文选派”之学派之争而呈现出来。所以章太炎在上文的讲演中也说道：“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表面上看，他在这里轻描淡写地谈了两个学术掌故，其实却涉及了中国文学学术史与思想文化史上的三个重要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既是相互关联的，也与“八家文”与“八代文”之争密切相关。这三个问题是：其一，清代阮元与骈散之争；其二，关于韩愈所谓文与道之关系；其三，清末民初时期的桐选之争。关于第二点，虽然章太炎没有在此直接提到，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的骈散之争，还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桐选之争，包括中国文论史上的“八家文”与“八代文”之争，都是这个问题的具体伸衍而已。因兹事所涉较为广阔，也是清代与民国时期学术论争的重要题目，我们可以在后文中单独论之。这里可以先不妨讨论章太炎所直接提及的两个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六朝学”之相关问题。

其一，清代阮元与骈散之争。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或作云台），扬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多次出任地方督抚与学政，并著有学术著作多种，《清史稿》本传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在当时汉学与宋学之争的大背景下，他力崇骈文，标举六朝文章，作《文言说》《文韵说》《与友人论古文书》以及《书梁昭明太子文选书后》等文，以六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文选序》为理论支撑点，认为只有像《文选序》中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才有资格称为“文”。而且，为了获得道德的制高点与理论的支持，他拉大旗作虎皮，以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文言》为理论依据，故作《文言说》：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说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辨，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他认为用韵比偶之文，方可名之曰“文”，故推崇萧统所编《文选》，因为“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而自韩柳以来之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文选》所不选录之经子史而已，与萧统所选沉思翰藻之“文”并不相同，“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称古文，至于属辞成篇，则曰文章。……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由于韩愈在文化史上正统的特殊地位，作为清朝大员的阮元尚不能或不敢直接指斥，尤其对于韩愈所标榜的道统论更不愿触碰，但在字里行间，对于韩愈所代表的“古文”传统实是表示不屑。说到底，他要批评的不是韩愈，而是当时的桐城派散文。这种骈散之争，看似是文学流派与文体之争，实则是思想文化上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故而，从论争策略上考量，以阮元为代表的崇骈派，自然而然地需要标举六朝文章，以其为文章典范。阮元几乎将此观念吸入血脉之中，他在其《研经室集自序》中开端即表明说：“余三十余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然求其如《文选序》所谓‘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甚鲜，是不得称之为文也。”这看似自谦，实则是表明“文”之内涵。终其一生，他的这种观念从未改变，在《四六丛话序》等文中也不断地强化此论。即使是意识到六朝文笔论以及有韵无韵之论与他所谓“文”的概念内涵有所扞格，他也不愿改变，而是力图补充解释，《文韵说》便是如此。论者或云：“阮元的两大理论支柱之间有个明显的缝隙：即《文心雕龙》论及文笔时以有韵无韵为界，而《文选序》的标准则是‘沉思’、‘翰藻’，未有形式上的要求，更严重的是骈文本身就是不押韵的。”这个理论缺陷，后来刘师培替他补上了。而在当时来说，阮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骈散之争中对于骈文与六朝文章的推崇，也是对桐城派文章空言义法而实欲卫道的不满，更是通过对汉学的崇实质朴的推重而达到对宋学空论义理的批评。章太炎持文学复古观念，其“文”的概念属于杂文学观，认为一切用文字记载的都包括在“文”的范畴之内，甚至“无句读文”亦不可偏废，所以对阮元的这种纯文学观自是不以为然。有论者认为“章太炎出于其激烈的‘排满’立场，极端排斥清廷重臣阮元。他在《文学总略》中一再批驳阮氏《文言说》、《文韵说》‘持论偏颇’”。章氏固然“排满”，但对阮元的“文言说”倒未必是革命批判式的驳斥，更多的是出于学术立场。但章太炎与阮元毕竟不是同时代人，在当时，真正要面对争论的乃是继承阮元观点的刘师培。而在1906年之前，章、刘两人曾有过一段很深的交往与友谊。即使后来刘师培投靠端方而为士林与革命党人所不齿，章太炎还是怜惜其才华，努力保全之。其实，他们两人虽然对于“文”的观念并不相同，却并没有直接交锋与争论。章氏于此拈出阮元之说，只是说明骈散之争大可不必，骈文与散文各有所长，不可偏废。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骈散合一之论也早已有人说过。阮元的崇尚骈文与标举六朝文章，深层的意义也在于提倡汉学，崇尚考据。而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对桐城派文章的批评，尤其对其空谈“义法”而使“文”的“载道”无所着落，甚至成为“以文害道”而不满。

其二，清末民初时期的桐城派与文选派之争。章太炎与刘师培在学术上相互欣赏而又相互影响，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学术研究上，两人桴鼓相应，多有共识，但在关于“文”的概念上却是很不相同。章太炎持杂文学观念，对“文”与“文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刘师培则取纯文学观念，继承了其乡贤阮元《文言说》的说法，作《广阮氏文言说》，认为：“故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为文，礼法为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曰：‘非文辞不为功。’言语既然，则笔之于书，亦必象取错交，功施藻饰，始克被以文称。故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沉思翰藻为文也。两汉之世，虽或以笔为文，然均指典册及文字言，非言文体。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数万，论次其文’，《论衡·超奇篇》‘文以万计’是也。不得据是以非阮说。惟阮于许（慎）、张（揖）、刘（熙）诸故训，推阐弗详，故略伸其说，以证文章之必以！彰为主焉。”他还花了很大气力论证了“言”“语”“文”“笔”“辞”“词”“文章”“彣彰”这些概念的内涵与本义，尤其重视历代文章之流别与演变。钱基博论曰：“（刘师培）凡所持论，见《文说》、《广文言说》、《文笔诗笔词笔考》。盖融合昭明（萧统）《文选》、子玄（刘知几）《史通》以迄阮元、章学诚，兼纵博涉，而以自成一家言者也。于是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章学诚者也。阮氏之学，本衍《文选》，章氏蕲向，乃在《史通》。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观会通。”

章、刘两人虽然对于“文”的理解有差异，但并不妨碍对于整个魏晋六朝学术文化理解上的认同。而章氏弟子黄侃（字季刚）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颇受同在北大的刘师培的影响，后来还拜刘为师，尤其是提倡六朝学术与萧统《文选》上，受刘师培的影响或许更为明显。正是在北大任教之时，黄侃撰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作为其理论纲领，颇有与北京大学同事姚永朴、林纾等人争胜的意思。这段公案，学术界将其概括为“桐城派与文选派之争”，周勋初先生论曰：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桐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先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学任教，其后章太炎的门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及周氏弟兄等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势力。……民国二年，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氏不往，而荐弟子黄季刚（侃）先生前去任教。这就在桐城派占优势的地盘上楔入了新的成分，引起了散文与骈文之争。

如果说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其实是勉强的。因为双方并没有直接交锋，马其昶与姚氏兄弟本来为人比较低调，与黄侃等章氏弟子相比，也属于前辈学者，根本不愿甚至不屑与之争论。姚永朴为桐城姚范五世孙，虽被视作桐城派正宗传人，但他自己其实对“桐城派”这个说法都有些怀疑，他认为：“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于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欤！”他对桐城末流的文章也给予批评，还借用了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的一大段话：“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文字之道何独不然？六籍尚已。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奇，而义必相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岳）、陆（机）、沈（约）、任（昉）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茅坤所称八家，皆师韩氏者也。转相祖述，源远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类，于是刺议互兴，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来，骈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将厌，宋代诸子乃承其敝，而倡为韩氏之文，而苏轼遂称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胜，物穷则变，理固然也。”他非常认同曾国藩的这个观点，以为文章当奇偶互用，自然生成，“韩氏之文”与八家文的兴起，乃是文学发展的结果，似乎并不认同苏轼论韩文的起衰之说。他作《文学研究法》，有效法刘勰《文心雕龙》之意，对于骈文与散文的态度，他一并重之，并无轩轾。故论者或云：“对于文学的理解，相对而言，假如要确立一家之言，刘（师培）、黄（侃）所代表的《文选》派，突出其个人的趣味嗜好，鼓吹有韵之文，那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中国文坛历来持杂文学观念，即使《文心雕龙》也论及‘有韵之文’与‘无韵之笔’来看，更从唐宋八大家文学实绩不容贬低而言，《文选》派比姚永朴持论就显得偏颇一些。所以黄侃起而攻击北大桐城派同事，在尚未知己知彼情况下，显得无的放矢、捕风捉影，他对于姚永朴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当中国陷于上世纪初的衰乱之中，随着救亡思潮与白话运动的兴起，无论是桐城还是《文选》派，均被历史所‘抛弃’，曾经有过的争论也成为刍狗陈迹，文章之学也横遭断裂。”但双方对于文章取向的立场确实是相对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双方其实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立场，即新旧之别。相较而言，文选派诸子更愿意崭露锋芒，以与桐城派一较短长。因为即使到了清末民初，桐城派虽然没有刘大櫆、姚鼐这样的核心人物，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逐渐变淡，仍然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与强大的生命力。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此书为桐城派作者传记资料之汇编。上溯明代归有光、唐顺之，自方苞、刘大櫆、姚鼐以下，则以一师为一卷，凡其门人与私淑者皆予列入，每一作者记录其名氏、生平、著作数项，且注明材料来源。……此书正编（约成于1919年）十三卷，收录六百四十九人；《补遗》十三卷，收录九百九十九人，其中二百二十五人为正编所已有，但在内容上有所增补；新增者达五百七十四人。两共合计一千二百二十三人。”其中所收人物未必尽可列入桐城派，作者或有壮声势甚至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桐城派的影响确实非常深远，在清末民初的势力依然很大。章太炎自视甚高，也不愿陷入学派之争，对于桐城派中的一些人物还是比较尊重的，但对于桐城末流自是十分不屑，所以告诉其弟子黄侃等人，对于桐城，“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在他心目中，所谓的“末流”，主要指的是文章没有学问为根柢，特别是对中国学术的根本——六艺传统和经学典籍不了解。这也是他用以评判桐城末流包括批评清代魏源、龚自珍文章的重要标准。在《检论》卷四《清儒》中，他推崇戴震，却对桐城诸子以及受其影响的魏源等人给予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识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以媐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

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而湘潭王闿运遍注五经。闿运弟子廖平，自名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左氏为六经总传，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章氏持论，以古文经学为准的，强调“师法”与“识字”，他自身学问精深，或以所长笑人，然其论证亦非强词夺理，而是前后逻辑一致，故其论敌往往难以敌之。他学问根本上鄙薄桐城方、姚诸子，用“擒贼先擒王”的方式，自是让桐城后学——特别是桐城末流无话可说。同时，他对王闿运及其弟子廖平，倒是高看一眼。廖平其人，亦自视甚高，他“不屑意为词章；然论文则颇申闿运引而未发之旨；谓：……至桐城派古文，天分低者可学之。桐城派文但主修饰，无真学力，故学之者无不薄；其欲求乱头粗服之天姿国色，于桐城派文，不可得也”。廖平长章太炎二十岁，此谓桐城派“无真学力”，章氏是否袭之不得而知，而观点可谓不谋而合矣。这种情况，其实也说明了清末桐城派的古文势力依旧强大。事实上，即使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甚至白话文已经完全占据主流之后，很多学人在论述古今文学变迁时，对于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地位依然不假思索地表示认同，而对于所谓“八代文”或“六朝文章”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袭唐人史论或持“道丧文敝”之说。我们不妨稍引几例。

唐恩溥《文章学上篇·文章源流》：

（西汉）哀（帝）、平（帝）陵替，光武中兴，虽尚图谶，亦隆儒术。……然浑古雄直之气，逊西京者七八。至于魏晋以还，醇消朴散；宋齐而降，益趋浮靡。然魏之三祖，并工词章，陈思（曹植）之才，尤为杰出。元瑜（阮瑀）、德琏（应玚），蜚英声于前；叔夜（嵇康）、嗣宗（阮籍），振芳尘于后。玄虚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茂先（张华）摇笔而散珠，太冲（左思）动墨而横锦，潘（岳）、陆（机）耸其文藻，颜（延之）、谢（灵运）舒其清丽，江（淹）、沈（约）聘其才华，何（逊）、刘（峻）蔼其婉雅，郭璞、吴均以清峻拔俗，令昇（干宝）、蔚宗（范晔）以史笔争长，斯皆骛精乎八极之外，运思乎毫芒之内，英辞高义，润金石而薄云天，虽风骨或靡，而文采可观。厥后徐（陵）、庾（信）之流，浮艳相继，绮扬绣合，缛彩？章，听者神摇，闻者心荡，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道丧文弊，至斯极矣。……以至昌黎（韩愈），布衣崛起，具天降之才，负绝世之学，贯六艺，洞九流，黜异端，崇孔孟，凭陵"轹，首唱古文，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昂，沉冥以之而开塞，幽？以之而昭宣，廓清摧陷，一洗八代淫哇之习，而泽之仁义道德，炳如也。当是之时，天下翕然尊之，若泰山之与北斗。……

（明代）王（世贞）、唐（顺之）拔起，震川（归有光）辅之，力屏伪体，独宗唐宋，字顺文从，各识厥职，遏横流于错垫，辟正轨于夷坦，有明中叶，其砥柱矣。自是而后，耆宿凋零，后进驰逐，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趋于纤巧，钟（惺）、谭（元春）益以佻浮，偭规矩，绝绳墨，一代之文，至启、祯而极敝。……乾嘉以还，桐城一派，厥号正宗，溯其渊源，实出望溪（方苞），刘（大櫆）、姚（鼐）衍其薪传，梅（曾亮）、曾（国藩）张其后劲，百余年来，转相祖述，作者众矣。

此书原为著者在清末（1910年前）于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之国文讲义，对于“八代文”不过仍以“道丧文敝”观点视之，而对韩愈的“一洗八代淫哇之习”，以及明七子与桐城派文章的流变，也并没有什么超越时代的新鲜判断。而在上述一段文字之后，对于桐城派，他倒是有所不满：

自乾嘉而后，天下之言古文者，莫不曰桐城派。夫桐城派其先出于方望溪，望溪传古文之学于刘才甫，才甫传之姚姬传。姬传，才甫之高弟也，其学上接望溪，而远过其师，所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示学者文章准的，上辑周秦两汉之文，下至唐宋八家，而以明之归氏、国朝方氏刘氏继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于己也。当是之时，其徒伯言（梅曾亮）、异之（管同），相与左右其间，而阳湖恽子居（恽敬）、武进张皋文（张惠言），复倡古文之学以相应和，号曰阳湖派，其实亦桐城派也。于是承学之士，如蓬随风，如川赴壑，翕然以姚氏为正宗，若非由桐城之派即不足以为古文也者，而几忘其导源于唐宋诸家也。呜呼！乌有守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自以为足，而可以进于古人者哉？……然则桐城派云者，乃浅学之士，私立门户，互相标榜，诩师承以震流俗，以为自私自利之计，而实于古文一道，未尝果有所窥见也。

之所以如此批评桐城派，正是看到当时一些“浅学之士”的“互相标榜”，而这也正可以从反面说明了桐城派当时势力之大与影响之深广，让一些不学无术之徒看到了利用价值，故而“诩师承以震流俗，以为自私自利之计”，实则他对于桐城三祖也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强调桐城文章导源于“唐宋诸家”而已。说到底，他还是关注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地位与不容颠覆的典范意义。如果说，此文作于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可能很快转变的话，我们可以再看看稍后的一些议论与观点。

陈康黼《古今文派述略》：

两晋文人，尚旷达，贱名教，其学以老庄为宗，如阮籍、嵇康、向秀、刘伶，旨必柱史，词必《太玄》，粃糠六经，尘垢两汉，自谓寄托幽深，然文气苶尔衰矣。自二陆振采于江南，三张挺秀于河北，文气为之一振。士衡、士龙，体大思精，为晋初之冠冕。张载、张协、张元（按：当为“亢”），亦皆抗志曹、王，追踪枚、马，不屑拾老庄之余唾。

…………

齐梁以后，文体益趋整赡，而气则靡矣。其间若谢玄晖之清丽，王元长之博雅，江文通之俊秀，沈休文之疏隽，丘希范之凄婉，任彦昇之工稳，不可谓非深丛孤羆。继之者如温子昇、徐孝穆、庾肩吾父子，遂以集骈体之大成。后有作者，蔑以加矣。其时北方文人，如苏绰之摹《大诰》，谓之优孟衣冠则可，谓之寢馈周秦则未也。

隋承周后，徐陵、庾信之风大盛。徐陵字孝穆，徐摛之子。庾信字子山，庾肩吾之子，仕梁为散骑常侍，聘于魏，遂留邺下，后归北周。文章艳逸，为世所宗，号“徐庾体”。隋文帝独不善之，开皇四年诏天下：“公私文翰，务崇质朴，章奏有过于浮华者，付所司治罪。”于是风气为之一变。然如卢思道之《劳生论》，李德林之《天命论》，许善心之《神雀颂》，薛道衡之《老氏碑》，皆冗衍宽缓，无徐庾之藻采，有齐梁之卑弱，既非理胜，又非辞胜。文运渐衰，国祚亦促矣。

…………

自魏晋以来，至于初唐，其文大抵以辞胜。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者起，而古文之道乃大昌于世。……愈始游京师，闻独孤及、梁肃倡为古文，愈从其游，锐志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宏深，与孟子、扬子相表里，可以左右六经。至于他文，造端置词，必务去陈言，戛戛独造，不肯蹈袭前人字句。宋苏老泉称其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遏抑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视”（语见《上欧阳内翰书》），可谓善状其文矣。东坡谓其“文起八代之衰”，洵不诬也。

…………

大抵韩柳之文，导源于经，取材于史，极其词华笔势于诸子百家，摹汉人之神而遗其貌，撷六朝之秀而删其芜，说理必精，树论必当，措词必坚，练字必净，千辟万灌，然后下笔，故文品尊而学术端也。

此作盖作于1920年前后，乃作者讲授古文之讲义，虽以“辞胜”“理胜”概论骈散二体，似不分轩轾，实则有所抑扬，深受桐城散文理论之影响。于两晋六朝之文派，不过人云亦云，亦并无心得之论。而对于韩柳文，则表示极为尊崇，实则也没有什么新鲜发明，只是缀桐城之余绪，每及古文辄溯源八大家而已。

胡朴安在《历代文章论略》中虽对近代以来之桐城末流以及仿效日本文字之新文体深表不满，而在叙述古代文章发展变迁时，对所谓“八代文”也多引老生常谈之前人史论而加以批判，根本不愿意判断前人评论之对错。其中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前汉书·六艺总序》）文字虽盛，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文学亦自此而衰矣。光武、明、章，尊崇节义，敦励名实，风俗为之一变，而文学亦为之一新。故东汉之文，类多深明治体之言，崔实之《政论》，荀悦之《申鉴》，仲长统之《昌言》，本由中发外之诚，成有体有用之作。至其末造，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议论激昂，文辞俊厉。“故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后汉书·儒林传论》）虽桓荣矜稽古之荣，蔡邕多碑颂之作，要其大致，盖彬彬文学之盛矣。三国分立，战争最烈，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虽承汉末儒术之盛，已乏实地讲习之人，学之不明，文无足采。孟德既有冀州崇奖？弛之士，于是后生小子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董昭疏）虽其时，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然而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有文无学，无可观者。迨至正始之际，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弃礼法而崇放达，竞风流而尚虚无。论者谓讲明六艺，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顾炎武《日知录》）有晋一代，朝政废弛，学风败坏，衣冠礼乐，扫地俱尽。（《晋书·儒林传序》曰：“惠帝缵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藩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而东序西庠未闻于弦诵。”观夫史之所录，“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砚之奇”，“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晋书·文苑列传序》）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礼义不明于天下，辞藻徒佐其清谈，可怪其相率臣于异族，观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废驰，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相继以沦胥。”（《晋书·儒林列传序》）文运之衰，国脉随之，可不惧哉！永嘉以后，地分南北，夷狄交驰，文章殄灭。“高才有德之流，自强蓬荜；鸿生硕儒之辈，抱器晦己。”（《魏书·儒林列传序》）“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中。”（《南史·隐逸列传序》）总览南北，文派略分，南朝则士尚浮华，主好风雅。赋诗而赐金帛，献颂而位公卿。（《梁书·文学列传》云：“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寓，……”《陈书·文学列传》云：“后主嗣业，雅尚文词，……”）流风所播，天下从之。于是放诞之徒，才华之士，淫靡成俗，流荡忘返。“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句尚轻险，词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北朝则略趋厚重，韵气高远，……要之，文不关于世道人心，则为无用之文；文不根于三德六艺，则为无本之文，虽有《风》《雅》之名，而无明道之实。故曰：“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隋书·儒林列传序》）文章不本于学问，无足观焉。

此文从文运与世运、文品与人品之关系，引述史论，极论魏晋六朝文章之衰敝，颇多道学之气，在具体论述中实多粗疏之处，如论魏之三祖和正始学风与文风之变迁即是如此。究其实，不过是为了佐证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传统观点。更何况，在这场并未实际展开的学术论争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也就是并非出身桐城派而以桐城正宗自居的林纾。章太炎对于林纾尤其厌恶，在一些文章中极力批之，其文其人均在被批之列。而这当然不仅仅是桐城派与文选派的学术论争，更涉及对韩愈以来文与道关系的理解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