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语白话研究

第一节 赴日黄檗宗禅师对汉语白话传播的影响

随着明清商船往来的日益频繁，到了江户时代，赴日僧人已到了络绎不绝的程度。木宫泰彦对六十余名“来日及入籍的明清僧人”做过整理，指明其赴日的时间和杂记。赴日僧人众多还因为，从江户初期到享保年间（1716～1735）一直需要聘请中国僧人担任长崎唐三寺的住持。[1]

最初是由元和九年（1623）来到长崎的南京船船主们商议此事，为了祈求海上平安、供养死去的菩提，而申请修建一所寺院。这一要求获得许可之后，他们便邀请元和六年（1620）以来住在长崎的明朝僧人真圆为开山，在伊良林乡内领到寺地，这是东明山的兴福寺，俗称南京寺。之后，宽永五年（1628）明朝僧人觉海率领了然、觉意两僧来到日本，漳州的船主们申请由觉海为开山，依照兴福寺的先例再建一所寺院。获得准许后，入籍的明朝人陈冲一为施主首领，在岩原乡分紫山修建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随后，福州船的船主们也援用此例，在宽永六年（1629）请求以明朝僧人超然为开山，入籍的明朝人林楚玉为施主首领，在高野平乡创建了圣寿山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唐寺是前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们为了特殊目的而修建的寺院，所以住持要由中国僧侣来担任。当住持之务无人可以接任时，就要向幕府请求批准，委托往来的商船携带书信给南京、漳州、福州等地的名刹，请求派出僧人。这一期间中国僧侣不断赴日，可他们只是住在这三所唐寺履行职务的一般僧人，对于文化传播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中国僧侣不断赴日最终促成了隐元隆琦的到来，正是这位高僧，在日后传播汉语白话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初，兴福寺的僧人逸然听到福州黄檗山隐元隆琦的盛名便想邀请他到日本，经幕府批准后，从承应元年（1652）起，先是馈赠书币，又是派弟子古石、自恕前往拜访，诚恳地请求隐元隆琦能够东渡。等到了承应二年（1653）十一月，隐元在接到崇福寺僧超然的第四次邀请后，终于深为感动，他把黄檗山的法席让给弟子慧门，于次年七月率领诸位弟子东渡。[2]

黄檗宗是中国禅宗的一个教派，属于临济禅系统。唐代贞元年间，正干禅师传六祖之法，开创此宗，兴盛于唐代，到了元代日渐废弛，明代时又得以复兴，万历年间，明神宗敕黄檗宗本山匾额为“万福寺”。到了崇祯年间，隐元隆琦住持黄檗道场，中兴古道，主张“禅净一致”，宣传阿弥陀净土信仰。1651年率领弟子数十人赴日，先是在长崎，后来拜谒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江户讲道授法，最后在赐地京都南郊山城宇治建了“万福寺”，开创日本黄檗宗。隐元隆琦用汉语诵经，法会与修行方式都保留着明代的风格。因此，黄檗宗的传入，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促进了“唐话”的发展。差不多除了日本北部地区以外，黄檗道场分布在江户时代日本的许多枢要都会，甚至连日本灵光上皇也皈依第五代福州僧人高泉性敦。可见黄檗山寺的隆盛。受其影响，当时的日本“唐音所闻，几遍于全国”。

隐元东渡与日本黄檗宗的兴起，不仅对日本的临济宗传播产生了影响，也直接传播了中国明清文化，僧侣的日常生活完全保持着中国方式，平常讲话用汉语白话，诵读经典用汉语白话，做法事，用汉地风俗布置道场，用汉语和部分日本人往来交流，由于受众者很多，促使汉语白话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流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