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料来源和主要内容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档案、报刊资料、宣传出版物和口述资料。档案主要包括藏于甘肃省档案馆总数为2258卷的引洮工程局卷宗及甘肃省委、省政府、水利局、民政局等机构的档案。报刊资料主要为涉及引洮工程所在时段、所在区域的报刊，[46]以引洮工程局党委机关报《引洮报》为主，共353期，基本伴随引洮工程始终，最直接、最全面地反映了工地社会的面貌。为宣传引洮工程，当时有一大批出版物问世。[47]虽然这些出版物带有宣传色彩，但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展现那个时代人们对引洮工程的看法，为后人提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口述资料是上述档案文献极有益的补充，包括两类。一类是零散记载在引洮工程涉及区域的县志、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中亲历者的回忆；一类是笔者采访工程亲历者的资料，采访对象有勘测设计人员、工务处干部、秘书处文职人员、先进模范人物和普通民工数十人。

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分别讨论工地社会的产生、运行及裂解，结论部分总结工地社会的特点。

第一部分讨论引洮工地社会诞生的缘起及工地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一章指出引洮工程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从幕后走向台前，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章指出引洮工程上马后，工地社会的雏形渐渐呈现。大批身份各异的民众在短时间内来到工地社会，在工地社会诞生的最高目标——引洮工程建设面前，他们各司其职、各守其分、分工协作、目标归一，因此有了新的身份——工地人。

第二部分讨论引洮工程如何在波折中实施了两年多。整个施工过程就是工地社会的运行过程，而为保证施工所进行的制度安排及工地人的应对，构成工地社会运转的丰富图景。

第三章考察引洮工程的施工过程，是工地社会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下，工程线路与施工目标屡次更改，尽管工地人将施工摆在首位，但难以超越客观的现实困顿，施工计划屡遭挑战。

第四章考察维系工地社会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包括宣传动员、组织及善后保障制度。这一套自上而下的完备组织系统和特有的宣传动员理念，为引洮工程的持续推进提供制度支撑。同时，引洮工程涉及区域为工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粮食、工具等各种物资，构成工地社会的后勤保障制度。正是有了各种制度的合力，引洮工程才能够在诸多挑战面前付诸实践。

第五章考察工地社会运行中渐次形成的各种日常实践，包括工地生活、工地文娱与工地政治。随着施工的进行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工地人的衣食住行、商业交换、交通邮政通信、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文化娱乐、政治教育等方面都渐上轨道，在施工生产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亦可见工地社会的特殊之处。

第六章描述各类工地人在工地社会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工地社会持续运转的内在理路。各类干部、先进模范、普通民工、“五类分子”和“反革命”等不同群体及其各自的管理、生产、生活、改造等，既自成体系，又彼此交织，因同一工程建设目标而共同维系工地社会的正常运转。他们的反应既表现出那个时代民众的共通之处，又因身处工地社会而有其特点。

第三部分指出引洮工程在1960年代经济困难时无以为继，工地社会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条件，走向裂解。而引洮工程的中止与工地社会的解体，都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纠错机制直接相关。

第七章考察引洮工程面临着内外交困局面，工地人展开生产与生活各方面的自救。种蔬菜、养牲畜、寻找代食品成为他们维持日常生活之必需。

第八章考察引洮工程在下马过程中，相关部门自上而下采取的各种主动自我纠错措施及效果。

结语部分对引洮工地社会的时空特征进行理论概括与分析。

黄仁宇曾经说过：“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48]这深深地影响了本书的写作。在本书主体部分，笔者将用原始档案尽力呈现工地社会复杂的多面性，以尽可能充分的细节和生动的例子带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回到那个充满光荣、梦想与心酸、血泪的工地，了解并感受当时民众的喜怒哀乐。工地社会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既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广袤中国“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对它的深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特殊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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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引洮水利工程测量计划》（1958年3月12日），甘肃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31，目录号1，案卷号587。下文称为甘档，档案号：231-1-587。

[2] 《穿过两千公尺高的崇山峻岭修一条一千多公里长的大渠，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开工，工程与运河媲美，将把二千万亩旱地变为水田》，《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第1版。

[3] 《关于半年来接待外宾、来宾工作的总结报告》（1958年12月6日），甘档，档案号：231-1-432。

[4] 这一问题在张济顺教授的著作《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自序中有深刻的反思和讨论。

[5] 潘家铮、何璟主编《中国大坝50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第6页。大型水利工程包括水库（总库容≥1亿m3）、水电站（装机容量≥30万kw）、水闸（过闸流量≥1000m3/s）、泵站（装机流量≥50m3/s或装机功率≥10000KW）、跨流域并跨水资源三级区的引调水工程、2级及以上堤防工程灌溉面积30万亩及以上的灌区。

[6] 张含英：《余生议水录》，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袁隆：《治水六十年》，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陈惺：《治水无止境》，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7] Rhoads Murphey，“Man and Nature in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1967，Vol.1（4），pp.313-333

[8] Michel Charles Oksenberg，“Policy Formulation in Communist China：The Case of the Mass Irrigation Campaign，1957-58”，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1969.

[9] David Allen Pietz，The Yellow River：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10] 李海红：《史学视角下的红旗渠研究》，巴蜀书社，2012；包和平：《工程的社会研究——三门峡工程中的争论与解决》，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11] 赵筱侠：《苏北地区重大水利建设研究（1949-1966）》，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

[12] 吕志茹：《“根治海河”运动与乡村社会研究（1963～1980）》，人民出版社，2015；吕志茹：《集体化时期大型水利工程中的民工用粮——以河北省根治海河工程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吕志茹：《主体与后盾：根治海河运动中的生产队角色》，《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葛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皖西北河网化运动研究——以临泉县为例的初步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葛玲：《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 期；等等。

[13] 刘：《人民公社初期水利建设工地管理与民工日常生活——以1958～1960年太浦河工程上海段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

[14] 郭丽娟：《河北省根治海河民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6。

[15] 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752～808页。

[16] 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66页。

[17] 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第328～329页。

[18]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9] 秦晖：《“治水社会论”批判》，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ongguoshizhishui/detail_2010_07/21/1809968_0.shtml。访问时间：2012年2月24日。

[20]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7～8页。

[21] 黄丽生：《淮河流域的水利事业（1912-1937）——从公共工程看民初社会变迁之个案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986，第356～360页。

[22] 〔美〕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姜智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2页。有关毛泽东对水利问题的看法，参见王琳《毛泽东水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2。

[24] 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1.

[25] 《引洮纪实之圆梦九甸峡》，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26] 樊弋滋：《甘肃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运行，二期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中国水利报》2015年8月11日，第1版。

[27] 林治波、刘海天：《活水解了陇中“渴”，过去挑咸水，今天洗淋浴》，《人民日报》2017年9月13日，第10版。

[28] 斯科特总结导致这类工程失败的四个因素是“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独裁主义的国家”“软弱的公民社会”。参见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6页。

[29] 即“The approach here is one the focuses on process rather than on conclusive outcomes……the state-in-society approach points researchers to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of groupings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ose whose actual behavior they are vying to control or influence.”——Joel S.Mig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3. 参见〔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30] 学界对于“国家政权建设”（the state-building）这个舶来概念在何种程度上适应并解释中国社会的讨论非常多，参见郝娜《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王德福、林辉煌：《地方视阈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实践与反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1]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2] 唐军：《仪式性的消减与事件性的加强——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生长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33] 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4]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238页。

[35] Stephen Kotein，Magnetic Mountain：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36] Gordon R.Clapp，The TVA：An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William U.Chandler，The Myth of TVA：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ennessee Valley，Mass：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4；Aelred J.Gray and David A.Johnson，The TVA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nstitution and its Mission，Famha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5；钱乘旦主编《相信进步——罗斯福与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7] 《大庆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矿区》，《人民日报》1966年4月2日，第1版。

[38] Hou Li，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

[39] 毛泽东：《违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2页。

[40]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89，第1页。

[41] 王龙飞：《近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述评》，《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年第1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行龙《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石峰：《非宗族乡村——关中“水利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鲁西奇、林昌丈：《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11；张亚辉：《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民族出版社，2008；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等。

[42] 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

[43] 牛静岩：《渠水留伤——河北与河南两村落间水纠纷的人类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业大学，2014。

[44] 柴玲：《水资源利用的权力、道德与秩序——对晋南农村一个扬水站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

[45] 吕德文：《水利社会的性质》，《开发研究》2007年第6期。

[46] 引洮工程涉及区域的报纸，如《天水报》《定西报》《定西日报》等；甘肃省在“大跃进”时专门的出版物，如《红星》《甘肃农民报》《甘肃水利》等；其他诸如相关时段的《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甘肃政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也在参考之列。

[47] 这些出版物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介绍当时的先进人物及先进集体的，如《战斗在引洮工地上的共产党员》（共3辑）、《战斗在引洮工地上的人们》（共3辑）、《怎样做水利工地党的支部工作——引洮工地党的支部工作经验介绍》、《不朽的引洮战士——袁伟》、《引洮工地文化工作的初步经验》等；二是介绍引洮工程本身的，如《引洮上山画报》《山上运河》《银河落人间》《伟大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等；三是介绍引洮工程的施工问题及先进工具的，如《引洮上山工程地质问题》（共2辑）、《水利工程施工经验介绍》、《先进水利工具介绍》、《甘肃的水利水土保持》、《引洮工程的技术革新》、《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几点施工经验》、《引洮工地的先进工具及土石方大爆破》、《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工具改革工作》等；四是为引洮工程所谱写的诗歌集，如《引洮上山诗歌选》（共3集）、《为水而战》、《引洮歌声》、《洮河上高山》、《甘肃新民歌选》等。

[48]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