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一、社会背景与思想渊源

(一) 社会背景

社会实践的需要促使经济学萌发新枝。作为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唯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立分支，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

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经济学，一门有别于一般经济学 ( general eco-nomics)2的经济学分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殖民体系迅速瓦解，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先后摆脱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这些国家可谓“一穷二白”，被称为欠发达国家 (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或发展中国家 ( developing countries)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贫富差距大；平均寿命低，人口出生率和文盲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市场发育不全，经济结构刚性失衡；文化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落后，在全球经济中居外围脆弱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要增长，经济结构要变迁，要在世界市场上与实力强大且已经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同台竞争、博弈，利用国际市场发展自己。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追赶的方式实现“趋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要高过发达国家，而且要在增长的基础上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经济结构，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经济发展。

当时，在贫困落后的客观现实与谋求发展的主观愿望之间，没有一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可以担当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一些发展中国家邀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经济顾问，为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迈耶 ( G. Meier) 所言，政治独立可以通过立法予以确认，经济发展则不是那么简单，需要弄清楚发展的动力所在，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推动。3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两大阵营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以“冷战”方式展开竞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它们发展经济，拉拢它们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各种援助组织，成立了多边援助机构，实施各种援助计划。为了有效地实施经济援助，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这些援助机构的迫切需要。

此外，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等形式，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经济整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全球经济规则，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

(二) 思想源流

虽然发展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40—50年代，但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探讨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理论、路径、战略乃至具体政策；后者探讨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适性。

狭义上的经济发展思想发轫于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16至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体系，包含丰富的发展内涵。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实施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英国曾是落后于荷兰的农业国，因为坚决将重商主义付诸实践而后来居上。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重商主义为英国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近一百年间，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海外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贩卖奴隶和对国内民众的剥削，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18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对工场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同时也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新要求。顺应前者，以技术革新为目标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顺应后者，亚当·斯密率先批判重商主义，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此后，重商主义理论与英国奋发图强赶超荷兰的经济起飞史一起，渐渐被人们有选择地遗忘了，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线，直到19世纪中叶被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重新挖掘并发扬光大。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凭借工业优势竭力推销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落后的农业国。国内产业受到英国的挤压，大多数工厂岌岌可危，被迫大量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以补偿进口的工业品。市场上充斥着廉价的外国商品。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放开市场，奉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不仅不能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加速经济的崩溃。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完成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构建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从德国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从历史、理论和政策等多种角度，论述了相对落后于英、法两国的德国如何促进生产力增长，发展成为工业强国的问题。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相左，李斯特所构建的国民经济学体系是以经济发展阶段论和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经济落后的现实为出发点，以工业化为核心，以国家干预和幼稚产业保护论为战略，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勾勒出一幅发展蓝图。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不仅奠定了德国工业化时期的指导思想，也启发和影响了罗森斯坦 罗丹、罗斯托、缪尔达尔等发展经济学先驱，为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萌发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随着中国国门逐渐打开，国人认清了中西国力差距，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略：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工引进”型发展模式；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提出“通商主导”型发展模式，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学习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出“兴工自由”型发展模式，要求以大机器工业作为中心或主导部门，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地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孙中山则于1919年发表实业计划，谋求全面推进中国工业革命，在中国全境普遍实现工业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批经济学学者，如刘大钧、方显廷、翁文灏、马寅初、张培刚等，研究过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问题4。 20世纪40年代，一些海外留学生以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作为博士论文选题5，哈佛大学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便是典型代表。该文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作品之一。这篇博士论文建立在张培刚早年国内经济研究基础之上，虽未直接引证中国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但吸收了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理论成果。

广义上，研究人类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找到思想源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都是以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并注重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因素。斯密强调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马尔萨斯特别关注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从长期来看将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李嘉图则重点关注分配领域，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影响产出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将可能导致经济停滞。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创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构建了经济增长学说史上第一个两部类增长模型。通过两部类增长模型分析，马克思发现，社会总资本的分配比例会影响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资本有机构成是影响总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资本、劳动、科学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资本积累、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为日后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19世纪70年代，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内容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从强调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关注消费、需求和效用。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决定论和边际学派的需求决定论整合为统一的数学分析框架，标志着主流经济学正式跨入新古典主义阶段。在新古典主义看来，需求和供给都是价值决定的因素，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均衡价格。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是以边际调节的方式实现的，是依靠资源优化而不断获得边际改善的自然而和谐的过程。从约翰·穆勒正式放弃工资基金理论宣告古典经济学解体，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哈罗德和多马提出经济增长模型，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几乎在主流经济学中完全消失，既定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经济研究的主题，研究方法通常是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这段时期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史上“静态的插曲”。

当然，在这近百年的静流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潜心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熊彼特便是其中最杰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西方经济学后来沿着他的理论衍生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分支。

20世纪40年代，是人类经济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

1929—1933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危机。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相比，这场危机持续时间长、波及面积广、经济衰退深重。在五年时间里，世界总失业人数由1000万增加到3000万，加上半失业共达4000万至5000万人。其中，美国1370万人，德国560万人，英国280万人。这场危机使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到1900—1908年的水平，英国甚至倒退到1897年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危机不仅是生产危机，同时也是金融危机，以往应对危机时常用的金融货币政策完全失灵，在经济学中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束手无策。新古典主义信奉的市场机制无力解决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状态。这场危机对经济理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促使经济学家们反思理论、重构经济理论。人们开始怀疑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市场的理论教条。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虽然理想而美好，但非均衡却是现实经济的常态；市场机制虽然可以调节供求，但力量是有限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或许可以在长期中趋向均衡，但有时短期内不会自动出清，而“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凯恩斯语)。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摆脱新古典经济学教条，从现实的非均衡状态出发，基于经济整体分析而不是微观个体分析，合乎逻辑地将政府干预引入经济运行体系之中，提出了一套宏观经济理论。针对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基本现实，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加强宏观需求管理，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不仅直接触发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化发展，影响了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发展经济学研究市场发育不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问题提供了理论洞见。

凯恩斯的宏观理论是“短期的”经济分析，而不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曾经在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参加过学术讨论的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从研究凯恩斯理论中投资和产出稳定性问题出发，把凯恩斯短期模型中的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结合起来，引入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期内国民收入和就业稳定均衡增长所需的条件，由此建立了哈罗德 多马模型。哈罗德 多马模型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使人们重新关注经济增长问题，开创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及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4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呼唤中，一批西方经济学家专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1943年罗森斯坦 罗丹( Paul Rosenstein-Rodan) 出版《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 1944年斯塔利 ( E. Staley) 出版《世界经济发展》, 1947年曼德尔鲍姆 ( K. Mandel-baum) 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 1949年张培刚出版《农业与工业化》,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