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嘉兴寻一条船，就是为了寻找解决“人和”问题的方案

应该说，1921年7月底8月初来到嘉兴的那11个党代表，无论是走入商铺林立店招飘扬的张家弄，还是走过稻穗饱满的农田直至狮子汇渡口，都会对嘉兴这个江南小城的优越地理环境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历代诗词中关于嘉兴丰饶景象的诗句，也会被精通中国文学的那几位党代表屡屡提及，会被生于斯长于斯的李达之妻王会悟眉飞色舞地介绍。

事实也是如此，因为独到的地理条件与温润的气候，嘉兴有了“野稻自生”的传奇与“雀墓”的传说，在历朝历代都享有美誉。“嘉禾之区”是汉代的称谓，“江东一大都会”是唐代的赞誉，“畿辅之区”“龙兴之地”是南宋的美称，“国家财赋之区”是明清的共识。而且，不光是嘉兴的农业，与稻禾丰盛相匹配的嘉兴的纺织业、碾米业、食品业、服装制造业，历朝历代也呈兴旺景象。明万历年间的《崇德县志》，就有对当地榨油业热闹景象的记载：“远方就市者众，亦称一熟。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又或待贩于南路。”明代中期，嘉兴的王店、桐乡的濮院这样的集镇，专营砻米的砻坊就达十多家。尤其是嘉兴自20世纪初起步的现代工商业，以地利之便，受开埠后的大上海之辐射，更是走在浙江前列，几与杭州并驱。其时的上海，已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人口多达两百多万，华洋杂处，工商活跃。头脑机敏的嘉兴人在那个时候，就将眼睛紧盯住上海不放了。

然而，动乱不绝的中国历史也是无情的，嘉兴这块富庶之地所萌动的极其活跃的生产力，却反反复复地被充斥着炮火与硝烟的战乱所破坏，被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桎梏。阶级矛盾尖锐，西方列强的渗透无孔不入，民族资本被打压，呻吟中的赤贫阶层日益扩大，这些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严重社会问题，都扭曲着包括嘉兴在内的整个中国。

政治的问题，当然须由政治的手段解决。

这些问题，匆匆行走于嘉兴张家弄青石板路上的中共一大代表心里，都是十分清楚的。其时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掠夺与经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没有一块土地不处于落后的状态，没有一块土地能够避免像青岛那样，经历由一个强权移交到另一个强权手里的危险，哪怕是历来丰饶的杭嘉湖水乡，哪怕是嘉兴这座接壤十里洋场上海的精致小城。

这些秘密会议出席者的推断，没有错。

其时，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曾被安排在嘉兴张家弄的鸳湖旅馆歇脚。这些教师打扮的人，在与旅馆老板、管账先生摇着扇子闲聊之时，或许就会得知，普通嘉兴人的生活在当时已是相当拮据，甚至艰困。四年前，由于北洋军阀的军队开入，这个江南小城的市场就开始萧条，商号大量倒闭，商人叫苦连天，就连典当业，每天的营业时间也仅两个钟头。嘉兴的米商，因为资金无法接续而停止了收购。嘉兴的学校更惨，一百多所学校皆面临经费无着的窘境。

更糟糕的是，在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嘉兴城内盗贼蜂起，一会儿“森泰米行”被抢劫，一会儿“春源碗店”被抢劫，一会儿连“天宝银楼”也在大白天遭洗掠。而城外农村，也连续发生盗贼抢劫杀人案，有的地方甚至连民船也被抢走。市面上的大米价格疯涨，每石米由原来的5元多猛涨至8元多。当时，嘉兴普通市民的生活情状已经可以用“胆战心惊、度日如年”来形容。

嘉兴百姓的怨声载道，这些肩负着人民解放与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共一大代表，估计皆能耳闻。

所以，他们从嘉兴南湖的狮子汇渡口上了渡船，登上湖心岛之后，又走进了那艘等待起航的红船，其步履是非常坚定的。

他们听见了脚下土地的呻吟，虽然这片土地是那么肥沃，曾经花草繁茂，甚至曾经有一只白雀由于饱食而死，被人做了一个小小的雅致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