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01年1月1日，新世纪的第一天，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开启了刚刚竣工、还透着寒意的白宫大门，迎接公众的到访。大西洋对岸，伦敦教堂的钟声敲响，宣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一面全新的旗帜——联合杰克旗(如今的英国国旗)——首次升起。同样是在这一天，拿破仑正在苦心谋划对欧洲的征战计划，而巴黎人照旧庆祝传统新年，毫不理会也不承认这一节日的法兰西共和日历。18世纪业已结束，而革命的浪潮仍然汹涌。展望未来，美国报业不仅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做出了大胆的预测：如今，历史的浪潮已经从专制走向自由，从迷信走向启蒙，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制，接下来的100年，“世界注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但越过欧洲大陆崎岖不平的平原和山脉，在浩瀚无垠的海洋对岸，却并未迎来值得庆祝的新时代，也没有什么理由举杯欢庆或展望未来。在日本群岛上，人们奉行的是农历，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一年是公历1801年。对大多数人来说，当时是宽政十二年，不是一个世纪的开端，而只是一个时期的中间阶段。
远离大西洋对岸纷扰的革命，日本这艘航船正在自己的“大平安”[1]海域平静地前行。此时的日本远离战争已有近200年。欧洲因宗教问题屡次发生血腥冲突，中国的明朝早在一场规模撼动整个大陆的灾难中崩溃瓦解，西方的国王们也纷纷丢了脑袋，新的国家兴起，伟大的海上帝国随着时局起起伏伏。而此时，日本国内平静无波，而且这种平静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大多数西方人眼里的1801年1月1日，在日本人看来，不过是一个普通寻常的冬至日，也就是1800年11月17日。在城里，优雅的妇女们穿着层层棉袍；守更人扫视着地平线，以免失火累及街坊；小贩在街上来回游荡，叫卖烤红薯。在农村，人们修理工具，制造绳索，照料冬青和萝卜，为缴不起税款忧心忡忡。收获季业已结束，所有的账单即将到期。山区的山民堆起了木材；海岸的渔民装满一桶桶的干海藻；耕作的农人装起成袋的大米或大豆，间或盘点现金。日本66个县的每座小村庄都要对当地的领主或幕府将军德川家齐承担义务。而德川将军，端坐在拥有120万人口的大城市江户的城堡里统治着全日本。
在大洋对岸的人们庆祝新年的时候，日本正被最阴暗的冬天笼罩。数万份的日本税单被写出来，盖上印章，用笔墨抄录，经信使传递，交到农民们长满老茧的手里。其中一份税单，最终指向了僧人惠闻的财产。惠闻住在一座名叫石神的村庄，离江户的商行和歌舞伎戏院有好些天的脚程。他的小寺庙位于日本雪国的腹地，越后国[2]陡峭的山脚下。在当地的茅草屋、草地和稻田之间，刺骨的严寒正全力来袭。惠闻的邻居们已经絮好了草鞋和雪靴，加固了房梁，用厚厚的编织垫包裹好脆弱的作物，从窗上垂下防寒的芦苇帘。到11月，雪已经积了几英尺深，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持续落下更多的雪。风一吹，雪飘过田野，一层层堆积起来，行人甚至难以看见蜿蜒穿过村庄的小路与河道。
惠闻一家世世代代与石神村的农民们一起生活，但他们过去属于武士一族。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曾为被称作“甲斐之虎”的大将武田信玄效力。武田信玄素以其战略头脑和造型独特的盔甲(包括饰有弯曲金角的头盔)闻名。他的军队参与过16世纪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血腥战斗：大将们蹂躏田野，烧毁城堡，为争夺对日本群岛的控制权而集结了数万兵士。那是一个农民流离失所、军队迁徙各地的时代，全国的人口几经离散和重组。最终，在各方军疲马倦、元气大伤后，和平降临，惠闻的祖先来到了越后国的南部。
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日本的军事新霸主(幕府将军的前身)将全国人口分为武士和平民。每个武士家庭的户主都必须选择自己的命运。想做战士的人必须放弃耕作，搬到兵营驻扎的城镇，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藩主。留在村庄里的人则必须放弃武士身份，上缴武器。武士将享有在政府任职的特权，从幕府将军或领主那里领取薪俸，而农民得到永世无须参加战争的官方保证。惠闻的祖先选择了后者：他们放下武器，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惠闻的家族成员多年务农，担任村长。他们调解纠纷，征收税款，并与管理该地区的武士沟通。可有一位祖先，却选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放下农活儿，学习佛经，成了净土真宗的长老。他聚集本地信徒，主持丧仪葬礼，念诵超度经文，传播他信仰的基本教义：凡是相信佛陀拯救力量的人，都可在净土的天堂里重生，免于重堕无尽业力的痛苦轮回。他在村里修了一座小小的寺庙，叫林泉寺，惠闻和家人居住至今，照看信众，在村里的生死登记簿上记录村民生死。
惠闻祖先的决定，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其影响仍能触及他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如果他的祖先选择成为武士，惠闻今天也会是一名武士。他会随身佩带一长一短两把刀，象征他的武士身份。他会住在城里，即使到村子里来，也会穿着正式的裤子，头发梳成光亮的发髻，外表的各个方面都宣告着自己的显赫地位。可而今，他穿着黑乎乎的僧袍，剃着光头。而且，他还得纳税。如果惠闻生下来就是武士，他就属于统治阶层。他会开具税单，收取税款，还会因为自己做了这么多琐事而领到俸禄。只要家族延续下去，他和自己的男性后代就将拥有持久的收入保障。
然而，哪怕时值隆冬，面前又摆着一张税单，惠闻也很难对祖先的选择提出异议。因为他很富裕。1800年，他和妻子治摩迎来了一个男婴，这个孩子将成为寺庙的继承人。心怀生育更多子嗣的希望，又有足够的钱抚养孩子，惠闻的家庭沉浸在欢腾喜悦的气氛里。他感谢佛陀赐福。那是艰难的一年，石神村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他这么幸运。上游的一条河发了洪水，淹没了村里的池塘和田地。庄稼收成糟糕，整个地区各个村的村长都在请愿以获得救济。他们说，寡妇和孩子们在挨饿，大量家庭因为无法负担税款而弃地逃离。但惠闻没有碰到这样的苦难。对他来说，税单并不是一场火烧眉毛的大难，它只是一份文件，有待读取和归档。
惠闻继承了一些装满纸张的盒子，有些已有上百年历史，折成手风琴的样式，塞在信封里，缝成小册子。这里面有过去数十年的税单和收据，跟村里事务相关的请愿书和通知，数十份土地典当和借款协议，教区往来信众的名单，人口登记本，死亡(以及追授的佛教法号)记录，还有这个家族为他姐姐的婚礼采购的清单。这并非什么罕见的事情。数量惊人的村民(包括女性)都通晓文字。哪怕在农村，也有1/5的男性会写字，而在大多数城市，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日本群岛的民众共同创造了有可能是前现代社会覆盖面最大的档案文献：在江户城堡设施齐全的房间里，幕府的女官们倚在漆桌前起草的信件；武士们颁布法律、审判刑事案件的公告和备忘录；农民记录购买种子、土地轮作的耕作日记；大商人和本地小商店的账簿；潦草地写在废纸上的孩童的作业；绘有神社、港口、武士、恶魔和树木的草图；房屋规划；物业价值清单；对西方“蛮族”历史的评论；流动图书馆的书目清单；内容几乎涵盖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事物的诗歌。
在宽政十二年(1800)的冬天，惠闻的藏品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盒子里的东西讲述着一个井然有序的、可以预见的故事：税款每年都要缴纳，女人出嫁或被娶入，林泉寺住持的代秘密有一天会被揭露，他可能会对这些装满了纸的盒子产生不同的想法。林泉寺消失、幕府制度崩溃、石神村并入一座邻近城市很久很久以后，他的家族文件进入了130公里外新潟市的一家公共档案馆。档案管理员勾勒了常野故事的大致轮廓，并把她的一封信放到一个网站上，一名外国学者独自坐在她的办公室，从屏幕上看到了常野的文字。
常野致母上大人(绝密)。顺致春日问候。我到了江户神田皆川町——大出意料——结果碰到了一大堆麻烦!
在惠闻报完税单的200多年后，我读到了常野的信：隔着一个国家、一个大洋，甚至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年冬天，雪敲打着我的窗口，我趁着上课的间隙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加载页面，反复阅读这封信。学年一结束，我就登上了飞往东京——过去的江户——的航班，又从东京搭乘高铁穿过新潟的群山，好亲眼去看一看常野的信件：看那些贯通信纸的笔触和仍然清晰的折痕。我一只手扶着桌子，强忍着因时差反应和孕吐导致的头晕，拍下这封信的一张照片，接着拍下另一封信，再接着又拍下数十封信。我正在期待自己孩子的到来：这将是另一个头生子、另一个家庭、另一段故事的 开端。
在养育自己的孩子的岁月里，我逐渐认识了惠闻家的每个孩子，从最吵闹、最热情、坚决要讲述自己故事的常野开始。僧人惠闻没有留下家谱，所以，我不得不从数百份错综复杂的文件里，一个接一个地挖掘出其他孩子的名字。我见到了义融，常野的哥哥，焦虑而又矛盾的一家之长，是他在惠闻退休后保存了所有记录。我见到了常野最小的弟弟义仙，他写了一封封字迹清晰漂亮的信，把姐姐常野唤作“白痴”。
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每个人潦草的书写都化作了几百万像素。我眯起眼睛看着它们，试图把这些有200多年历史、线条弯弯曲曲的书法字迹，转变成更熟悉的现代日文的形状。我能说能读现代日语，也能阅读19世纪的印刷文件，但手写的书法笔迹差不多把我打垮了。常野的信件是用古老的音标字母来写的，我瞪着它们，大声诵读，试图找出短语之间的停顿。我折断了两本“手写草体”辞典的书脊，把皱巴巴的书页留在了尿布袋里、厨房里和我办公室的地板上。我写信向日本的同事们求助；我雇了一名研究助理来誊写。有好几年，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分类保存在手机上，心存侥幸地期待自己能在会议、晚宴或者出租车后座上碰到几个能破译难读段落的人。终于，我自己能够解读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了。慢慢地，我把故事拼凑了出来：一位叛逆的女性，一个争吵不休的家庭，最后，是一代只知有江户不知有东京、按旧历计算年份、在幕府统治下出生又逝去的人。
如果惠闻知晓这一切，他恐怕会怀疑自己保留信件的副本和草稿，还教导儿子义融也这么做的习惯是好还是坏。他大概不乐意有人读到自己那难搞的女儿的故事，更不希望有人把它讲出来。他保留这些文献，可不是为了留给公共档案馆抑或外国学者。要是他知道，有一位已为人母的女性，一次次地飞越大洋，远离丈夫和孩子，只为了研究他的家庭信件，他大概会大吃一惊吧。而在他所有的家人里，这个异乡人最感兴趣的，竟然是他那自私又叫人恼怒的孩子常野，这恐怕更让他难以想象。
然而，这个家族的历史必须以某种方式被人记忆，而一如他的祖先和后代，惠闻生活在一个对文字的记录和保存有强迫症般爱好的社会里。在那个时期，很难说他还能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那时的他似乎别无选择。
惠闻申报了税单。这份文件，既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最后一份，也有可能是他所不知道的一个即将开始的时代的第一份。但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活在自己的故事当中。他干着跟祖先一样的工作，纳税、整理档案、为将来做准备，安安稳稳地生活在那冰雪覆盖的宁静世界。
[1] 语出《圣经·旧约·诗篇》119:165, Great peace have they which love thy law: and nothing shall offend them。
[2] 这里的“国”，指的是古代日本采用的令制国行政区划，于7世纪后期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明治初期。江户时代沿用了这一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同时又设有幕府体制下的藩国。令制国与藩国不能对应，存在“一藩多国”或“一国多藩”的情况。到19世纪末，才形成了近似于现今47个都、道、府、县的格局。下文所有的“国”，如无特别指出，均为令制国，有时也会译成“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