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是我父亲失踪前一年的秋天。那个秋天，父亲和往常一样，每到黄昏就带我去散步。通常，他会走到我的房间门口，凝视我片刻，等我感觉到了他，转过头来，他就轻轻偏一偏头向我示意，我拉开椅子，穿上一件外套，和他一起走出门，走到大街上。

门洞里暗黑，门外落日金黄，出了门，迎着落日走着，像被裹上一层金色的蛛网。我们就披着这层金色蛛网，走过两条街，右拐，穿过一条巷子，走上一条更僻静的河边小路。路的左边有一排房子，房前种植着金银木，叶子金黄，红果成串。路的右边就是那条河，河面有二十米宽，河水的流速很慢，几乎感觉不到流动。河边有一种极度的安静，看到那条河的同时，心里就像被按下静音按钮。

往常，走到那里，在河边站一会儿，就该返回了。那天，父亲却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对我说，来，我带你看个东西。他带着我，往前走了不远，停在一幢小楼前，说，你看看这房子。我抬头看了看那幢小楼，它很普通，米白色，方方正正，一共五层，每层有八个窗户，窗户都关着，没有灯光。一楼有门，门关着。然后，父亲示意我跟着他，到小楼的后面去。

楼后有一扇很小的铁门，父亲用钥匙打开门，眼前出现一段极其狭窄和陡峭的楼梯，楼梯和门紧挨着，进门的同时就得上楼梯，没有一点空地。父亲走在前面，登上几级楼梯，回身等我，等我迟疑着踩上楼梯，他就让我把门关上。我们立刻陷入黑暗中，父亲打开手电筒，引我沿着楼梯走上去。

走了二十级楼梯后，拐上下一段楼梯，又走了二十级楼梯后，一扇小门出现在楼梯旁。父亲伸手去拉那扇门，门很涩，用了很大力气才拉开。我紧跟着他走进去，一个小房间出现在我们前面，房间低矮，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窗前摆了一把椅子，椅子面对着窗户，背对着进屋的人，仿佛等人坐上去，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条河，就在窗外。

父亲在屋子里站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然后带我走出屋子，沿着狭窄的楼梯继续往上走。二十级楼梯之后拐个弯，又走了二十级楼梯，旁边出现了又一扇小门，拉开门，第二个房间出现在我面前，房间的大小和格局与第一个房间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有一把椅子，以同样的姿态，摆在窗前。

走出这间屋子，又是二十级楼梯，这二十级楼梯，和之前的楼梯不在一个方向，仿佛一把折尺拧向了另一边。最后，第三扇门出现在楼梯的尽头，拉开门，第三个房间出现了。这个房间的形状极不规则，像是一个折纸玩具的内部，充满了凌厉的线条，屋顶像被一个巨大的锥形刺了进来，而后凝固在一个极其不安全的状态，唯一的窗户也是“【”形的。父亲站在这间屋子里，露出了一种脆弱不安的表情，似乎在这间屋子里有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他随即克服了自己，摸摸墙壁上那些凸出的几何体，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带我走出屋子，走下楼梯，关好一扇又一扇窄门。

重新回到河边的那条路上后，他对我说了一段话。这些话超出我的理解力，我没能记下来，只记得大意。这幢房子，是他设计和建造的，他在这幢房子里隐藏了另一幢隐秘的房子，从外到里，都发现不了这幢隐秘房子的存在。他描述这幢房子的话，我倒是牢牢记住了：房子里套房子。最后，他笑着对我说，我把这幢秘密房子留给你。

在以后的散步中，他又带我去看过两幢房子，以及他藏在那些房子里的“另一幢房子”。那些房子，都有狭窄陡峭的楼梯、低矮的房间以及正对窗户的一把椅子。我渐渐习以为常，觉得这是所有建筑师的小游戏，是一幢房子必然会有的配置。

第二年夏天，父亲留下一封信，从此消失。消失前毫无征兆。我还记得我母亲读那封信的情景，她站在桌子前，表情凝重地读了很久，然后，她用食指和中指，在额头上擦了又擦，那是她的习惯性动作，只有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才出现。但她也知道这个动作会显示出自己的紧张，所以马上停了下来，点了一支烟，在阳台上抽完，回过头，凝视了我一会儿，给祖父打了个电话。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给父亲打电话或者传呼。她的这种反应，影响了我很多年，直到现在，我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冷却和隔离当事人，似乎他们只要把事交给了我们，就不再是这件事的一部分。

我丝毫没有意识到，那幢房子和我父亲的失踪可能有某种联系，所以我没有对母亲说起那些狭窄楼梯上的小房子。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散步，我习惯性地带着她走上那条河边小路，又一次看到那幢房子。我对母亲说，爸爸在这幢楼上有几间房子。母亲警觉地问，什么？什么房子？我带她绕到房子后面，没找到那扇小门，又转到正面去找那些小房间的窗户，也没有找到。

我们试着敲了敲大门，因为那幢房子看上去像是没有人。没想到门却开了，一位看门的老人满脸疑惑地打开大门，上下打量着我们。母亲对他说，她的丈夫是这幢楼的设计师，我们想看看他设计的房子。老人迟疑一下，带我们进了那幢楼。我们从一楼走到四楼，反反复复，打量每一间房子，房子大小相同，都有房号，秩序井然，根本没有那几间秘密房子的容身之地。

回去的路上，母亲没有责怪我。因为我很小就显露出狂想家的潜质了。七岁那年，和父母亲坐火车南下，经过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看到那些被云雾笼罩的高山，我对他们说，云雾里有一只巨大的鲸鱼缓缓飞过，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我甚至看见了鲸鱼灰白色肚子上的纹路。父亲和母亲当然没有看到这只鲸鱼。所以，父亲的小房子经我说出来也带上了狂想的色彩。

母亲若有所思地走在路上，拢着双臂，像是把手拢在一件不存在的棉袄袖子里。对她来说，这就是一种失常状态了。每当她专注地思考某件事，就会卸下一切防备，变回她最初的样子——民心市场卖鱼少女的样子。

是时候介绍一下我的外祖父和我的母亲了。我的外祖父，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但在很长时间里，他都不能做生意。有段时间，他已经无法忍受家里的贫穷，准备出去倒腾点什么了，一场抓捕“投机倒把”分子的行动总是会及时出现，他就心惊胆战地缩回去了。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他才终于在民心市场开了一间小小的水产店，我母亲充当店员。也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他在附近的建筑设计院工作，住在设计院的单身宿舍，时常来市场买菜。

一年后，他们结婚，一九八二年，我出生，也是那一年，政策变宽松了，前几年因为“投机倒把”获罪的商贩得到平反。外祖父的生意也是在那一年开始扩张，一间店变成两间，很快变成五间；他又开设了一间小小的工厂，生产暖气片，并不时打听各种赚钱机会。听说有位大学老师，发明了一种冷凝技术，他立刻上门求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了这项技术，开始生产相应零部件。

这也奠定了他之后的生意模式，他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四下搜罗，寻找失意的、不被重视的技术人员，购买他们手里的专利技术，能够自己生产的，就自己生产，生产不了的，就加价卖出。他之所以赞同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就是因为父亲的职业。外祖父在那时就认定，人们当时住的破房子都要被拆掉重新盖一遍，到那时，父亲肯定很有用武之地。

母亲不用再亲自去市场卖鱼了，她开始学习过另一种生活，学习插花、茶艺，听音乐会，但每次学习，都以她耐心用尽而告终。她内心细腻，却不拘小节、举止粗鲁。她嘲笑插花班里的阔太太，绘声绘色地描述她们的举动。她们中的一位，稍有风吹草动，就背着全套心脏监护仪来学习插花，她时常大笑着模仿那位太太把装着监护仪的包背在身上并不停挪动，以显示其存在的样子，并且说“别人戴金项链，她是把监护仪当金项链戴”，直中本质。全然忘了，她此时也能算得上一位阔太太。而她们一定也在背后嘲笑母亲，描述她的举止，比如，她从卫生间出来，总是急匆匆地，边整理衣服边往外走，全然不顾什么仪态。

有一次，在一家插花学习班（因为她已经在上一家插花学习班凭借大大咧咧的举止，把自己搞成了笑料，她的说法却是“我又把那家插花班搞臭了”），她看到旁边的女人，认认真真地用一束红玫瑰，插出一个心形，终于忍无可忍了。她夺过那些玫瑰，嘟嘟囔囔地说，花长这么大可不是为了让你摆成一个死人的心的。她把那些花打散，加入白色和粉色的玫瑰、非洲菊、百合，最后编织成一个花圈。而那个女人在旁边气哭了。晚上，她告诉我们，她又搞臭一家插花班。总之，人类可以玩的东西不多，即便你有钱了。人类狂想中那种无边际的欢乐，和手头有限的玩具、有限的玩法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会让投入其中的人产生饥渴和失落。那时候是那样，现在还是那样。

我的父亲和她恰成对照，他们一静一动，一个戏剧化，一个极力抹杀自己的存在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常常若有所思。他们的相处很淡，却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笑意四处弥漫。他总是装作打击她，她总是装作被打击，他给她起了很多别名，并且根据她身上的新动向不断更换，她总是装作很生气，却又喜不自胜地接过来，例如其中一个别名，一〇八，那是嘲笑她打碎了至少一百〇八个花瓶；还有一个，莫扎特，是因为她有个闺密，在女儿学钢琴之后盯上了她，莫名其妙地给她灌输“你也喜欢莫扎特但你自己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她被迫买了很多张莫扎特的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