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记体文

明人文集中的安南文献，还有一类非常突出而集中，那就是记体文。其情况较为复杂，谨分几类来说：

（一）单篇记文

这些都是记录明安交往历史上的各类人物和安南风物、故事的单篇文章，包含“记、序、题跋、杂著”等具体称名，而“序”又有书序、赠序和寿序等之别。就所记录的人物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类：

1.郡县安南时期任职最久的最高行政长官黄福。黄福（1362—1440），字如锡，号后乐居士，山东昌邑人。《明史·本传》言：“安南既平，郡县其地，命福以尚书掌布政、按察二司事。……福在交阯凡十九年。及还，交人扶挟走送，号泣不忍别。”以至宣德初年交趾糜烂，黎利叛军势大，难以平服，黄福又受命奔赴前敌，为黎军俘虏，结果黎利基于黄福在交趾地区的巨大影响，亲自礼送回国。明人文集中涉及黄福的记文主要是关于黄福的后乐堂和所作家训，都重点提到黄福在交趾平定和治理中的重要贡献。解缙《后乐堂记》言：“永乐四年，师征安南，受命先次广西镇调馈饷、给乏绝。明年，安南平，总治交趾，任按察司。又明年，盗起海上，复遣师征，兵民事剧，叛服情变，抚摩帖抑，应对周旋，于以体圣天子盛心，平定安辑之，俾同其乐，无异于圻甸之中、辇毂之下也。”[107]杨士奇《东莱黄公训子书后》，则是为黄福第二次赴任交趾“手书数事，留训其子琮，皆持身治家处人之要道，所谓君子之爱其子也”的家训而作[108]。与杨作相同的是刘球也有《书东莱黄氏训辞后》[109]。而习经《书少保黄公训子教仪卷后》当是后来为黄氏后人所作，其中有言：“今考所纪年月，乃宣德丁未，公任工部尚书兼□□□也。交阯既叛，朝廷以公尝有惠爱于彼，复召公往循绥之。兹盖书于滨行仓猝之际，而为训尤切切如此，岂暱于所私哉？乃情之至亲且爱有莫能已耳，兹固仁人君子之心也。因是求之，公曩于交阯有惠爱，亦兹心之推也。迨公再至，彼人于抢攘之际，不忍加害，而护送公还，且曰：公父母也。使当时治交阯者人人如公，则蛮民不叛矣。故公得生还，奚其感之深欤？然此则推于一方者也。视公祗事列圣，为世名臣，硕德丰功，足以照耀宇宙者，何往而非兹心之推耶？”[110]感慨黄福感化交趾蛮人之深，以至即使被俘，敌人也不忍加害。并由此推想，要是所有治理交趾的明朝官员都能如黄福一样善待交民，“则蛮民不叛矣”，有总结历史教训之意。另外，徐有贞有一篇长题挽诗序扼要记录了黄福围绕交趾的一生重要事迹：“挽黄少保福，山东昌邑人也。太祖朝擢自卫幕，登侍从。建文时持节出镇，督兵于北。太宗之入，初执之，既乃见释，复用为侍郎。迁尚书，赞交阯军事。交阯陷，为贼得而舁去。贼以其长者，存之不死。出，坐诏狱久之，复释，加少保，留守南都以卒。人称其清慎云。”并在诗中盛赞他陷贼之时“自当忠殉国，竟以德全身”的奇迹[111]。

2.在征战交趾过程中死难的明朝烈士或治理交趾过程中病殁的明朝官员。前者主要有纪念易先的“忠节堂”和纪念刘儁等十一人的“表忠祠”，后者则主要是思念病殁交趾的江西安福彭友直的“南思堂”，当时的明朝文人为这些具有特定悼念和怀思意义的祠堂建筑写作多篇记体文。

易先，字太初，湖广湘阴人。宣德二年，黎利举兵为乱，易先复任交趾谅山知府，结果“势穷援绝”，“遂自经而死”。事闻，朝廷赠广西布政司参政，乡人又取诰命之辞中的“忠义，人臣之大节”语，扁其平日所居之堂曰“忠节堂”。陈敬宗《跋谅山知府易公忠节堂卷》将跋文重点放在议论易先感化交趾土人，与其一起死守孤城上：“谅山为交趾属郡，民亦交趾夷人也，兽思旧穴，鸟恋故巢，夷狄禽兽同此心也。公怀仁服义，秉忠持节，其死盖出乎天性，在公不以为难。独其化逆助顺，使蛮夷之人忘其故土之归，而致死力于必亡之地，兹其所以为难也。虽古之王蠋、张巡，何以过之？”[112]认为最能体现易先忠节精神的，就是他能以自持的忠节去感化蛮夷与其一起坚守至死，使得忠节这一来自于中华文明的高尚品质，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意味的价值追求。而魏骥《忠节堂记》则将记文重点放在揭示易先死义的“涵养有素，笃信不回”的内在素质和“植纲常而厚风俗”的表率作用上[113]，与陈文立意各有侧重。值得补充的是，易先本来任期已满，应该离开谅山知府，却因为他“在郡有善政，蛮人信服。任满还朝，郡民相率诣巡御史保留，御史以闻，特命复其职，而进至正三品禄，还谅山。至是，城陷自缢死。”[114]让人感慨唏嘘。

据晚明刘伯燮《表忠祠记》，表忠祠是为纪念永乐初年以兵部尚书刘儁为首而死难和尽劳于交趾之战中的十一位先烈。包含有“定国之劳”的尚书黄福、都督佥事黄中等两人，“勤事而死”的兵部尚书陈洽、都督佥事吕毅、交趾布政使司参政刘昱、侯保、冯贵、谅江府知府刘子辅、谅山府知府易先、政平州知州何忠等八人，以及根据《祭法》兼有“以死勤事，以劳定国”两种特征而得谥“愍节”的祠主刘儁。而其创建者，则是刘儁的七世孙、巡按云南监察御史刘维（字九泽）。祠堂所在地点，据本文和《新纂云南通志》，则具体在云南临安府建水城西门内；而时间，则在万历八年（1580）。之所以选在此地建祠，或以临安“地近交趾”的缘故，是明朝出兵征讨交趾的三条重要路线，在此纪念他们，提醒后人不忘交趾曾与明朝有如此不解的征战渊源。结果万历十五年发生沙定洲叛乱，毁于火。后清朝有重修和增祀[115]。刘伯燮文的价值除了记录表忠祠的祠主和创建经过、经办人员等历史资料价值外，在文学上还记载了何忠两句绝命诗“红尘失路风霜苦，白日悬心天地知”，以及对于明朝不留张辅镇守云南的遗憾。其言：“说者谓当其时辅不还朝，如今云南世守故事，交趾至今存可也。自古国家无全盛之朝，南诏、交趾递相通闭以前，故保苟且为治而已，何有今郡县、森然汉法焉？通云南，闭交趾，自是阻深暗曶之常。以我国家大明一统之盛，取此何有哉？”[116]可见时至晚明，人们都还在感慨云南和交趾之于中国的不同命运。

至于刘球《南思堂记》更是书写了一个发生在战争与和平之际的让人感伤的故事：

予家食时，族人希敏为言交阯之叛也，其妇翁彭友直以古费典史持郡牒抚谕叛寇著绩，升新安主簿。未数月病没，没时归道已梗。其子威因费民之怀之也，藁葬费之杜社寺后，意及寇平，发以归。未几，交阯境土悉为寇陷，威伏围城中。久之，赖朝廷宏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惧诛，悉遣中国人之留其境者归。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顾势不得归亲丧，以属其亲所娶交阯妇，使俟所生子丑奴长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诚，诚恸其亲体魄寄葬万里外，竟遭兵尘流离，斩然限为异域，不得复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茔，哀号攀慕之情弗克胜，乃名堂于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领南向，必穷神于海滨天涯而后已。托希敏来请记，值予赴京期迫，未复之。其后诚数至京，每至辄三四诣予请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笃，不可以不记。

由于安南黎利等人的激烈抗争和明朝在宣德三年的最终弃守，交趾由永乐时期的内地一下变成了敌国，使得相当一部分埋骨交趾的原明朝底层官员，如本文所记的彭友直，却不能顺利地归葬祖坟，以至家中的子姓难忍刻骨之思，筑堂南向思之，此即“南思堂”的由来。而作者所能想出的安慰办法，除了发发牢骚，抨击明朝对交趾的治理无方和征战无能，“以致中国冠带之士委骨荒徼，不得归葬故土”外，就只是找了两个比彭友直更悲惨的故事来开解彭家五兄弟了。当初与彭友直一起出使交趾的江西安福人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与彭友直一样做典史的欧阳坚，“与友直俱授牒抚寇，为寇所执，死炎火中”；一个是当县丞的谢子方，他倒等到了宣德三年之后和彭的儿子彭威一起回国的机会，但是“威亲见其舟碎海中，举家八人溺水死”。一个被火烧死，一个和全家被水溺死，皆死得凄惨，而又“皆不得葬”。另外，还有一点值得点明，就是彭家的亲人有留在交趾娶妻生子，其子名“丑奴”，可为明人和交人通婚生子的显例。[117]

3.迁居内地的原交趾人士。属于此类的主要是郑棠《森玉轩记》和梁潜《夏氏族谱序》所提到的夏时中。郑棠文记载在明朝平定安南的永乐初年，“诏选文学之士来京，拔其尤，得俊彦一百人，夏生时中以文章魁众选，授翰林典籍，余皆除州牧守宰”。并且，透过本文还可以知道：（1）夏氏之先本为中国人，“其先世后汉时为交州刺史，留寓安南，李氏当国，封为夏惠公，本为会稽人”，至此又复为中国人，来了一个在中国和交趾之间的循环；（2）记录了夏氏在交趾的世系传承和孝悌治家、医药兴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传统[118]，故以汉文学才能进入明朝翰林院为官，说明当时交趾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家族，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有中国人的血统。而夏家在交趾更为具体的情况，可参梁潜文[119]。

4.出使安南的明朝使者。其文甚多，不烦列举。此处仅以一人文集为例，明初宋濂所作书序中，即有《南征录序》和《使南稿序》是为洪武三年同时出使安南的王廉、林弼的使交文集《南征录》《使南稿》而作，而《叶夷仲文集序》和《张侍讲翠屏集序》则分别提到了文集作者叶见泰、张以宁出使安南的重要经历，不仅如此，他还为明朝文人赠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回国的诗集作了一篇序，名为《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又以一位使臣而言，则可能有多篇记体文载录其出使之事，如王廉，即有上述宋濂所作的使交文集序，又有王祎为其《代祀马援颂》所作的“书后”，从王祎文可知，王廉在洪武三年受命出使时，还曾受命代替皇帝祭祀汉代平定安南名将马援，并作文颂之，有补充出使细节的作用。

5.明安关系密切或紧张时到与安南毗邻地任官人员。这类记体文甚多，这里仅以梁潜《送杜千户还阳江序》和唐顺之《送太平守江君序》为例加以简要的说明。梁潜文所记杜千户任职之所，即在与安南毗邻的广东肇庆府阳江千户所。杜千户因为在永乐五年前后的征战安南黎季犛过程中立下功劳，升为副千户。正是为此，梁文才在本篇受人所托的送序文中拿出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大谈特谈历史上的安南与中国若即若离的关系，且将重点放在了与主人公立功密切相关的永乐征战和郡县安南的时代大事上，指出“盖不惟海峤沦污之民，得复睹乎惟新之化，而中国威命颓靡于数百年者，亦以复振于今之时。呜呼，何其盛哉！古未尝有也。而于夫饮至策勋之际，一时将校蒙被显赏者，又何其幸耶”[120]。为安南人民得以重新沐浴中国文化的教养，中国得以重振大国威命于周边地区而感到自豪和幸运，这是明永乐时期典型的大国思维。而唐顺之文所送的知府江君，其任职之所也在与安南临近的广西太平府。此时正值莫登庸篡立事件爆发之时，明朝国内的和战决策还没有成形，所以唐顺之根据自己的主张和理解，提出了“天子苟赦而不诛则已，诛之则宜委其责于州郡而毋出内兵”。这一下放军事处理权与两广地方官员的设想，其原因正在于广西太平府“与广东之钦、廉、云南之广南诸郡，尤绾三省之口，为中国出兵之户，其地与交南相齿错”[121]，其熟悉安南地理和人情、军事的缘故。

而记录安南风物或故事的，则主要是一些收录于明人文集中的“杂著”类短篇记体文。如明弘治时期孙绪《无用闲谈》，即曾详细记载他所见到的来自安南地区的《安邦乡试录》一册，并感慨：“安邦者，安南国一道之名。其国凡几道，如中国省藩。然试录题曰‘洪德二年辛卯’。盖其境土去中国万里，虽名为秉声教，而其实则自帝其国、建元更制自若也。初场《四书》义四篇，《五经》义五篇，二场制、诰、表各一篇，三场诗、赋各一篇，四场长策一篇。蕞尔小夷，不足齿录，而其所刊文字，亦多有可观者。如《晋谢玄让前将军表》中云……《木罂赋》中警联曰……末云……此等言语，似非鸟言兽面者可能，亦已见中国文化之远也。”[122]这可以看作是安南科举考试书籍流入中国的显证，而时间则在其国“洪德二年辛卯”，即明朝成化七年（1471）之后，由此还可以切实了解安南受到中国科举考试影响的乡试考题、文体和汉文化水平，以及“自帝其国，建元更制”的独立国家意识等等，文化信息相当丰富而重要。正是为此，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题作《安邦试录》，几乎全文抄录孙绪本条，以为安南汉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鸟言卉服，何以有此？亦奇矣”[123]。至于胡直归入“杂著”中的《谈言》，则有两则有关早期安南的故事，一是日南国倮人文身的怪异风俗，一是梁天监中扶南大舶献玻璃神镜，引来作者“然世人徒怪倮人文身之非，而不知自文其性之非”的议论和批判梁武帝重金酬镜的谬误。

（二）长篇专文

这是专门记录明朝与安南之间所发生重要事件的篇幅较长的记体文，往往以“始末记”“纪略”“录”等为名，或收入明人文集中，或曾经单独编刊。而就反映的历史事件而言，又主要有明朝永乐时期的平定安南、宣德初年的弃守安南、嘉靖时期的降封莫登庸和万历时期的黎维潭交关请封等四个重要事件。下面即按所反映的历史事件顺序，对相关文献进行简略介绍。

1.反映永乐时期平定安南经过的专门记体文，主要有丘濬所作《定兴忠烈王平定交南录》。该文后来多单行，或又简称为《平定交南录》，历代都有刊刻。该文原收录于丘濬文集《重编琼台稿》卷二十，据其自述，是在平定安南总兵、英国公张辅的家藏奏疏和《交阯郡志》的基础上撰成，详述了永乐四年至五年平定安南的始末，是了解永乐时期征战安南的第一手重要文献。值得申说的是，该文当时又曾刻在张辅墓前的神道碑上，为其后人和世人瞻仰。吴宽《为张英公赋瑞芝》诗即言：“伟哉定兴王，卜葬燕山麓。坟上穹碑太史文，大书《平定交南录》。”[124]

2.记载宣德初年弃守安南经过的专门记体文，主要有杨士奇《圣谕录》和林希元《宣德交趾复叛始末记》等。杨士奇《圣谕录》，又名《三朝圣谕录》，所谓“三朝”，乃指杨士奇所经历的永乐、洪熙和宣德三朝。《四库全书总目》言：“是编乃自录其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面承诏旨及奏对之语，盖仿欧阳修《奏事录》、司马光《手录》之例，《明史》士奇本传多采用之。序题壬戌十二月，为正统七年，乃士奇未卒之前二年也。”[125]当初应是单独编辑，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其子孙将其收入《东里别集》卷二中。后来多是单独刊行，一般为三卷，版本甚多。《圣谕录》涉及到很多永乐至宣德间明朝涉安南的诏书、决策、人物和重要行动等的细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林希元《宣德交趾始末记》名为记录宣德初年弃守交趾的经过，而实际是为自己在嘉靖前期极力主张武力征讨莫登庸而最终罢职还乡的讼冤之作。在他看来，其武力征服莫登庸的主张之所以未被朝廷采纳，是因为他们错误地总结了宣德割弃交趾的原因。因此严格说来，宣德初年割弃交趾这一历史事件在林希元文里并非记录的对象而只是分析的对象，是为其用兵安南的军事主张服务。他指出宣德时期的明安局势和当前的明安局势已经不同，不能用宣德当初用兵的失败来预判嘉靖此时用兵安南之行不通。其所总结的宣德失败原因有五：（1）未能彻底收服交趾的土著豪杰；（2）以中国严法重赋对待交趾；（3）治理交趾的政策不当，不应该用郡县而应该用土官治理；（4）没能像云南留大将重兵长期镇守；（5）明朝治理交趾的官吏贪残，特别是宦官马骐等人的激变。“兼此五衅，其民皆思黎氏，故王师一到，彼无傒后之思，并起与吾为敌，坡垒关之覆败，有由然也。”[126]也可以看出时至嘉靖，确实有不少人反对宣德初年的割弃交趾。

3.反映嘉靖前期针对莫登庸事件的专门记体文则比较多，明朝方面主要有林希元《安南始末记》、翁万达《平交纪略》和附于毛伯温文集的《平南录》等。

林希元《安南始末记》与其上文《宣德交趾始末记》一样，也是为自己的讼冤之作，记录的实事少，而发泄个人情绪和主观立场的分析指斥的文字多。《安南事始末记》则围绕自己因为主张用兵征讨安南莫登庸，结果却遭到革职归田这一“终身大祸”之事，记录其前后经过和议论感慨。其中有不少为一般史书所不载录的带有传言性质的秘辛：（1）桂萼在当政时“特起”王守仁于两广，是为了一偿他早年为诸生时“立功八桂之外”的梦想，结果王守仁在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后就不断谋求还朝，“拂衣而去”。于是，桂萼“恨其负己，即动本削其伯爵”。（2）在迫降莫登庸之后，最高负责长官毛伯温曾梦想封爵，传言为夏言所阻挠而未成。（3）朱厚熜在平定安南莫登庸之事后，曾后悔“未曾祭告天地祖宗及诏告天下安南臣民行大赏”。至于朱厚熜多次关注林希元之事，则更是得之家人传言，难有其它佐证[127]。但无论如何，安南莫登庸事件确实牵动了整个嘉靖朝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人物的人心和命运，成了他们尤其是深陷其中的林希元至死不休的情结。

翁万达《平交纪略》当初应是单独编辑藏于家，为其生后多种传记资料载录，然现在难觅其踪影。至于《平南录》四卷，则附于毛伯温《毛襄懋先生文集》之后的《别集》中，共四卷，都是他人所作与毛伯温平定莫登庸事件有关的各类文字，包含书信、序、诗词和颂类等。

4.记录万历中期黎维潭款关的专门记体文，则主要是杨寅秋《绥交记》。他以五千余字的篇幅，详细记录其在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亲历和处理的安南黎维潭款关请封的历史事实[128]。资料翔实，前后经过记载甚为明晰；语不夸饰，没有像林希元那样站在个人立场来有意拔高自己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其关于中越方面尤其是安南方面参与款关请封的历史人物，如冯克宽和杜汪等人，具有与越方史料参照利用的重要史料价值。

（三）安南专文专书

这些多专门集中记载安南历史，收录在明人文集中，或后来又单独刊行成为专书，往往以“志”“考”“图说”等为名。按时间顺序，主要有郑晓《皇明四夷考·安南考》、俞大猷《交黎图说·平交》、王世贞《安南志》、归有光《书安南事》、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和叶向高《四夷考·安南考》等。

郑晓《皇明四夷考》二卷，收入其史学著作《吾学编》中，其首即为《安南考》。卷首有嘉靖四十三年（1564）自序，有言：“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县也。次兀良哈何，我武卫也。哈密、女直非欤，羁縻之虏，非我官长也。……朝鲜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礼教也，大国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鲜也？学于中国也……昔也外夷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辈人。”[129]可见其非常强的以中华文明中心，以中国王朝为宗主国的夷夏观念，故特别强调安南的中国郡县历史和莫登庸等人迁入安南地区等事。郑晓（1499—1566），嘉靖二年进士，海盐人。累官刑部尚书。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端简。有《郑端简公文集》十二卷、《吾学编》《今言》等多种著述。

俞大猷《交黎图说》实际有两大部分：一是《平交》，一是《处黎》，皆是先“说”后“图”。所谓“平交”，乃指俞大猷在嘉靖二十八年所平定的安南叛军范子仪等入侵广西钦州之乱，于是“将亲历水陆道路著图于后，而条说于其前，以告后来之有事于交南者，理合呈乞施行须至呈者”，共计若干条开列于后。得出进攻安南必取海路的结论：“后世欲取安南必由海进，其各陆路只张虚声而已。”并说：“有不信者，请详图形。”之后即录《交黎水陆道路图》[130]，与前面的“说”部配合，做到“图”“说”各施其责，又交相为用，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海战思想和具体实践[131]。而《处黎》部分，则是其跟随蔡经所平定的海南黎族之乱。

王世贞《安南志》是其密切关注明代边防和周边国家的系统产物，与《北虏始末志》《三卫志》《哈密志》《倭志》等一起组成了其未完成的“明史”中“志”的重要组成部分[132]。

归有光《书安南事》所记以莫登庸为中心的安南事件，只是截止到嘉靖十六年，安南郑惟僚浮海到达北京告发莫登庸篡立，而明朝还未有新的“攻讨之计”[133]之时。由此可见归有光和广大明人对莫登庸这一发生在周边，有可能影响国内军事动态的国际大事的热烈关注，以致还未等到朝廷的最终决策和它的尘埃落定，就匆忙记录下来。其时归有光还只是苏州昆山乡下的一个普通秀才。

欧大任，字桢伯，广东顺德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以岁贡除江都训导，迁光州学正，又迁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明史·文苑传》附见《黄佐传》中。《百越先贤志》见于其文集《欧虞部集十五种》，共四卷，记录了“内起吴会，外及交南，地广万余里，人阅二千年”[134]，包含东汉及之前与古越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一百二十人，人各一传。值得称道的是，“而每传之末，必注所据某书，又据其书参修，一句一字，必有所本，尤胜于他家之杜撰，均未可以一眚议之。黄佐修《广东新志》，汉以前人物小传，皆采是书，盖亦深知纂述之不苟矣。”[135]其中不乏与古代交趾地区关系密切的中国人，如东汉著名语言学家、著有《释名》的刘熙，“建安末卒于交州崇山下，有刘熙墓云”，被古代越南人称为“士王”的士燮，以及补西晋王范《交广春秋》之阙而复广为《十三州记》的黄恭等人[136]，皆治中越文化关系者所当知也。

叶向高《四夷考》中有《安南考》，考后有论，体现了其对明安关系的认识，是占据主流的和平主义政策，主张不“轻用武”。对永乐时期征战和郡县安南而带来的“骚扰相奉，困敝已极，国家曾不得其尺缕斗粟之用”，他固然持毫不客气的批评态度；对宣德初年弃守安南虽赞赏有加，以为是“继述之善”“明圣之所图”，但也对无奈弃守所反映的明朝状况颇为不满，以为是“维时反侧初安，刑馀肆毒，官狥苟且之政，将乏折冲之才，遂启戎心，卒成业，故谈者有遗论焉”；而对嘉靖前期降封莫登庸的处理，认为正是借鉴了永乐至宣德时期的经验教训，故能处理得宜，“王封永削，国体弥尊。威已加矣，然后醳之。操纵有宜，抑亦参伍于前事也”；并对成化时期刘大夏巧妙阻止太监王振图谋安南的行为大加赞扬，认为是真正的“荩臣之所用心”。该文收入其文集《苍霞草》卷十九[137]。《四夷考》，原名《四夷志》，是万历二十五年国史撰修活动的产物，后来单行，一般为八卷。

至于吴士奇《交南》，收录于其《绿滋馆征信编》，看来像是有关专记安南的文章，而实质却是与其所关注的明朝边防和周边国家朝鲜、日本等一样，乃短小的论文，表明其外交主张，所以更应看成是“安南论”。其文言：“余初睹杨文贞交南之议，亦以为轻弃其土，自损国威。及观思田诸土官之乱竟无宁日，假令交南再复，至今用兵几何？所耗弊中国士马饷馈又几何？失此弹丸之地于我何损？而得之，其为损益半也。乃知老成之长虑也。或曰：‘镇以张辅，可令如滇中。’然而未可必也，谋国者亦算其多者而已矣。”[138]赞同当初杨士奇等人的弃守安南之议，以为是大臣谋国的表现。吴士奇，字无奇，歙县人，万历二十年（1607）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以拒绝魏忠贤招揽致仕。著有《绿滋馆稿》九卷、《考信编》二卷、《征信编》五卷及《史裁》《皇明副书》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