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达”优势

同样是在这个干枯的夏季，我从武汉溯汉江而上，一路来到源头汉中宁强县烈金坝汉王沟口，也就是史籍所称的嶓冢山下。

作为生长在汉水流域的我，这是多年来对“母亲河”的一份夙愿，但比起想象中的不凡气势，眼前的河谷和山沟显得有些平淡无奇。比起细小如束的山溪，这里最显眼的是一株千年古桂，枝条纷披，气象蓊郁，号称大禹治水时亲手栽种。这样的禹王遗迹，在汉水沿线非止一处，譬如旬阳县蜀河段的汉江边即有一处禹穴，相传是大禹治水时的住处，并有传言为大禹手植的皂角树。但治水遗迹在此地更显说服力，来源于《尚书·禹贡》对于大禹事迹的记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

顺沟口往上走，从高架桥下穿越京昆铁路线，溪流的坡度越来越陡，水量也很小，看起来有了接近源头的意思。想到这就是三千里汉水的起源，有些不敢相信是真的。走完人家田地，一直到接近山顶的地方，溪水在丛林中消失了，再往上现出一个洞壑，看起来是泉水滴注形成的喀斯特地貌，洞壑下面生长着钟乳石，因形似牛头，遍身青苔漫滋，得名“石牛洞”。牛头上方的洞顶有泉水汇聚，断续滴下，千万年来在牛头上形成了一个光润的石窝，能够容下一捧水。我疑心这几滴水究竟是否算得上一条大江的源头，却在石壁上看到了红漆的“古汉源”三个大字。

我伸出手掌接一捧水喝，却觉得不够虔敬。面对世上的水，我是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手如此肮脏，洗很多遍仍不干净。只能放弃双手，仰头，以口直接承受滴下的泉源。

但即使是在这泉源的旁边，已经有了敬神的人们遗留的鞭炮碎屑和纸灰红布，更有旅游探访者随手丢下的方便食品袋子和矿泉水瓶。

头顶的“古汉源”三个字，透出了近年有关汉水源头的争议。虽然古籍明白称汉水出自眼前的嶓冢山，但现实中汉水上游一分为三的支流中，南线玉带河的水量最丰，北线沮水的流程最长，即使以漾水为正源，也并非到汉王沟结束，而是发源于更西南与嘉陵江的分水岭。《辞海》以沮水为汉水正宗，近年来宁强县则出于旅游等多方考虑，将流经县城的玉带河定为正源，还将县城改名为汉源镇。而在2017年，还传出了宝鸡市认为汉水发源于太白县咀头镇从而正源是褒河的声音，理由是褒河的长度比其他三条支流都要长出很多。

近年来关于汉水源头的争议，反映的是随着南水北调而来的汉水在中国地位的上升，而在历史中汉水对于中国文明的意义，也再次被发掘出来。汉水古亦称沔水，但在《尚书》《诗经》中皆称汉，秦亡后刘邦于汉中兴起，一统天下，即以汉为国名，由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到汉代才真正建成，汉也就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称谓，衍生出汉族、汉字、汉服等词汇。但作为这一切起源的汉水，却渐渐在历史中湮没，地位远远不如作为“母亲河”的长江黄河，连它的真正源头也成了不解之谜。北魏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期间，已经对古籍记载与现状间的龃龉之处大为迷惑。

无论何人，一旦顺三千里汉江西行，来到漾水沿途以至汉王沟口，都会心生疑窦：作为汉江的正源，这条河会不会太小了，以致现代人称其为青泥沟？漾水的河道却要宽阔许多，与涓涓细流有些不匹配，使人疑心它古时的水量要远胜现在。

这样直观的反差不仅使宁强县政府另起炉灶，也引起地质学术界的诘问。陕西省史志办1985年刊载史料称，20世纪5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勘查宝成铁路线略阳和宁强段地形时，认为这里的古河道遗迹是连接汉水和西汉水的故河床，汉水的发源地应该是今天的西汉水源头，甘肃天水市境内，那里也有一座嶓冢山。实际上这一说法最早由民国学者赵亚曾、黄汲清在考察秦岭和四川山脉地质后提出，赵亚曾是中国第一位在考察中遇害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后来成为了中科院院士。嘉陵江上游称西汉水，在漾水源头与西汉水之间，只隔着一座低矮的分水岭，两条江河和两座山名称的重复，不由人不疑窦丛生。

2010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宏伟发表《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一文，将历史中记载的公元前186年武都大地震与汉水源头变迁结合起来，尝试揭开汉水身世之谜。《汉书》记载“（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两地即为今天的勉县与略阳。地震震级据现代推算约为七级，震中烈度则高达十级，死亡760人，但从今天来看，造成更大后果的是山崩。周宏伟认为，正是这次地震中发生的山崩将汉江宁强段河道拦腰截断，形成了低矮的分水岭凤飞岭，西汉水改道南下注入嘉陵江，而汉水的流程由此大大缩短。后人不识故实，为符合古籍记载，以嶓冢山命名汉王沟所在之小山，到郦道元所在的北魏时期已经东西汉水、嶓冢山并存，造成了今天的谜团。这篇论文发表当年获得了陕西省社会科学一等奖，可见该省学界认为其言之有据。而从周宏伟的论文也可推断，汉中市之所以在今天看来地处汉江上游，却得名汉中，正是由于改道之前汉江的流程要比今天远得多，汉中当时已算中游。至于汉广、漾水、沧浪之水之称，亦由于水量浩大不足为奇。而刘邦之所以以汉为国名，除了纪念起家之地，也含有当时的汉水始自陇东而入于江湘，流经了平定七王之乱以前中央直接控制的绝大部分疆域，地位比长江更为重要的原因。古人因此“河汉”并称，并以此指代天空中的银河。而此后汉水地位的下降，也和上游改道、流域减少不无关系。虽然并非定论，地震改道之说仍然提供了人们对于汉水发源的想象空间。

但对于汉王沟居住的村民而言，眼前的嶓冢山当然还是他们眼里真正的汉水源头。从石牛洞下山途中，山垭上有一座新修中的大庙，大庙的落成显然和汉水发源有关系，大庙门前坐着几位抽烟聊闲天的老农，对于我的疑问，他们的一致解答是身后的嶓冢山是一座水仓，石牛洞下通暗河，水量在地面上看不出来。汉水发源于此地的事实，不论古今，在他们眼里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若上游改道之说为真，可以估算出汉江损失的水量。根据略阳县水文站资料，嘉陵江上游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5.6亿立方米，而汉江汉中段仅为31.9亿立方米，还不如被袭夺的上游水量。即使以21世纪头十年丹江口入库平均径流量370亿立方米计算，中上游失去的水量也达到近十分之一。

或许可以说，今天我们见到的是一条失血的汉江。而它地处南北交界，流域降雨量不够丰沛，虽然位居长江第一大支流，水量却比南方的众多长江一级支流贫弱。它的全流域年均径流量为577亿立方米，比湘江少了220亿立方米左右，比嘉陵江和赣江少100余亿立方米，只略高于乌江。但就是这条水量不足的河流，却要承担起南水北调、哺育整个中国北方的重任。以至于在南水北调通水前夕，前往汉江摄制专题片的央视导演夏骏第一眼见到汉江，第一感觉不是壮观或美丽，而是三个字——“太小了”！

想象中汹涌的大江，不过是深山里安静的一条，甚至显得细弱。不仅无法比拟广阔的长江，连跟浊浪翻腾的黄河相比，也少了气势，不太敢确信它能背负哺育北中国的重担。

夏骏正好赶上了汉江最偏枯的年份。据武汉大学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闫宝伟、郭生练等人的研究，受“厄尔尼诺”等天气现象影响，汉江流域水量从1991年发生突变，由20世纪80年代持续的丰水期转入枯水，水量下降明显，到2005年径流量减少了接近30%。以后直到南水北调开始蓄水，汉江维持了枯水态势，到2014年恰恰进入最低点，丹江口水库设计时的来水量是380亿立方米，蓄水时只有320亿立方米。根据汉江钟祥市皇庄水文站数据，2012年和2013年的径流量分别为432亿立方米和326亿立方米，均低于多年平均径流量的475亿立方米，而2014年更是断崖式下跌到215亿立方米，击穿了历史最低值。这使外界普遍出现了汉江“无水可调”的担忧。2014年至今，前几年仍然维持枯水态势，直到近两年上游水量出现了上升，但过于集中在汛期，导致洪灾和干旱并行。

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之后，历年的调水量佐证了汉水水量的变化态势：计划中近期每年的调水量是90亿立方米，实际上头四年的累计入渠分水量约为180亿立方米；而到了2021年底，则达到了441亿立方米，后三年调水总量超过了前四年，但七年累计下来仍旧远低于计划中的每年95亿立方米调水量，离145亿立方米调水量规划也有一定差距。丹江口水库的水位在2020年以前也常年徘徊在160～162米左右，远低于设计的正常蓄水位。

与此相应，汉江丹江口水库上游由20世纪80年代的多雨期转入90年代的少雨期，丹江口水库上游年平均降水量90年代后期至近年在不断地减少，气温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大型水库不断建设，水体面积增加导致蒸发量上升，叠加拉低了径流量。近两年上游降雨增多，上游入库水量因此相应增加，丹江口库区蓄水位得以快速上升，在2021年10月首次突破了170米的设计正常蓄水位，但不久又开始下跌，到2022年3月3日已回落到164.11米，并且入库水量仅为出库水量的约四分之一，水位仍在大幅下降。

夏骏的意外和汉江沿线居民的观感一致，很多生长在汉水边的中老年人对我回忆，他们早年记忆中汉水的水量很大，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虽然上游汉江的河谷不宽，江流仍旧不敷河床，裸露出两岸大片的滩涂，以前能行船的支流都断了航。在汉江下游，大片的消落带被人们种上了蔬菜。

汉江上游石泉电站的工作人员邓某，对于2014年水量的缺少感觉更为直接。往年电站在夏汛的黄金季节，已经接近捞回上半年枯水期的亏空，开始盈利，本年却遥遥无期。9月3日这天，水库边坡露出了大约3米的黄色消落带，大坝下只有一台机组在无力转动，江水盖不住裸露的河道，甚至不如一旁支流的气势。

也许是出于反差过大的第一印象，纪录片《汉江》在挖掘汉水文化时，突出汉水的恬静和温良，延伸至道家的“柔”“顺”“弱”，以与长江的雄浑和黄河的激越相区别。这也是我17岁那年第一次亲眼见到汉江的印象，自小生活在汉水南岸深山中的我，目睹家乡所有的小溪大河都一路北流，奔向传说中的大江，无论多大的洪流浊水，都被它接纳，想象中的“江”应是阔大而粗犷，茫无涯际，深不可测。1987年秋天，我第一次站在汉江大桥上俯望，眼底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近乎空气般透明的江流，半天才看出是真的存在，阳光下布，水底的深浅脉络原原本本呈列，浅的微白，深的烟青，却都是仅有的一点着色，一阵微风吹皱，即可擦掉，过一刻平静了又回来。弱到使人惊讶，能够承受经过的船只，不由想到周代昭王南征，船沉落水的故事，疑心并非出于土人穿凿。

相比于黄河流域传承深厚的儒家文明，汉水沿岸确乎是一个道家世界。从小我的记忆中就充斥着张天师、真武大帝、女娲炼石、八仙过海这些传说，家乡也四处是祖师庙、纯阳洞、八仙街这样的地名和遗迹。汉末张道陵开创、张鲁继承的五斗米道兴起于汉中，并建立政权，以后逐渐流传为对张天师、紫阳真人的信仰，安康十大县之一的紫阳县即由此得名，汉水穿县城而过，下游的旬阳县依独特地形而建，人称“太极城”；汉水出陕西省界入湖北，则有著名的武当山，供奉道教尊神真武大帝。上小学时父亲去武当山为我抽签许愿，以后等我考上了大学又去还愿。出生在汉水中游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曾多年在鹿门山中隐居学道，是一个主动放弃了儒家正统仕途、追慕老庄归隐之道的诗人。他的生平、诗歌和情感都与汉水密不可分，那些朴素、清越、冲淡的诗句，代言了汉水的灵魂。

但在卑弱柔顺的外表之下，汉江自有另一种品质：清澈。古籍中记载“湘水天下至清”，但由于沿途多重金属矿藏，近代工业化开采后的湘江失去了这一品质，水质重金属超标成为多年痼疾。汉江水质在历史上与湘江齐名。安康城区水西门外汉江堤岸上有一座近人竖立的石碑，上镌“中冷水”三字（其实是“中泠水”之误），来历是明代宁献王朱权在《茶谱》中列举天下最适于烹茶的二十种泉水，“汉江金州上流中泠水”名列第十三，意指在今天安康上游的汉江中心取水。江水可烹名茶，有力地说明了古代汉江水质之至清。

近代以来，和风气早开、工业发达的湘江命运不同，汉江流域处于南北两地之间，流经的多是三省交界的地区，中下游也是农业为主的江汉平原，没有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工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陕南和鄂北布局了一些国防类重工业，其中以汉中的军工厂和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代表，这些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式微，二汽也渐次转向武汉。

20世纪90年代，武汉大学的学者鲁西奇去过汉中的三线工厂调研，当时汉中还有5家三线企业，包括飞机和机械制造等，但都摇摇欲坠，正在考虑搬迁。鲁西奇去的一家从江浙迁来的工厂，生活区住房已经极其破敝，设施老化失修，老一代职工的衣饰举止保留着江浙风味，子弟则往往奇装异服，显出一种后来的“杀马特”氛围。厂区学校师资贫弱，子弟无心学习，父母大都是知识分子，到了他们这一代却缺少考上大学的可能，面临阶层滑落的前景，唯一的向往是回到父母出生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类似电影《青红》中的情节，在三线工厂区上演，现实证明，在这里发展大工业显然水土不服。

调水之前，汉水中上游各省市始终处于不发达状态，以总产值对照，同样是内陆省份的地级市，湖南省邵阳市2008年的GDP为561亿元，同年的安康市为241亿元，汉中市为366亿元；2020年邵阳市GDP上升到2250亿元，安康市是1009亿元，汉中市是1590亿元，差距一直明显。在整个陕西，陕南地区不断边缘化，不仅不能和关中地区相提并论，连陕北地区最偏远的榆林市，GDP也高出汉中和安康好几倍。

因为不发达和边缘化，作为陕南人的我，长期以来困惑于如何向别处的人介绍自己：我无法轻易让人明白，在地理纬度、气候带和风土人情上，陕南属于南方，和关中陕北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家乡山清水秀，有一条奔流的大江，不是缺水的黄土高坡。一些人从历史中知道汉中，却无法把它和汉江联系起来，也不知道汉江最终流入长江，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

“不发达成了优势。”安康市环保局水质保护科科长李纪平感慨。近年来经勘查显示，在中国大江大河的水系之中，汉江的水质最清洁，上中游长期保持着一到二类水的品质，稍加处理可直接饮用。对比之下，长江的水质大体为三类，湘江为三至四类，东线大运河则低至四到劣五类。这也使汉江成为了南水北调最为理想的水源地。

历史学家罗新出生在汉水流域的唐白河上游，20世纪70年代末期先后到老河口和襄阳市上中学，还曾经溯流而上到当时的丹江口水库游泳。“我第一眼看到老河口和丹江口水库的汉水时，觉得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条彻底干净的河流，深蓝色的，像泉水。”到了襄阳，汉水才微微有了绿意，像是印象中人们通常夸赞河流干净的样子。以后到了汉口，看到汉江和长江交汇的分界线，汉江这边是清的，长江那边是浑的，明显的分野一直持续了很远，“心里感到很骄傲”。

千百年以来，汉水以弱者的姿态，维系了自身清白的质地。一轮轮不计代价的扩张背后，蓦然回首，清洁的水本身成了最稀缺的资源，汉水在历史中被重新发现了。它过去所有的平凡与缺陷，一夜之间变成了优势。

“这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的。”李纪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