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秦琳博士的《中国语言生态环境研究》一书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由秦琳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作为其博士生导师，我指导了她从论文选题、框架、撰写的全过程。她是我指导的数十名博士中比较突出的能坐冷板凳、专心向学、悟性强的一位。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也算是比较例外的了，她孜孜不倦、分秒必争地用心耕耘自己的那块“田地”，朴实低调。我用“真实”二字概括她较为准确。言其“真”，在于她较好地传承我指导学生时强调的南京大学“专研文本”的治学理念，领悟“文本真谛”，就此，她能够娴熟地驾驭马克思主义经典，创新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语言生态环境思想”命题，并使之成为其论文的基础；言其“实”，她是一名极为踏实的学者，这是她能够三年顺利博士毕业且在毕业后的科研中迅速脱颖而出的原因。例如，她在毕业两年内顺利地以博士论文基础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项目，这虽称不上什么殊荣，但也是对其博士阶段研究的积极肯定，同时也佐证了“语言生态”尚有极大的研习空间。

“语言生态”和“语言生态环境”概念的提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在国外已经家喻户晓。语言生态发端于豪根对语言生态系统的研究。1972年美国豪根教授首创“语言生态”概念，并提出语言生态学是研究“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我国对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李国正于1991年出版了《生态汉语学》，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语言生态”问题。语言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分支常常被世人忽视。中国网络有一个流行的词语叫“社恐”（对社交恐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面对面的交往和网络交往都缺不了“语言”的交流工具。离开“语言和谐”“语言生态”，人际交往就会受到影响。语言和谐将成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重要因子，不容人们肆意践踏。相信有了“语言生态”理念，采取“语言和谐”之举，“社恐”问题就不是问题。在今天，许多人不知道“语言生态”的概念，更无从谈论“保护语言生态环境”，如果说，“生态环境”是大家可视、可感知的“显性”环境，那么“语言生态环境”可称为“隐性”环境，也许人们捕捉不到，但它的“失衡”，将关乎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交往状况，甚至影响至当代中国在国际交往的话语权构建。因此，语言生态环境建设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元素。

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在中国仍属于起步阶段，坦率地说，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夯实其根基，形成马克思主义语言生态环境思想，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需要回应的问题。秦琳博士的这本书，创新地凝练出马克思主义语言生态环境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以语言生态学作为理论支撑，探讨了中国语言生态环境出现的不平衡发展问题，阐释这些问题引发的原因及其危害性，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一，较好地把“语言生态环境”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语言生态学本身就是“语言”与“生态”结合一起的交叉性学科，将此交叉学科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开展研究。由此，秦琳博士研究了语言生态环境与“和谐社会建构”“精神文明建设”“民族凝聚力”“文化软实力”“汉语言国家传播”等的密切关系，彰显其跨学科研究能力。其二，这部著作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此书通过“加大对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和保护力度”“建构高校思政课语言生态环境”“坚持‘零排放’语言方式”“拓展中国国家话语权”等方面，较好地完成了对个人、社会、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态环境治理”，体现其“现实关切”。总体来说，此书从细微处展现诸多语言污染、语言暴力、语言失范、言语奢华和“官语”“霸语”等形式主义语言，其文字跌宕起伏，精妙之处显现。

期待秦琳博士专注“语言生态环境”之领域，继续精耕细作，使“语言生态”与“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指导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实践。当然，事实上她近几年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希望她对学术的追求能够“保持初心”，沿着既定方向前行，结出累累硕果；同时也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唤起更多读者“语言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也是我们选择研究“语言生态”主题的初衷。是为序。

谭培文

2021年8月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