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

哲学造就一个人内心的强大，亦造就一个民族的内在力量。一个民族若缺少哲学智慧，犹如一个人的身躯中少了灵性。历史上，不计其数的中国哲学家创建了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哲学和智慧。这些哲学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奠定了中国的内在力量。晚近中国迅速而又大规模地摄取、吸纳来自西方的哲学，同时也燃起了古典中国哲学的复兴。两者的融合，产生了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过去的新型的哲学：新的语言表达、新的论说方式、新的精神气质。哪怕它再是洋产原味的智慧，无意之中它已化为本土；哪怕它再是本土固有的义理，默然之间它已有了新的外观和新气象。架构认识论、新实在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新唯物论等，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相继诞生，蔚为大观，形成了现代中国惊人的哲学运动；哲学的不同领域和分支，也在过去不曾有也不可想象的面貌中建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中，狭隘的政治意识左右了学术，也左右了哲学。哲学家放弃了他们之前的哲学，新的哲学也未能建立起来。很不幸，哲学失去了自我。

改革开放新时期，学术复活了，哲学复活了。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哲学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分支又产生了新的积累，出现了许多哲学的专家和学者。遗憾的是，哲学界仍缺乏能被称为创造性的哲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就像文学院很难有小说家那样。这很奇特，也很奇怪。余敦康先生在世时一有机会就感叹说，我们只有一些哲学工作者，却没有哲学家。一有机会前去拜访他，他就念念不忘说，为什么还不做哲学而仍做历史上的哲学。语以试试，默然向往之。余先生心中一定有一个判断哲学家的标准，他用他的标准衡量，他没有数上一位。在一次会议上，他调侃说，某人是一位哲学家吗？最多是半个吧！他回答说。一个具有源远流长古典义理传统的民族，现在竟然缺少哲学家，似乎不可思议。

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出在中国的哲学学科的建制中。哲学被哲学史化了，哲学过于细分和零碎化。主要原因是，成为一位哲学家要比做一个哲学学者困难得多，它需要很多条件来促成。柏格森说，哲学家一生只说一个哲学主题。成为哲学家首先需要发现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这又是他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同时，他还要不断地展开它和证成它，使之成为哲学的一个新领地。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有不同的心灵和大脑，一些人可能适合做常规性的传述研究，当工匠；一些人可能适合做超常的思考，成为思想者。做一个哲学家不用说要有很好的哲学基础训练，他还需要具有特殊的性情、特殊的感受力和直觉，就像当一个革命家那样。习惯了做哲学学者的人们很谨慎，不敢贸然进入哲学学说的创造中。肤浅平庸而又胆大包天的人，却好宣称他们创立了什么。在中国做一个哲学家，还有一些特别的困难，他要抵挡对哲学的大量低级和庸俗之见，要抵挡对哲学的各种偏见，抵挡在经济和技术中心主义之下的目光短浅者和急功近利者。

世界发生了变化，哲学也在发生变化，它必须以有力的方式和强度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应对人类遇到的挑战和风险，满足人们对智慧、理性和信念的追求，满足人们对建立好的生活方式的需求。霍金说哲学死了，这是他自己否定自己，因为他的物理学中有哲学的部分，而他的哲学部分又不是物理学的部分。他这样说的时候，失去了明智，表现出了科学家的傲慢。哲学不必同科学联姻，更不会成为科学的附庸。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逻辑经验主义者（如石里克）的哲学只是哲学中的一种。胡适说哲学是坏的科学，金岳霖说他在哲学上是外行。罗素说哲学是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东西，这就是说哲学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哲学引导人们批判、怀疑，用正确的方法创造一切可能。它单凭它的自我反思就能不断自我超越。

有不同的力量，一种是外在的，指的是各种有形的物质能量的那一类东西，如经济、技术和工具等，它们是硬实力；一种是内在的，指的是那些无形的精神、信念和信仰一类的东西，如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等，它们属于软实力。这两类东西的性质和作用非常不同。健全地拥有它们，就有不同意义上的中国。

在东西文明过去的大部分时间中，人类注重的是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外在的力量。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开始注重外在的力量，以至于这种力量成了世界的主宰，随之带来的惊人灾难比自然加害于人类的灾害要大得多。中国在追随这种力量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畸形的东西。哲学应该也能够帮助世界纠正和改变这两种力量的失衡，哲学也能够弥补中国的部分缺失。中国需要哲学上的贡献，哲学也需要中国的土壤。

孟子说：“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郑州大学哲学学院创办《哲学中国》辑刊的愿望，就是想同中国哲学界的同道们一起扮演建设哲学意义上之中国的部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