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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上了赶集，一有机会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儿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当地农民都会肩担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集上去卖，再从供销社里买回油盐、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牵着母猪去配种站配种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农具厂门市部买铁锹、镰刀的。土街的两边店铺林立，屋檐下农民们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箩筐、笆斗、篮子或者一条铺开的化肥口袋。陈列的各种土产，有自己家地里长的，也有自个儿动手做的。几张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匀结实盘成一盘的草绳、麻绳。成集街上砖墙瓦顶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还有一栋二层小楼。

我们赶集，一般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被教育对象。而在赶集的时候，同样是贫下中农，在我们的眼里却变成了小商小贩。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胆怯，有点躲闪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蹲着，而我们站着。当然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再那么孤单了。

不仅我和大许、吴刚，几乎所有大队的男知青都喜欢赶集。大伙儿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气候。其中不乏下来以前就彼此认识的，有的还是一个中学的，甚至同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即使完全不认识，在赶集的人群中，谁是知青谁是当地农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认出以后，说上两句南京话，就互相对上了暗号。因此赶集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组织，或者说是走亲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还活跃着另一伙人。和知青一样，他们也喜欢穿绿军装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戴着时髦的假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军装是真货色，不像我们大多是买绿咔叽布找裁缝做的。这帮人是当地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骨干分子，被从下面的大队抽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部门，负责成集的治安保卫。头头姓王，人称“王助理”，是梦安县公安局派下来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并且有工资可拿。其他的人则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绿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没什么两样了，就是二哥！”

说这话的是岔河大队的知青老于，下来以前和我、大许、吴刚是一个学校的。当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一片红”的头头，政治觉悟自然是高出了我们许多。下来后没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历史和现状摸了个一清二楚。

这会儿他继续介绍说，实际上“群专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产物。如今的“群专部”叫作“人保组”，意思是人民保卫或者保卫人民，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帮人。但由于习惯原因，当年的一些称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组的成员被称作“勤务员”。勤务员们一概被王助理编了号，从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为什么不设一号？”老于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无人能解。

停顿片刻后，老于自己回答说，“因为一号是王助理给自己留着的，后来发现南京人管厕所叫一号，他才放弃了这一美誉。群专部还在的时候，王助理自称王部长，成立人保组以后，他觉得叫组长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

说起人保组的所作所为，老于更是义愤填膺。“什么保卫人民？整个就是鱼肉乡民！我看人保组不如改名叫人肉组算了……”

那人保组的确是够横的，赶集的农民看见他们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有时候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也能感觉到对方的肩膀很硬，带着劲儿。完了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我们瞧不上他们，他们也不服气我们。当时的形势不无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于在工农饭店召集会议即是为此。他一再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复告诫，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勤务员们自然无须多虑，但王助理的来头不小，据说还是县委卢书记的什么亲戚。

这天，机会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恰好二号勤务员上街买菜。他提起一只农民卖的兔子说，“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

农民说，“活泛，活泛。”

二号说，“我看不健康。”

农民说，“健康，健康，永远健康。”

二号的脸色陡变，叭啦一声将兔子摔在地上。那兔子就是健康也变成不健康的了。“你说什么？竟敢讲反动话！”

农民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过自己。后者威胁道，“舍不得这病恹恹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组，人和兔子总得去一个！”

农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们一帮知青正是这时挤过去看热闹的。见我们人多势众，二号也不禁心虚。只听老于大大咧咧地问，“咋回事儿啊？”

二号虽然结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经过讲了一遍。如果放在平时，他自然不会有这份耐心。

老于问，“他讲反动话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转向了围观的农民，“谁听见了？你们谁听见卖兔子的讲反动话了？”

在场的人都说没有听见。我们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没听见！没听见！狗日的听见了！”弄得就是听见的也不敢说自己听见了。

“你说他讲了反动话，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老于问二号。

“他，他说，兔子健康，永远健康。”二号说。

“好啊，你讲反动话了！”老于大喝一声，不等二号分辩，再次回顾围观的农民，“这孙子讲反动话了，你们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们听见了！”在场的人齐声大喊起来。

老于转向二号，“你看看，他讲反动话没有人听见，你讲反动话大家都听见了。”说完一招手，几个手脚麻利的知青扑上去，把二号掀翻在地。

老于对卖兔子的农民说，“借你担子上的麻绳用用。”

农民说，“还是算了吧，这兔子也没折……”

老于没有理会，让人解下担绳将二号捆了个结实。之后老于在前面开路，后面两个知青押着二号，其他知青负责维持秩序，一帮人在赶集农民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向公社革委会大院拥去。进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组所在的房子。那屋顶上的烟囱正冒着烟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锅。老于熟门熟路，就像他每天在这里上班一样。

王助理是一个白胖子，脑袋上的头发已经歇光了，大概有两三缕头发横过来搭在脑门上，显得油光水滑的。他自备了一把小梳子，说话间时不时地掏出来刮刮脑袋。

当时二号被两个知青按在地上，挣扎着想站起来。“王助理，王部长，我冤枉啊！”他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王助理说，然后转向老于，“你们说他讲了反动话，他讲了什么反动话啊？说出来听听嘛。”

这一套是老于玩过的，他当然不会上当。“我们不说，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讲反动话了。”

“你倒是够精明的。”王助理说，“那又怎么证明他讲了反动话呢？”

老于说，“请问王助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王助理马上站直了，右手握拳，挥动胳膊，同时大声地朗诵道，“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说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右手，大概发现握的不是《毛主席语录》，而是一把小梳子，神情略微紧张。老于也不追究，他指着地上的二号说，“他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去了……”

恰在此时，有人把那只兔子给扔了过来。兔子的前后腿绑上了绳子，但还是在地上蹦了几蹦，倒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肯定是某个知青从卖兔子的农民那里买下了兔子，以便造成“人赃俱获”的效果。王助理看着地上的兔子，有些发愣。

老于追问说，“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算不算反动？”

只见王助理哼了一声，把小梳子往中山装的口袋里一塞，摘下手表，又是一塞。然后边捋袖子边向二号走过去。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助理已经抬起手，噼里啪啦地给了二号十几个耳光。巴掌挪开的时候，二号的半边脸上已是血红一片。

这次事件以后，成集街上再也没有人敢与知青争锋了。赶集的农民看见人保组的人仍然避之不及，人保组的勤务员见到知青也一样，唯恐避之不及。撞肩膀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远远地看见我们过来，勤务员们将军帽压得低低的，最多从帽檐下面偷偷地看上一眼。

我们去成集街上赶集，通常去工农饭店吃饭。那是成集街上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也是唯一的一家饭店，只卖饭菜、面条，不卖茶水。后来我们便自己带了茶叶，在饭店里要了开水，泡上一壶茶，一坐就是一天。泡茶的壶、喝茶的碗都是饭店无偿提供的。到后来工农饭店几乎都快变成茶馆了，当然来此喝茶的只有知青。知青喝茶不要钱，甚至可以不吃饭店里的饭。换了农民肯定不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以上的优待，按老于的话说，“咱知青为民除害，如许好处也是该得的！”

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我和大许、吴刚更喜欢赶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