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社会科学视角到伦理视角的转换

哈布瓦赫的记忆研究还是社会科学取向的，即他着重讨论记忆的客观存在样态，尤其是强调记忆受制于社会因素的特征，而对于记忆的情感特征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伦理问题讨论得十分少，后者可归为记忆的伦理所讨论的问题。记忆研究的伦理转向在二战后凸显出来。

所谓记忆研究的伦理转向，在阿莱达·阿斯曼的研究中有着较为清晰的表达，即便她的研究主要被归为记忆研究的文化取向。她的研究中一方面涉及二战后德国的社会记忆问题，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对于记忆的真实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因此，她的研究向伦理化的迈进是较为明显的。本书的第二章将讨论她的记忆研究与“记忆的微光”概念之间的关系。

记忆的伦理化研究主要发生在二战后，它不单纯是一个理论事件，而是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对于二战纳粹屠犹的反思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一讨论，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的阿莱达·阿斯曼也参与了这一讨论。记忆研究的伦理化转向，意味着记忆研究并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实践之谜。

它的主要问题之一如徐贲（2016）的提问：“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徐贲的回答主要立足于政治的因素，他重点讨论了灾难创伤、记忆与见证的关系等问题，这些也是当下记忆研究的重要问题。对于政治因素的思考也是架在哈布瓦赫和当代记忆研究者中间的一个桥梁，具体是指当哈布瓦赫的理论被归纳为“现在中心观”（这是当代很多记忆研究者秉持的观点，尽管这一归纳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后，并进一步将他的理论具体化为“权力建构论”（尽管哈布瓦赫几乎很少涉及权力问题），典型的观点如郭于华所说：“我们为什么忘记，是因为有人不让我们记起。”[13] 这一取向的研究可以视为批判现实的记忆伦理思考。

这一观点尽管比较激烈一些，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郭于华的讨论基于她的“土改”口述史研究实践，她的研究发现如下：历史的遗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和形象的。她的案例是：旧货市场上没有送达给亲人的烈士证书、阵亡通知书，以及对无名死者的身份确认过程。郭于华反思其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记忆中人的工具化和抽象化问题，以及权力对记忆建构的决定性作用。在权力的控制下，记忆可以被抹去和改写。她的结论是，要关注“普通人的那些看起来非常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记忆”，因为它构成了宏大叙事和文明的有机部分。

郭于华为底层立场的记忆书写带着明显的价值判断，而这是记忆研究伦理化的最典型特征，即记忆研究的伦理化带有较强的价值取向，它对记忆研究的目的和现实影响较为关注。但记忆伦理化考虑的不止于上述问题，“权力建构论”仅为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

1. 为了谁而记忆

事实上，记忆伦理化的内在迫切问题还在于，我们到底为了谁而去记忆，以及背后对记忆中的时间问题的理论思考。这也是犹太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 Margalit）（2015：前言第1—2页）提出的问题：幸存者的记忆应该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二战结束后，作为犹太人的他的父母对于纳粹屠犹持有不同的时间观。他的母亲提出犹太人被彻底毁灭了，剩下的犹太人仅为犹太民族的碎片，幸存者形成“灵魂蜡烛”的记忆共同体，它的使命是纪念逝者，即生者是为了纪念死者而生存的。父亲则反对她的观点：如果活着只是为了纪念逝者，那将是可怕的景象；犹太人应该着眼于当下和未来，而不能让逝者的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玛格利特据此提出了记忆伦理中的义务问题，即我们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吗？而这个“我们”是指个体，还是集体，抑或是权力结构？而人又为了什么而去记忆呢？是为了过去（这是他母亲的命题）？还是为了现在和未来（这是他父亲的命题）？他认为，有关记忆的义务，不仅包括记忆过去，还包括忘记过去和宽恕过去等内容。这些主题涉及人的救赎这一问题，而不仅为狭义的政治伦理问题。前一个议题在记忆研究中被普遍讨论。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2015：前言第8—9页）将记忆的伦理限定在熟人之间的记忆关系（即狭义的记忆伦理），而将陌生人之间的记忆关系称为记忆道德。他指出，熟人之间涉及忠诚和背叛等议题，并包括宽恕和忘记等核心概念。而记忆伦理就成为指导人们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关系的学问，它包括忘记的伦理和记住的伦理，因此如何培育忘记和记忆的双重保障制度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玛格利特，2015：9—12）。

本书关于记忆伦理的定义，与玛格利特有所不同。即便按照他的狭义定义去理解记忆伦理概念，记忆伦理也必将与记忆政治和记忆道德等发生无法撇清的关系。因此，我们对记忆伦理的讨论还将包括对记忆政治、记忆道德等的分析。

本书对记忆伦理化的诠释关涉笔者的知青调查和自身的生活经验，主要包括两类记忆伦理。第一是所谓记忆的微光的伦理，它涉及过去被压抑/压制的记忆的重新召回的问题。尽管在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中，那些沉淀在生活深处的记忆的被掩埋状态，可能是来自时间的自然流逝的暂时遗忘；但记忆的微光在这一含义之外，更强调文化、政治等对某类记忆的排挤，从而使得这些记忆处于丢失或被压抑的状态，并对主体的自我认同和人类自身造成伤害。

第二则主要来自家庭记忆的伦理，主要表现在长辈的死与晚辈的生之间的记忆关系问题。它涉及记忆的悔恨、延迟的弥补等议题。家庭记忆在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中是一个重点议题，不过，他主要讨论的是家庭记忆的“生”的问题，即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或集体，是如何在内部形成其集体记忆并影响家庭成员的，而家庭成员又如何在生命历程的变动中（例如一个女性嫁入另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从家庭进入学校，等等）不断调整自己的集体记忆的，对于家庭记忆的“死”的问题被哈布瓦赫放在较为薄弱的位置。本书对“记忆中的生和死问题”的讨论，主要处理的就是家庭中长辈去世后，作为晚辈的追忆特点及其意义的问题。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较为具体的问题，但它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它首先涉及代际的继替问题，甚至还涉及文明的传承问题。它也是居于记忆伦理的核心议题。普鲁斯特及其母亲对他外祖母的追忆构成了这方面的经典记忆伦理案例，本书将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记忆的伦理问题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如记忆的真实问题以及关于此的种种争论，这方面阿莱达·阿斯曼做了一些讨论。记忆的伦理还涉及记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以什么方法来探究记忆问题，它与记忆的真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本书第五章将对此做一些探索。

2. 苦难记忆与记忆的微光

深居记忆伦理内核的是人类的苦难记忆问题。人类的苦难到底应该如何表述？本书提及的“记忆的微光”以及“延迟的弥补”问题，都涉及了苦难的表述问题，也可以说，它们的背景也都是人类的苦难记忆问题。

那么，这些苦难表现在何处？甚至可以说，它存在于生活的各处，而且似乎是作为社会的“阴暗面”而存在的。例如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转引自阿莱达·阿斯曼，2016：446—447）对拾荒者的理论价值的发现：“所有这个巨大的城市拒绝的东西，所有它丢弃的东西，所有它鄙视的东西，所有毁坏的东西，他都整理和收集起来。”拾荒者是一种档案管理员的反面形象，是文化反记忆的承载者。在阿莱达·阿斯曼的讨论中，这些“废弃物”有时会成为创伤记忆激发和治疗的线索，它具有极大的价值，因此“丢弃”的行为本身值得质疑。例如，深受战争创伤的印第安裔的士兵寻求创伤治疗的方案，当他看到被废弃的日历后，他说：“这给了我一个参照点，我知道从哪儿开始了。”

如此，被丢弃/遗忘的东西与创伤关联了起来，而丢弃的物件并不是无用的代名词，它们同样“包含着活生生的故事”，是“行为与故事的物证”（阿莱达·阿斯曼，2016：448—253）。概言之，“垃圾”也可以变成一种纪念碑式的存在。

垃圾的隐喻表明了世界上苦难的隐秘性特征，也就是说苦难还是一个有待发掘和重新发现的领域。那么，该如何去挖掘苦难和认识苦难？本雅明也注意到了波德莱尔的拾荒者，此外还有一些艺术家试图通过对垃圾的再加工和再展示，“用艺术的手段把转瞬即逝的变形为持久的”（阿莱达·阿斯曼，2016：460）。如上所述：

当它们被扔掉时，它们并没有死去。生命还居住在它们之中，它们是生命的呐喊。（卡巴科夫语，转引自阿莱达·阿斯曼，2016：460）

这种隐喻在很多文学家的作品中都有所表达，例如，帕慕克（Orhan Pamuk）的《纯真博物馆》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作品中都有所展示。这种表达对于幸存者和生者而言都是一种警醒。

阿莱达·阿斯曼指出，很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在用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创造了文化的反记忆，他们将废弃物、被遗忘和抛弃的东西进行了存储，从而完成了对遗忘的回忆（阿莱达·阿斯曼，2016：461）。在这里，被抛弃和被掩埋本身就是一种人世间的苦难。也因此，存在一些从未被表达和不能被表达的生命（阿莱达·阿斯曼，2016：471）。这一关注也是对哈布瓦赫的“阶级记忆”中唯独上层记忆能够留存的历史后果的商讨。本书在“记忆的微光”部分试图阐释这种被压抑的记忆。

概言之，关于记忆的伦理问题，它的内容较为复杂，本书只涉及了其中的两个面向：记忆的微光（主要来自对被排挤记忆的思考）和延迟的弥补（主要来自代际记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