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直击

·　共情和善良与社会化程度呈正相关。

·　人类进化史表明，共情更有利于生存。

·　共情能力强的人在专业上往往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　共情能力通常与幸福感呈正相关。

·　人们更容易与一个人共情，而非与许多人或一个群体共情。

我8岁那年，我的父母打算离婚；而直到我12岁时，他们才正式离了婚。他们的出生之地可以说相隔万里：母亲出生于离智利边境很近的秘鲁南部，而父亲则出生于巴基斯坦。在母亲25岁时，华盛顿州立大学为来自贫困国家的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她就是其中一位。大约在同一时间，祖父给了父亲一张去往美国的单程机票以及仅够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上一个学期的钱。母亲和父亲分别从秘鲁首都利马和巴基斯坦拉合尔这两个大小与洛杉矶相近的城市前往树木繁茂、宁静祥和的普尔曼小镇，也就是华盛顿州立大学主校区的所在地。

初到陌生之地，父亲和母亲都感到很迷惘。在巴基斯坦，父亲可称得上中产阶级，但在美国，他却是一个穷人。母亲则被安排到当地的一个家庭，以便能帮她尽快适应当地生活，但这里离学校有上百公里之遥。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只身一人在学校学习。当华盛顿州立大学为国际学生举行欢迎招待会时，父亲为填饱肚子而来，母亲则为交友而来。在欢迎招待会上，他们认识了彼此。

父母在结婚后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郊区，并在那里生下了我。后来，他们对美国生活越来越适应，对彼此却越来越不适应。父亲开了一家计算机硬件公司，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他梦想拥有一辆米色的奔驰和一幢桃色别墅，但这些都不是母亲真正想要的。有好几年，父亲很少回家，母亲便萌生了离婚的想法。

后来，父母彼此越来越疏远，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除了法庭之上，他们均有意避免直接接触彼此。每个周末，父亲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在母亲房子外的路边等我，当我走出门后，母亲会锁上门，不露面。在我13岁时，我的祖母去世了。那个周末，当父亲来接我时，母亲走了出来，接着，他们拥抱了彼此。这是在近10年中，我记得的他们唯一一次彼此对视。

那段时间，我在父母的住所之间来回穿梭，也可以说在平行宇宙之间来回移动，每个宇宙都有其优先级，同时充满恐惧和怨恨。母亲是典型的秘鲁人，最看重的就是家庭。她为离婚会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而焦躁不安，并努力找出使我陷入痛苦的蛛丝马迹，并将这些全部记在她的“心理账户”上，这个“账户”中罗列着父亲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伤害。而在父亲看来，才智过人和雄心壮志比什么都重要。他经常告诉我，在巴基斯坦，在大型考试中得分最高的学生能上大学，第二名则会流落街头。当我的成绩下降时，父亲会满腹狐疑，并怀疑送我上大学是否值得。实际上，他一直在非常辛苦地工作，并给予了我和母亲很多，而我和母亲却把他贬为只会赚钱的混蛋。我们怎么会看不到他的艰辛呢？

父母都曾试图将我拉入他们之间的斗争中。他们各自向我透露了一些隐瞒彼此的秘密，以获得我的好感，并希望我违反一方的规则。当我不想参与时，他们会愤愤不平地指责我站在另一方那边。我们三个都相信，某一天，我会从他们中间选择一位，离开另一位。

这让我想起了1983年的经典电影《战争游戏》（WarGames）。在这部电影中，马修·布罗德里克（Matthew Broderick）饰演的天才少年入侵了一个名为“约书亚”的人工智能程序。他并不知道，约书亚连接着北美防空司令部。他玩了一个模拟美苏之间核战争的游戏，结果差点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约书亚掌控着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导弹系统和火力装置，准备发射核弹，幸好这名少年成功说服它先尝试每一种可能的策略。约书亚很快意识到，无论这两个国家做什么，它们最终都将灭亡。约书亚反馈说：“这个游戏真奇怪，赢得比赛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比赛。”

因此，对于父母之间的游戏，我决定不参与，或者至少不按他们希望的方式参与。当他们通过我“斗争”时，我努力地克制着。我试着理解他们，而不是站在谁那边。尽管他们都很痛苦，但一直都对我很好。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控制内心与思想的方法；同时，我也适应了父亲的生活法则。这个过程很艰苦，像许多离婚家庭中的孩子一样，我被一种离心力拉向不同的方向，有时会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不过，父母之间的联系虽然断了，但我学会了调整自己以适应他们的习惯，并设法与他们保持联系。

回想那些日子，我充满了感激之情。父母各自的经历可能大不相同，但都很真实、很深刻，这也许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共情，激发善良的心灵超能力

想象一下，你戴上一副具有热传感器功能的护目镜，你能感受到他人的情绪，而不是体热。你可以看到，愤怒、尴尬和快乐在人们心中涌现。继续观察你会发现，情绪不会只停留在某一个人身上。例如，当朋友在你面前哭泣或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时，他们的声音和表情会“穿过”你们之间的空气，然后进入你的大脑，并随之影响你。你会接受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想法，关心他们的福祉。换句话说，你会对他们产生共情。

通常，大多数人都将共情理解成这样一种感觉：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实际上，共情比这要复杂得多，它指的是人们对他人做出反应的几种不同方式，包括识别他人的感受（认知共情）、分享他人的情绪（情绪共情）和希望改善他人的体验（共情关怀）。⁽¹⁾

我无法知晓你对某种色彩的感受，更不用说你在兴奋或恐惧时的确切感受了。其实，人们的个人世界就像在摇摆不定的轨道上彼此环绕，从不接触。当两个人成为朋友以后，他们各自的世界就会更加靠近；而当关系密切的人分开以后，他们各自的世界则会彼此疏远。共情是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心灵超能力。通过共情，人们可以进入他人的世界，猜测他人的感受。很多时候，人们都能猜对¹。⁽²⁾例如，听陌生人讲感人的故事，人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描述他们的感受；瞥见某个人²，人们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喜欢什么、有多值得信任。

共情最重要的作用是激发善良⁽³⁾：虽然经常要为此付出代价，但人们依然倾向于互相帮助³。人们常常将善良看作一种奢侈品，是艰难世界中的一种终极软技能。达尔文对此曾感到困惑。根据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生物应该将自我保护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帮助他者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尤其是不顾自身安危去帮助他者。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写道⁴：“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背叛他的伙伴，他大概不会留下后代以继承其高尚本性的。”

事实上，善良是动物王国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例如，新生儿有众多需求，而且大多会在几天（如鹅）、几个月（如袋鼠）或十几年（如人类）内处于无助、无力的状态之中，如果父母没有为新生儿的生存做出牺牲，那就只能承担没有后代继承他们本性的风险。对其他亲属的行为也是如此：动物帮助其亲属，也是在确保自己的基因能够存活，尤其是当善行有助于彼此之间建立联盟时，不相关的动物也可以从善行中获益。当动物共同奋斗时，它们可以找到食物，互相保护，以独行者无法做到的方式繁荣兴盛。

在这些情况下，行善是很明智的，但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每种动物都会在特定时刻选择帮助他者。例如，雌性松鼠并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会传给下一代，为什么它们还要喂养自己的幼崽呢？长尾猴无法计算出邻居回报自己的可能性，为什么它们还要帮助邻居呢？其实，共情就是大自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⁵。当某个生物能够感受到另一个生物的情绪时，它看到痛苦就会感受到痛苦，帮助他者则会感受到被帮助。

事实上，共情经验会强化善良行为，而这种联系远比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古老。例如，当被关在笼子中的老鼠的“笼友”受到电击时，这只老鼠也会变得身体僵直，这是焦虑的迹象。由于这种反应，老鼠们会互相帮助，甚至会为了减轻“笼友”的痛苦而放弃一些巧克力等食物。此外，大象、猴子和乌鸦也会产生共情，且都能行善⁶。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共情经历了突飞猛进的演变。这对人类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从生理上看，人类并不出众。在人类发展初期，人们以家庭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人类既没有锋利的牙齿，也没有翅膀，更没有类人猿表亲那样的力量。人类只有竞争对手：几万年前，至少还有5个高智能的人种⁷与智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数千年来，智人持续改变，使得彼此更容易建立联结⁸。人类的睾酮水平不断下降，脸部线条愈发柔和，变得不那么好斗了。人类进化出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都多的巩膜（眼白），因此更容易追踪他人的目光；人类还发展出复杂的面部肌肉，以便更好地表露情绪；人类的大脑也在不断进化，因而能更精确地理解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因此，人类拥有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人们不仅可以理解朋友和邻居的想法，还可以理解敌人、陌生人甚至是电影或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的想法。人类成了地球上最善良的物种。举例来说，在面对困难时，虽然黑猩猩也能共同协作、互相安慰，但它们的善意很有限。它们很少互相提供食物，虽然对所属群体的成员很好，但对群体外的同类却满怀恶意。相比之下，人类是合作领域的世界冠军，人类互相帮助的程度远超其他物种。这是人类的秘密武器⁹。单个人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很多人聚在一起时，就成了强大的、打不垮的超级生物，能够猎杀猛兽，建造吊桥。

随着足迹的扩散，人类的善良也蔓延开来。在世界各地的种种文化中，人们都会互相分享食物和金钱。2017年，仅美国人就向慈善机构捐赠了4 100亿美元，提供了近80亿小时的志愿服务¹⁰。这些善行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共情。与同龄人相比，共情能力强的人向慈善机构捐款更多，从事志愿服务的频率也更高，那些一时受到共情激发的人也更有可能帮助陌生人¹¹。像摄影底片一样，最黑暗的时代反而展现出人类最高贵的能力，因此才会有在大屠杀中因藏匿犹太人而面临死亡的家庭，才会有在学校枪击事件中奋勇保护学生的教师。

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经典著作《不断扩展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¹²中宣称，尽管人们曾经只关心很少的人，如自己的亲属和少数几个朋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关心的范围已经扩展到部落、城镇，甚至其他国家。如今，它已覆盖全球。人们吃的食物、服用的药物和使用的技术来自全球各地，人们的生存受到无数永远都不会遇到的人的影响。人们通过捐赠、投票和文化来帮助那些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的人。当然，人们也可以了解居住在另一个半球的人们的生活细节，并以共情之心加以回应。

现代社会正在毁灭共情之心

虽然人们能够对他人产生共情，但通常却做不到。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共情的重要事实：共情的本能是从这样一种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遇到的大多数人在各种意义上都很熟悉。例如，朋友和邻居看起来就跟自己一样。人们在一生中有无数次机会了解自己的性格，同样，人们也有无数次机会了解他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这意味着，善良和残暴都会得到回应，而且这种因果报应很强大、很直接，且不可避免。当苦难就发生在眼前，而人们通过努力可以做出改变的时候，人们都会有所作为。这些小而紧密联系的群体就是共情的“原始汤”⁽⁴⁾，里面充满有助于互相关爱的成分。

也因此，人们做出努力往往只是为了帮助特定的人。促使父母养育孩子的一些激素会让人对潜在的竞争对手、骗子和敌人等外来者产生怀疑¹³。随着相互理解能力的增强，人类发展出了将人分为“自己人”和“他人”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行善变得愈发困难了。2007年，人类实现了一项不寻常的“壮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首次比生活在城市外的人多¹⁴。预计到2050年，地球上将有2/3的人居住在城市中。然而，人们越来越孤立¹⁵。1911年，英国大约有5%的公民独居；而一个世纪后，这一比例变成了31%。独居现象在年轻人群体中和城市中心地区增长最快。如今在美国，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独居的人数是1950年的10倍。在巴黎和斯德哥尔摩，50%以上的居民独居；在曼哈顿和洛杉矶的部分地区，这一比例超过90%。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人们见到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但了解的人却更少了。需要人们定期与他人接触的仪式性活动，如团队运动和外出购物等，都已让位于网上的“孤独活动”。在街角的商店中，两个陌生人可能会聊一聊篮球、各自的学校或电子游戏，逐渐了解彼此；而在网上，人们对陌生人的最初了解常常是自己最不喜欢的部分，如自己反感的意识形态，而这让他人在有机会成为“自己人”之前，先成了“他人”。

如果你打算设计一个系统来破坏共情，那你几乎不可能做出比人类创造的现代社会更“好”的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情已经被破坏了。许多科学家认为，共情正在逐渐消失。不妨来做一个实验：思考以下描述是否适合你的情况，并从1分（完全不适合）到5分（完全适合）进行打分。

1．我常常对那些没有我幸运的人怀有温柔、关怀的感情。

2．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会分析每个人的意见的分歧所在。

在过去的40年中，心理学家通过类似的问题从数万人中收集数据，来测量共情的发展变化。结果，情况并不乐观。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共情能力正在不断下降，尤其是在21世纪。平均而言，2009年的人比1979年75%的人更缺少共情¹⁶。

即使在共情时，人们对他人的关怀也可能飘忽不定。不妨想一想3岁的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的悲剧。2015年9月，3岁的艾伦和家人逃离了家乡叙利亚，试图横穿地中海，希望能从土耳其抵达希腊。但他们的橡皮艇在波涛中倾覆，一家人在黑暗中漂浮了3个多小时。虽然艾伦的父亲阿卜杜拉·库尔迪（Abdullah Kurdi）竭尽所能，但艾伦、他的兄弟和母亲还是都被淹死了。第二天，40岁的阿卜杜拉说：“我什么都不想要……我最珍贵的东西都已经消逝了。”

后来，艾伦的尸体被发现。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上，艾伦幼小的身躯躺在海岸边，面部朝下。之后，这张照片迅速传遍全球，它证实了人道主义危机的存在。《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不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是一场悲剧，它阐明了此刻的状况。”¹⁷随后，捐款如潮水般涌来。再之后，像大多数情况一样，人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危机仍在肆虐，捐款逐渐减少，新闻报道很快趋于平静，到2015年10月几乎消失了。

艾伦的死亡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无数处于危机中的其他孩子的困境也是如此。然而人们发现，与和受苦的许多人共情相比，人们更容易与那些经常出现在身边的某些人共情。此外，实验研究发现，与面对8个、10个或上百个受害者相比，人们对单个受害者会产生更多共情。

对人类的祖先来说，一次只与一个人共情是有道理的。如今，这一本能正使得人们遭受挫折。人们“淹没”在对苦难的描述中：2010年，数十万人在海地地震中丧生；800万也门人不知道下一顿饭要从哪里获得。这些数字在使人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让人们不知所措，并最终变得麻木。在重压之下，人们对他人的共情之心崩塌了¹⁸。

此外，群体意识带来了更深层的问题。要想了解其现实影响，只需观察一下美国的政治残局就好。50多年前，美国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即使在政策上存在分歧，也能在一起聚餐；而如今，双方都觉得对方愚蠢、邪恶且危险。曾经中立的“领域”，如浴室和足球场等，也都已经变成道德的战场。身处这些敌意之中，人们一直在感受被排斥的痛苦。人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尽可能挑起另一方的苦痛。在这个怪异的生态系统中，人们彼此之间的关怀不仅会逐渐消逝，还会转化为互相排斥。

共情无疑已经成为公民领袖、诗人等试图修补社会架构的人关注的焦点。2006年，在美国西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说：“很多人都在讨论联邦赤字，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谈论的是共情赤字。”他接着感叹道，“我们生活在一种不提倡共情的文化中。这种文化常常提醒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富有、苗条、年轻、有名、安稳和娱乐。当权者往往也鼓励这些自私的欲望。”¹⁹在奥巴马看来，恢复共情对拯救美国至关重要。哲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则更直截了当地写道：“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及时实现全球共情，以避免文明的崩溃，继而拯救地球？”²⁰

但在奥巴马和里夫金表达了这些担忧之后，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美国的文化混乱且濒临崩溃，关键时刻还会引发争执。随着人类世界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化，曾经促进与世隔绝的群体中彼此善良以对的本能，如今也为群体间的恐惧和仇恨埋下了种子。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作为持续发展壮大的行业，正从这种分裂中获益——愤怒正是他们的产品之一。

当代社会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之上的，而这一联结如今正分崩离析。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共情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但如今，研究共情的心理学家与研究极地冰川的气候学家可能没什么两样：不断发现价值，而在周围，它却一直在逐渐消失。

关于共情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吗

共情只能这样发展下去吗？这是本书将要探索的核心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共情是通过人类的基因遗传下来并与大脑联系在一起的。我将其称为“罗登贝瑞假说”，因为吉恩·罗登贝瑞（Gene Roddenberry）将这一假说写进了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在该剧中，美国“企业号”星舰的顾问迪安娜·特洛伊（Deanna Troi）以共情能力闻名于银河系。与特洛伊不同的是，机器人Data尽管在演奏小提琴和模型建造方面极为出色，但对他人的感受却漠不关心。

罗登贝瑞假说包含两个假设，每个假设都是悠久的思想传统的一部分。第一个假设是：共情是一种特质，是人格的内在特征，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特洛伊的血统是一半地球人，一半贝塔人⁽⁵⁾。她的共情能力完全源于外星基因，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不需要后天培养。人类永远不可能像她那样，就像人类不可能在水中呼吸或长出尾巴一样。而机器人Data缺乏共情则源于他的“正子脑”⁽⁶⁾中编制好的程序。这意味着，人类也被大自然编码了特定水平的共情能力，这种能力处于Data和特洛伊之间。像成年后的身高一样，这种能力在人们的一生中都被局限住了，无法改变。

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高尔顿是一位痴迷于测量和人类智力的英国科学家，他的座右铭是：无论何时，能算就算（Whenever you can, count）²¹。1884年，高尔顿与伦敦国际健康展览会联合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测试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很多伦敦人穿过一张长而窄的桌子，参与了一系列测试。在其中一项测试中，他们需要尽可能地对闪光做出最迅速的反应；而在另一项测试中，他们需要努力分辨出相似的音调。高尔顿的测试虽未能成功预测受试者的智力水平及职业成功与否，但他并不担心，并认为自己缺少的只是更好的测量工具。其他人也同意这一观点。到了20世纪20年代，数不胜数的试图测量智商、人格和性格的测试出现了。

高尔顿还是一位狂热的基因决定论者。他根据智力对各种族进行了排序，创造了“优生学”一词，并梦想建立一个“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可以被培养成有理性和有道德价值的人。不过，优生学很快就衰退了。但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家都受到了高尔顿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开始相信，他们的心理测试捕捉到了固定不变的人格“水平”。在当时，如果一个人被测试出是中等智力和高度神经质的话，那么这既是他出生时的状况，也是他死亡前的状况。

20世纪初，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共情。他们追随上述测试的发展趋势，设计出了几十种评估测试²²。一些心理学家要求被试根据他人的面部表情来推断其情绪，其他心理学家则检测被试人际间的反应，比如，当身旁的人受到电击时，他们的心率是多少²³；当听到一个有关孤儿的故事时，他们会有多悲伤。心理学家利用这些测试来描绘典型的“共情者”，这些“共情者”通常是年长者、聪慧者和女性，而且对艺术感兴趣。有些研究者希望能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例如，判断谁更有可能成为出色的心理治疗师或法官。但研究结果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直接、明确²⁴。在某项共情测试中得分高的人并不总能在其他同类测试中得高分。实际上，一些共情测试测量的是善良程度，其他测试的内容则可能并不明确。

尽管如此，这一测量趋势仍在继续，并随着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和约翰·迈耶（John Mayer）在1990年提出“情商”这一概念而达到顶峰²⁵。这一概念很快就进入流行文化中，但一些要点却在从学术界进入流行文化的过程中丢失了。萨洛维和迈耶认为，情商可以通过实践练习得到发展，然而，一些专家在面对想要雇用高情商的人或想与高情商的人约会的顾客时，总是宣称自己可以找到高情商的人。寻找的依据可以是：如果对方不喜欢狗，那就表明对方的情商较低，可以考虑选择其他人。这暗示着一个人的情商是永恒不变的。

前文提到，《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特洛伊有超乎寻常的共情能力，但对她来说，这常常是个累赘。在《星际迷航》的诸多剧集中，当在“企业号”上碰到其他人时，特洛伊会被对方的感受压倒，立即崩溃。她无法像关掉开关一样停止使用这种能力。相比之下，Data则表现出超出其理解范围的讽刺或悲伤等“肆意”行为²⁶。他一次又一次地犯错，但对此毫不知情。他缺乏社交礼仪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特洛伊的深情一样。

罗登贝瑞假说的第二个假设是：共情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特质，而且在任一特定时刻，人们对它的体验都是反射性的、即时的和自动化的。这一理念源于“情绪如何运作”的一个古老假设。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将人的灵魂比喻为一架战车。驾驭者象征着逻辑，努力控制着马匹。其中一匹马象征着情绪，但其形象不佳：“扭曲笨拙的动物……灰色的眼睛和血红色的皮肤……很少屈服于鞭策。”柏拉图将精神生活看成是理性和激情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常常战败：情绪往往获胜。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上述观点。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认为，情绪是思考的产物。他写道：“困扰人们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事件的判断。”这一观点让人振奋，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

然而，思想家更倾向于赞同柏拉图的观点。他们将情绪描述为“古老而又带着兽性冲动的不速之客”。这个不速之客会引发争斗、投资失败和深夜狂欢。亚当·斯密、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和艾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等早期研究共情的哲学家都声称，共情是无意识的：人们无法控制自己，只能承受他人的感受。就像特洛伊一样，人们不得不承受他人的情绪。这一观点如今发展为：情绪具有“传染性”，会像病毒一样在个体之间进行传播²⁷。

镜像神经元成为共情的主要解释，这完全符合罗登贝瑞假说。通过脑部扫描，人们认为大脑是与生俱来且固定不变（hardwired）³⁵的，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构建而来的。这一受计算机科学启发的比喻表明，人类改变不了自身的想法，就像不能重组自己的器官一样。

共情不是不变的特质，而是可习得的能力

从柏拉图到高尔顿，到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再到流行文化奇迹《星际迷航》，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无法控制共情。如果共情是一种特质，那么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更容易与他人共情。如果共情是一种条件反射，那么人们无法改变此时对彼此感受的觉察。当共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在家人、朋友或所在群体内时，一切进展都会很好。但对当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则坏消息。这意味着，当人们无法与他人共情时，其实是触及了神经回路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变得越来越无情，越来越孤立。

不过，罗登贝瑞假说及以其为代表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思想事实上都是错误的。因为通过练习，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的共情能力，变得更加善良。

这一想法听起来可能令人惊讶，但事实上，它已经得到了长达几十年的科学研究的支持。众多实验研究表明，共情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特质，它更像一种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增强这种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

不妨想一想饮食习惯和锻炼习惯。众所周知，人类是从活动不断、食物匮乏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人类养成了对脂肪、蛋白质和休息的偏好。如今，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充斥着快餐，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来获取食物。如果本能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人们会早早地进入坟墓。显然很多人都不接受这种做法。人们努力保持健康，不断调整饮食，并坚持锻炼，因为人们知道，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同样，即使人类进化到只关心某些方面，人们也能超越其中的局限。无论何时，人们都可以像调节音量按钮一样调节共情，如学会倾听难以相处的同事，或者为遭受苦难的亲人提供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与远方的陌生人、外人甚至其他物种共情。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将共情能力从进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换句话说，共情是一种古老的常规力量，就像身体强壮、反应敏捷或者擅长拼字游戏一样。虽然有些人的共情能力天生就比别人强，但也取决于自身的选择。正所谓：久坐不动，肌肉萎缩；保持活跃，肌肉强健。

对我来说，父母离婚这件事就像一间“共情健身房”。它迫使我不得不接受锻炼以发展自己的共情之心，以达到与父母沟通的目的，而不是回避或投入他们之间的冲突。人们可以选择变得更容易与他人共情，就像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二者是相通的。正如小说家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所说：“虽然我们带着困惑，身患自私自利这种顽疾，但这是有方可治的。我们作为‘病人’要善良起来，积极主动起来。为了找到灵方妙药，我们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孜孜不倦，追寻一生。”³⁶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那些“灵方妙药”及其背后的科学。通过正确的“治疗”，人们可以培养出更强大的共情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善良的品质。这些“治疗”方法可以是看似不太可能的友情、艺术，也可以是社区建设。在本书中，读者将了解到学习与民众进行更平和互动的警察，在种族屠杀后一步步走向宽恕的胡图人和图西人，还有消解自身仇恨的终身偏执者的故事。另外，还将看到有犯罪前科的人与法官一起讨论小说，重新发现自己的人性；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医护人员学习如何帮助不幸的家庭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不让自己被痛苦淹没。

选择共情，对这些人来说并不容易，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本书不会提供如何在当今社会变得更友善的行为指南，也不会承诺人性本善，即使看上去确实如此。人性中天生的善良部分可能占39%，或占71%，或介于二者之间。对人类而言，重要的不是从何处开始，而是去往何处。

今后，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冷漠，也可能会变得更加温暖。社交网络可能会进一步撕裂社会，也可能会开始修复社会。我们并不欠他人共情，尤其是那些残忍的人或对他人漠不关心的人。但如果屈服于懒惰的情绪本能，人们就会遭受更多的痛苦。人类前进的方向和集体命运取决于每个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