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经济新常态下佛山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理论框架
(一)“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及其主要特征
1.“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
新常态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其意思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状态。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常态”,指出“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上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提新常态:“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外部因素与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从外部压力来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为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急速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是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仍然出现了快速下降。同时,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例如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都趋于下降,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提升依然不能有效支撑经济转型的需要。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从本质上讲,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随着产能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未来我国经济的主旋律是提高效率和效益。
2.“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①
经济新常态是刻画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进行了系统阐述: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 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2014年以后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2014年以后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 2014年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实际上,结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新常态又可以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程度等五个方面来概括,具体包括:
(1)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经济增速回落是一种经济规律,学界关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例如1950—197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2013年期间下降至4.15%。而从2018年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看,美国是2.86%、韩国是2.67%、德国是1.43%、英国1.4%、日本是0.79%。而我国2018年的GDP增速为6.6%,相对其他经济大国仍是“高速”。因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2)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
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这是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承接了海外的资本和产业转移,经济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的压力日趋严峻,逐渐面临瓶颈制约,经济发展必须由追求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型增长向追求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转变。
(3)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
“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转移。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和后期的演变,第一产业在GDP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工业和服务业将持续增长,最终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以上。2013年,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这几年第三产业贡献率更是逐年增加,2017年和2018年分别增加到58.8%和52.2%,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明显偏低。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尤其是服务业的占比提升将是长期趋势。也就是说,从供给方面来说,要由过去由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转向二、三产业并重,并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来带动经济。
(4)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创新是第一动力。目前,我国经济所依赖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都面临诸多瓶颈约束,已经难以支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长期的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由此也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好、产品多在中低端水平上参与竞争,在国际分工中赚的多是苦力钱,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受制于人。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轨迹表明,经济增长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是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提高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佛山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尤其具有代表性,未来佛山的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液将表现出要素的规模驱动力逐步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5)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经济新常态下,资源配置将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市场升至“决定性作用”,不是不要政府的调节作用,而是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要在建立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方面多下功夫,给广大企业家以良好的预期和信心。
① 本部分内容引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新华网.201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