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鄭玄（127—200），字康成，東漢著名學者，今古文經學集大成者。《後漢書》本傳載“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著述數十種，“《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余萬字”，“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清人王鳴盛《蛾術編》中曾列鄭氏群書表，總計著書64種282卷；楊天宇先生《鄭玄著述考》考鄭玄著述共54種，其中注類31種（經注15種、緯注10種、雜注6種）、著作類23種。
鄭玄集兩漢經師之大成，“士抱不其之書，户習司農之説”，尤其是《毛詩箋》《三禮注》，兩千年來傳授不絶，沾溉無窮。可惜的是，鄭玄在《易》學、《尚書》學、《春秋》學、《論語》《孝經》等方面研究成果隋唐以後，大多散逸不存，或僅見於史志目録著録，或一鱗半爪，散見古人著述徵引之中，賴後人輯佚而略具規模。鄭玄關於《春秋》學研究成果亦復如此，本書試對鄭玄有關《春秋》三傳研究成果的存佚情況進行梳理，或可爲鄭學研究有所裨益。
一 鄭玄與《春秋》学
與《詩》學、《禮》學、《易》學相比，鄭玄在《春秋》學方面也頗有造詣，曾受教於當時《春秋》學大家。據《後漢書》本傳，鄭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鄭玄於《公羊傳》《春秋左氏傳》，受學於《公羊》學大家第五元先和《春秋》學大家張恭祖，後來“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拜師馬融，馬融“爲世通儒”，精於《春秋三傳》，更著《三傳異同説》，爲《春秋》學集大成之作。由此可見，鄭玄於《春秋》學有堅實的基礎，正如皮錫瑞在《六藝論疏證序》所言“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宏通”。
鄭玄治經爲古文家路數，何休是兩漢今文學派殿軍人物，就《春秋》學諸多問題，二人曾有辯答交鋒，據鄭玄本傳記載：“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何休是漢末《公羊》學研究大家，十七年門户不出，作《春秋公羊解詁》，成《公羊》學集大成之作，“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何休本傳）；鄭玄針鋒相對，指出《公羊》亦有失誤，維護《左傳》《穀梁》的經學地位。“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鄭玄本傳）可見，鄭玄戳中了何休學的要害。鄭玄本傳還記載，“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緓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可見，除了著述之外，二人尚有直接的學術對話，論辯的結果是以鄭玄爲首的古文經學派取得了勝利。
據史料載，鄭玄亦曾著力於《春秋》學研究。《孝經疏序》引《六藝論》叙《春秋》曰“玄又爲之注”，《唐會要》亦載宋均《詩緯論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唯有評論。”又載《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説。”《世説新語·文學》篇也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每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此故事未有他證，但也間接表明，鄭玄於《左傳》亦曾著意研究，在一些問題上與《左氏》學研究專家服虔認識相同，《後漢書》本傳載服虔《春秋左氏傳解》或爲此書。服氏與鄭玄一樣，曾對何休《春秋》學展開論戰，據本傳及隋唐史志記載，服氏著《春秋左傳膏肓釋痾》駁《左氏膏肓》、著《漢議駁》駁何休《春秋漢議》之六十條，皆“與鄭氏恉意合”。清儒尊崇漢學，“六經師服鄭”，也是把鄭玄、服虔並稱。清人袁鈞輯有《春秋傳服氏注》，稱“鄭于《春秋傳》雖未有成書，而服氏書出于鄭，即鄭學也。容有小異，大指蓋不殊矣，……存服所以存鄭也”。把服氏注收入《鄭氏佚書》，等同於鄭玄之成果。
二 鄭玄《春秋》學著述考略
鄭玄有關《春秋》學著作的著録主要見於隋唐宋史志及公私目録，大致有如下七種：
1.《春秋十二公名》一卷，亡
《隋志》於梁簡文帝“《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之下注曰：“《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鄭玄撰，亡。”朱彝尊《經義考》“《春秋十二公名》，《七録》一卷，佚”，則此書隋時已經亡佚，其附於《例苑》下，蓋與之性質相同，該書也未見他書稱引。
2.《春秋左氏分野》一卷，亡
《隋志》於“《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下注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鄭玄撰，亡。”朱彝尊《經義考》：“鄭玄《春秋左氏分野》，《七録》一卷，佚。”
3.《駮何氏漢議》二卷，亡
此書隋時尚存，《隋志·春秋類》兩録，前曰：“《駮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後文“《駮何氏漢議》二卷”注：“鄭玄撰，梁有《漢議駮》二卷，服虔撰，亡。”《舊唐書·經籍志》：“何休《春秋漢議》十一卷，何休撰、鄭玄駮、麋信注。”《新唐書·藝文志》何休“《春秋漢議》十卷，麋信注、鄭玄駮”。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春秋漢議》十卷，何休撰”“《駁何氏漢議》九卷，鄭玄撰”。諸家著録卷帙不同，惟《隋志》著録二卷，蓋爲單行之本，兩《唐志》及《見在目》所録，應爲合抄流行之本。鄭珍《書目》云：“按《漢議》即《後漢書·儒林傳》稱‘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余條，妙得《公羊》本意’者也。康成之駁久亡，唐已前書亦無一稱引者。”姚振宗《後志》以爲《隋志》所載二卷，當是鄭玄本書，而兩《唐志》所載十一卷本：“是連何氏本文，又附以麋信之注，鄭氏既駁其文，又駁其《序》，是可知何氏書有自撰《序録》一卷在後也。”由此可見，何休《漢議》原爲十卷，且有《漢議序》一卷，《隋志》著録鄭玄《駮》二卷，蓋單行之本；兩《唐志》卷帙不同，爲有無《序》文之别。鄭玄《駁》唐時已附何氏《漢議》行世，《見在目》著録之玄《駁》九卷本，也應該是附何氏書之本，可能無《駁序》。
4.《駁何氏漢議序》一卷，亡
《隋志》“《駮何氏漢議序》一卷”，《經義考》：“《駁何氏漢議叙》，《隋志》一卷，佚。王晢曰：‘鄭康成不爲章句，特緣何氏興辭，曲爲二傳解紛，不顧聖人大旨。’”
5.《箴左氏膏肓》，散佚
《舊唐志》“《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鄭玄箴”，《新唐志》“何休《左氏膏肓》十卷，鄭玄箴”，則鄭氏《箴》附何氏書行。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春秋類》：“《左氏膏肓》十卷。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寧《穀梁集解》載休之説，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并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録。《館閣書目》闕第七卷，今本亦止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爲第七卷，當并合之。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可正。”陳氏所見“《左氏膏肓》十卷”當爲何休撰、鄭氏箴本。由上述三書著録亦可推，《隋志》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皆當爲何氏、鄭氏合行之本。又據《崇文總目》載：“《左氏膏肓》九卷，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删補爲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説，竄寄何氏之書。今殘逸，第七卷亡。”袁鈞《鄭氏佚書序》“竊意陳氏所見尚是《崇文總目》少一卷之本，特傳寫訛錯，又闕宣公耳。”
6.《發墨守》，散佚
《舊唐志》“《春秋公羊墨守》二卷，何休撰、鄭玄發”，《新唐志》“何氏《墨守》一卷，鄭玄發”，據陳氏《直齋書録解題》，宋時《發墨守》已不存。《隋志》“《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通志》同。至於《舊唐志》著録二卷，袁鈞認爲“蓋鄭以休攻擊《左》《穀》已甚，故于《箴》《釋》二書特詳，若《墨守》之發，不過開休之蔽，非必與《公羊》爲難，其所論説較少，後來爲鄭學者，鄭所不説，便不復載，故十四卷僅存二卷，此後漸就放佚”。
7.《起廢疾》，散佚
《隋志》“《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鄭玄釋、張靖（成）箴”，《舊唐志》“《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作、鄭玄釋、張靖成箴”，《新唐志》“《穀梁廢疾》三卷，鄭玄釋、張靖成”，可見，《春秋穀梁廢疾》當爲何休、鄭玄、張靖成三書合行之本。然《隋志》又有“《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似何休書又單獨别行。據《四库提要》称：“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而又别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元釋、張靖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舊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并同，特《墨守》作二卷，爲稍異，其下并注鄭元箴、鄭元發、鄭元釋云云，則已與何休書合而爲一。”
三 鄭玄《春秋》學著述輯佚概説
清代輯佚學興盛，學者們宗仰漢學，更爲重視漢人經書佚注的輯佚，在近500種輯佚成果中，“其於漢注用力最深，而于鄭玄注用力尤深”。也可以説，清代輯佚家們的輯佚活動主要是圍繞鄭學展開的。關於鄭玄著述的輯佚，自宋至清末民國時期，共有29位學者從四部群籍中輯得鄭玄散佚著述47種，分别收在58種叢書之中。
鄭玄《春秋十二公名》《春秋左氏分野》《駁何氏漢議》及《叙》早已散佚，又未見前人徵引，無可掇拾。《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亦已散亡，什不存一，深埋於唐宋人注疏、類書徵引之中，宋時便有了輯佚之作，至清輯佚者有六家，三書共輯佚文八十九條，一萬餘字，雖斷圭零璧，庶幾鄭氏《春秋》學略具於斯。今對諸家輯佚情況，略作考察，紹介如下。
1.《四庫全書》輯本
《四庫全書》收入《箴膏肓》一卷、《發墨守》一卷、《起廢疾》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交代了三書著述緣起、流傳經歷、卷數分合等情況，并介紹了三書的輯者、各書條目内容，“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蓋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者，相傳以爲王應麟所輯，不知其何所據也。”《總目提要》列舉了三書的大致條目數，使我們了解了清初三書存在情況。關於輯者，《總目提要》只是説“相傳以爲王應鱗所輯”，看來四庫館臣也不知誰人所輯。王謨《漢魏遺書鈔》稱“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墨守》四條，蓋後人抄撮而爲之，較宋本又殘闕矣。”王復認爲三書輯於宋時，宋以後人又有補充。袁鈞爲三書《序》云：“世所傳本《箴膏肓》二十三條，《起廢疾》三十八條，《發墨守》四條，或稱王伯厚輯，要是惠棟輩托名，非其實也。”指出了三書具體條目數，并認爲是惠棟等托名王應鱗所輯，此説亦闕乏證據。
《四庫》本三書佚文共六十五條，從《箴膏肓》所輯看，前十五條暗循《左傳》十二公順序排列，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三條順序比較亂，似爲“後人抄撮”摻入。四庫所輯條目比較簡略，先《傳》文，次“何休曰”，次“箴曰”。其中三條僅有鄭玄《箴》文，無《膏肓》之文，如第十七條“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第十九條“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第二十一條 “魯郊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
《四庫》本是輯佚較早的本子，所輯條目不貪多，較實事求是，開了清代諸家輯佚鄭氏《春秋》著述的先路，爲諸家輯佚提供線索，奠定了基礎。
2.孔廣林輯本
孔廣林（1746—約1814），山東曲阜人，字叢伯，孔子第六十九代孫，其祖父孔傳鐸襲封衍聖公。父孔繼汾，乾隆進士，經學家，著有《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孔子家儀》十四卷等。其弟孔廣森，清代著名學者，師從清代著名學者戴震、姚鼐，十九歲登進士第，經史小學，無不深研，尤精於《春秋學》和禮學，熱衷於鄭學研究，“盡心慕康成”，名其書齋爲“佚鄭堂”。孔廣林自幼好學，潛心學術，專攻鄭學，阮元盛贊“海内治經之人，無其專勤”，著述有《温經樓游戲翰墨》二十卷、《通德遺書所見録》七十二卷等。
孔廣林是清代輯佚鄭玄佚著較早的學者，無意仕途，二十餘歲便開始輯佚鄭玄著作，葉德輝稱清代“至有專嗜漢鄭氏學者，元和惠棟開山於前，曲阜孔廣林《通德遺書》接軫於後”。
乾隆三十九年（1774）便完成《鄭志》的輯佚工作，名爲《北海經學七録》，由古俊樓刊刻，是書較袁鈞《鄭氏佚書》初刻四種早二十餘年。其後三十年間，孔氏輯佚工作持續不斷，至嘉慶十八年（1813），孔氏所輯鄭玄佚書全部完成，共十八種（附《叙録》一種）七十二卷，收入《通德遺書所見録》中，所輯僅比《鄭氏佚書》少二種，即《尚書五行傳注》《尚書説略注》（《鄭記》《春秋服氏注》除外）。《所見録》今有光緒十六年山東書局刻本，《山東文獻集成》據以重印。
孔氏所輯三書，《箴膏肓》三十六條，《起廢疾》四十五條，《發墨守》五條，共八十六條。孔氏輯佚條目多，佚文排比也較有次序，按十二公順序，先《傳》文、次何休、次鄭玄，表明佚文出處，間有文字校勘，無《箴》文者，以“廣林謂”駁何休而補鄭説，大致分四個層次，類例清晰。以《箴膏肓》爲例，孔氏輯三十六條，其中有“廣林謂”十條，因無《箴》文，而引經據典駁何休以衛鄭玄。如：
《桓二年傳》：“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以難。”見本傳正義。廣林謂：“禍釁由人氣所感召，師服之説理未必無，故借以戒穆侯，使豫知防，非謂吉凶必由名作也。正義云：‘太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爲名，而所附意異。緣名求義，則太子多仇怨，而成師有徒衆。穆侯立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强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此足以補鄭氏之箴。”
此條四庫、王復、王謨未輯，黄奭與孔氏同，袁氏輯此條《膏肓》文、《箴》文皆注“闕”，而“闕”下“考證曰”之文與孔氏“休謂”“廣林謂”同。可見，袁氏讚同孔氏所輯，但又採取了審慎的態度，以注文方式呈現。孔氏之“休謂”是據孔穎達《左傳正義》：“而何休謂：《左氏》後有兴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弃，为《膏盲》，以难《左氏》，非也。”是對《正義》的合理解讀而後輯出，并非空穴來風。
在清代輯佚鄭玄《春秋》學著作的五家之中，孔氏早於袁氏、黄奭二家，而與王謨、王復大概同時，但所輯與二王又不同，顯而易見。今諸家輯本以袁氏所輯材料最完備、佚文排比最具條理，然而通過比較，我們發現，袁氏更多地借鑒了孔氏輯佚成果。如無“箴”文的十條，孔氏皆以“廣林謂”，疏通經傳，駁斥何休，補充鄭説，袁氏贊同“廣林謂”，并據孔意輯有《膏肓》文，以“考證曰”作了注釋。又，袁氏輯《起廢疾》四十八條，其中四條直接注明“據孔氏輯補”。
3.袁鈞《鄭氏佚書》本
袁鈞（1751—1805），字秉國，一字陶軒，浙江鄞縣人，乾隆時拔貢，嘉慶舉人。工詩文，專治鄭學，其輯佚鄭玄著述當完成於乾隆六十年（1795）。據袁鈞《鄭氏佚書自序》稱：“鈞自行束脩，喜讀其書，每思網羅寫定，卒卒罕暇。今游德清，寓故人嘉定李君賡芸縣齋，宴坐無事，藉用自娱。李君好古賢者，與我同志，爰出臧籍，用助搜采。於是取諸經義疏及他所徵引參之，往舊所有輯本，辨析訛謬，補正闕失，并齊其不齊者，以次收合，成是編焉。……乾隆六十年歲在旃蒙單閼日南至鄞袁鈞叙。”袁氏“游德清”，當是李賡芸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進士後，知孝豐，旋即改任德清之際，約1793年。在這期間，袁氏開始全力輯佚鄭玄佚著，并得到李賡芸的大力支持，同時對“往舊所有輯本”做了一番“辨析訛謬，補正闕失”的工作，前後所輯合爲《鄭氏佚書》全帙，其《自序》作於乾隆六十年（1795），可見，《鄭氏佚書》大致完成於這兩三年間。
俞樾《鄭氏佚書序》：“鄞縣袁陶軒先生乃用王伯厚輯鄭氏《周易注》之例，網羅放失，得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其手自寫定者四種：曰《易注》、曰《尚書注》、曰《尚書中候注》、曰《詩譜》，其曾孫烺已刻而行之矣。其未寫定者尚有一十九種，曰《尚書大傳注》、曰《尚書五行傳注》、曰《尚書略説注》、曰《三禮目録》、曰《喪服變除》、曰《魯禮禘祫義》、曰《荅臨碩難禮》、曰《箴膏肓》、曰《釋廢疾》、曰《發墨守》、曰《春秋服氏注》、曰《孝經注》、曰《論語注》、曰《孔子弟子目録》、曰《駁五經異義》、曰《六藝論》、曰《鄭志》、曰《鄭記》、曰《鄭君紀年》。”實際袁氏所輯共二十二種附《鄭君紀年》一種，79卷，相對於其他鄭學輯佚成果，袁氏所輯最爲完備。葉德輝《書林清話·輯刻古書不始於王應麟》稱：“至有專嗜漢鄭氏學者，元和惠棟開山於前，曲阜孔廣林《通德遺書》接軫於後，而黄奭復有《高密遺書》之輯，皆不如袁鈞《鄭氏佚書》晚出之詳。”其鄭學輯佚成就也是在諸家之上。《鄭氏佚書》有光緒戊子杭州書局刻本。
袁氏輯《箴膏肓》三十六條，比四庫本多十三條，《起廢疾》四十八條，其中據孔氏補輯四條，《發墨守》五條，袁氏共輯鄭氏三書八十九條。異文安排皆有條理次序，“今采摭群籍，一例編收，先載傳文，次載何説，次載鄭説。何、鄭二説不具者，存其目，注明闕字，依公類次各一卷。”
以《箴膏肓》爲例，所輯按《左傳》十二公順序，依次爲《左傳》《膏肓》《箴膏肓》，皆逐個排列，并以小字注明出處，出自《左傳》注、疏，則曰“本注”“本疏”，後有袁氏“考證曰”，雙行小字。條理分明，次序井然。袁氏所輯與其他五家相比，比較全面、完備，并對所輯佚文出處、文字訛脱衍倒等現象作了校勘考證，如“《九年傳》 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條，在“《箴》”文中，袁氏較四家多輯了“蘇云：誓于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甯是安居父位”句，并於其後“考證曰：鄭引蘇云者，蘇寬之説，前‘士踰月’，箴疏謂是蘇寬稱古禮，如此故知之”，補充説明了輯入“蘇寬”語的緣由。又，《莊公·元年傳》，五家皆無《膏肓》文，袁氏“《膏肓》 當築夫人宫下，群公子宫上。《公羊》以爲築宫于外，非禮也；《左氏》以爲築宫于外，禮也。”并“考證曰：《曲禮》疏引何休云云，下引鄭説云云者，當即《膏肓》之文，其末當有‘於義《左氏》爲短’六字，引文不具爾”。明所輯是據《曲禮》疏補入。
學術規律，前修未密，後出轉精，袁氏生當清代輯佚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輯佚方法、佚文排比都已經科學規範，嚴整有序，從所有佚文條目比較看，袁氏所輯較《四庫》、孔氏、王復、王謨等更加完備、科學、全面、深入。袁氏輯佚質量高出衆家的原因還在於，袁氏所輯并非簡單地輯出異文、注明出處，而是參考不同版本，進行了校勘，頗下了一番考證功夫，每條都能做到言之有據，析之入理。
4.王謨《漢魏遺書鈔》本
王謨（1731—1817），字仁圃，江西金溪縣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不欲爲令，請改學職，選授建昌府學教授”。王謨“好博覽考證，雅慕鄭迪功、馬端臨之學”，是清代著名輯佚學家、考證學家，著述有《江西考古録》《豫章十代文獻略》《增訂漢魏叢書》《漢魏遺書鈔》等。
王謨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建昌府學就任，在其後的三十餘年時間里，在教授之餘，殫精竭慮於江西地方文獻整理研究，全力從事《漢魏叢書》《漢魏遺書鈔》的增訂、輯佚工作。王謨對鄭玄佚著的輯佚成果收入《漢魏遺書鈔》。嘉慶四年（1799）《漢魏遺書鈔·經類》已經完成，在刊刻時書板遭火災焚滅。由此推算，《漢魏遺書鈔·經翼》的輯佚工作大致始于乾隆四十五年至嘉慶三年（1780—1798）前後完成，與袁鈞輯佚鄭玄三書的時間差不多，而比孔廣林稍晚。《漢魏遺書鈔·經翼》最後刻成于嘉慶十六年（1811）。
今《漢魏遺書鈔》著録：《左氏膏肓》何休撰、鄭玄箴、泰和郭綎光校，三十條；《穀梁廢疾》何休撰、鄭玄釋、萬載周淑德校，四十條；《公羊墨守》何休撰、鄭玄發、豐城吕統律校，七條。“仍各爲一卷”，三書共輯七十七條。
王謨輯佚鄭氏佚書起步較早，佚文編排也是按照十二公順序，依次爲《傳》《膏肓》《箴膏肓》的次序，《傳》文較諸家詳細，偶有不同，所輯佚文多不注明出處，條目也叫簡略。
5.王復、武億輯校本
王復（1747—1797），字秋塍，浙江秀水人，國子監貢生，深得畢沅賞識，薦爲舉人，歷任鄢陵、臨漳、武陟、偃師知縣，廉能有政聲，卒於偃師任上。
武億（1745—1799），字虚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士，官博山令，清代乾嘉時期著名經學家、考據學家、金石家，著述等身，有《群經義證》《讀經考異》《三禮義證》《偃師金石録》等。
王復與武億、趙希璜、錢坫等皆受知於朱筠。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二年（1795—1797），時王復官偃師縣令，已經輯佚《箴膏肓》一卷、《發墨守》一卷、《起廢疾》一卷、《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鄭志》三卷補遺一卷，是年武億回到偃師，九月王復病世。武億爲王復較其所輯鄭氏遺書五種，武億《授堂文鈔·偃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略》云：“君既病，尚輯刻康成氏遺書《駁五經異義》《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共若干卷，比是書成，君瞑不及視矣。”（《授堂文鈔》卷八，叢書集成本）同年冬，刊刻王復輯本，後孫星衍將此書板合入《問經堂叢書》并爲之序。王復輯《箴膏肓》三書又收入《後知不足齋叢書第一函·鄭氏遺書》《藝海珠塵金集（甲集）》《反約篇》《榕園叢書甲集》《食舊堂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史地類》等叢書中。
關於王復、武億所輯校之三書，具體情況，我們知之甚少，據孫星衍嘉慶四年《序》：“曩在史館校中祕書，所鈔存不知何時人集録，吾友王大令復及武故令億互加考校，注明所采原書，又加增補，雕板行世，曾屬予爲之序，久而未成，已而王、武兩君相繼徂謝，以板存予所，乃爲叙其梗概，以報死友云。”從孫《序》可知，王復輯佚是在《四庫》本基礎上完成，武億作了考證、校訂工作。今王復輯《箴膏肓》三十二條、《起廢疾》四十二條、《發墨守》五條，共七十九條，比《四庫》本多十四條。武億“考校”之文，以“案”（或作“按”）語形式，或補佚文材料出處，或表明王復對《四庫》“原本”條目進行了調整，或明王復所輯與“原本”詳略不同、王復補充“原本”漏輯等。
6.黄奭《通德堂經解》本
黄奭（1809—1853），字右原，生於江蘇甘泉一個富甲兩淮的鹽商世家，少年勵學，師從著名漢學家江藩，亦精於漢學，尤服膺鄭氏之學。黄奭少年肄業安定書院，後以貲入爲刑部郎中，道光十二年（1832）以順天府尹吴杰舉薦，得賜舉人。道光十八年（1838）丁父憂，辭官返鄉，從此絶意仕途，專職從事輯佚活動，直至咸豐三年（1853）去世。黄奭輯佚活動開始較早，所輯鄭玄佚著最早收入《高密遺書》（又稱《漢學堂經解》），據阮元《高密遺書序》：“右原以門下晚學生，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後屢問學，予見其所言，四庫諸書大畧皆能言之，於漢學知其專于鄭高密一家，元元本本，有《高密遺書》之輯。……稿本有已刻者：《六執論》《周易注》《尚書注》《大傳注》《毛詩》《箴膏盲》《釋廢疾》《發墨守》《喪服變除》《駁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三禮目録》《魯禮禘祫義》《論語注》《鄭志》《鄭記》等爲《高密遺書》十數帙，其《尚書義問》等書，及《緯書》未刻者，尚十數帙，其稿皆巾箱小本，細書狹行，朱墨粉雜，偶得一條即加注點籤，且寫且校，其有他人已先輯者，與自所輯者，亦各自有分别，吾于是慨然高密之學矣。”此序作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此時《高密遺書》已經刊刻，有十六種。黄奭輯佚成果主要收在《漢學堂叢書》之中，民國時王鑒、秦更年補修補刊本更名《黄奭逸書考》，收書二百八十六種，其中鄭氏佚書二十八種。
黄奭輯《箴膏肓》三十七條，《起廢疾》四十五條，《發墨守》六條。在衆家輯佚成果中，黄奭所輯最晚，比較而言，黄奭所輯充分借鑒了袁鈞、孔廣林、王謨、王復的輯佚成果，取捨四人，而襲用袁氏較多，總的來看，無多大發明。
黄奭輯佚起步較晚，在嘉道時期，輯佚高潮期已過，而且這一時期域外漢籍尚未回舶，敦煌遺書尚未發現，此時輯佚幾乎到了竭澤而漁、應輯盡輯的地步，但黄奭仍然鉆進故紙堆，甘願坐冷板凳，日事搜討，“游泳乎中正之塗，氾濫於百家之説”，尚能輯集佚書近三百種，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把“惠派”的輯佚事業推到巔峰狀態，黄奭的治學精神還是值得肯定的。
經過六家蒐求挖掘，鄭玄《春秋》學成果略盡於斯，由此可以窺見鄭玄《春秋》學思想精髓之一斑，這些輯佚成果也是全面研究鄭玄經學思想不可或闕的重要材料。通過對六家輯佚成果的梳理我們發現，諸家輯佚材料還僅局限於《詩正義》《三禮正義》《三傳正義》等，增補輯佚尚有很大的空間；六家輯佚成果各自爲是，散亂無序。因此，加强對子史、類書、日韓漢籍、出土文獻等資料的輯佚工作，比勘六家輯佚成果，整理出確鑿可信的、詳盡科學的佚文成果，是目前鄭玄《春秋》學研究工作重點。也就是説，研究鄭玄《春秋》學，必須從輯佚材料入手。
關於鄭玄《春秋》著述輯佚的還有王仁俊和龍璋兩家：
王仁俊輯《春秋公羊鄭氏義》一卷、《春秋左傳鄭氏義》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附録一》（《十三經漢注四十種輯佚書》）。雖作兩卷，共四條并出處、注文二百三十余字，如“《春秋公羊鄭氏義》後漢鄭元撰。‘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周禮》曰：‘獄訟者聽而斷之。’《慧琳音義》二十三。俊案：《音義》引《周禮》曰云云，又引鄭玄注《公羊》云云，此鄭注《周禮》用《公羊》者，今据輯”。“《春秋左傳鄭氏義》後漢鄭玄撰。莊公二十二年，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昭公四年，西陸朝覿，謂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十三年，鄭伯，男也。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俊案：右見王復所輯《鄭志》，今輯以爲《左氏》義。”
民國學者龍璋尚輯有“《公羊》一卷”，收入《小學蒐佚下編補》，未見。
對鄭玄、何休關於《春秋三傳》論爭著述疏證、研究的還有劉逢禄、皮錫瑞今文學派兩家。
劉逢禄《穀梁廢疾申何》《箴膏肓評》《發墨守評》
劉逢禄（1776—1829），字申受，號申甫，江蘇武進人，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乾嘉時期著名學者，精於《公羊》學，與其外祖父莊存與、舅父莊述祖皆爲今文學派代表人物，常州學派宗師。劉氏立足于今文經學立場，維護何休《公羊》學，作《穀梁廢疾申何》《箴膏肓評》《發墨守評》向古文經學派、鄭學發起衝擊。在《穀梁廢疾申何序》中云：“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衆説，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寶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説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母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於專己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説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自信於何氏繩墨少所出入云爾。”（《皇清經解》本）
皮錫瑞《箴膏肓疏證》《起廢疾疏證》《發墨守疏證》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舉人出身，清末著名經學家，因仰慕西漢伏之《尚書》學，名居所“師伏堂”。皮氏今文經學造詣頗深，然主張解經當實事求是，不應抱有成見，認爲“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對各家持論公允，所著《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皆爲學人治經學之門徑。皮氏早年治《尚書》學，中年治學重點轉向鄭學，陸續著有《鄭志疏證》《鄭記考證》《圣證論補評》《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孝經鄭注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收入《師伏堂叢書》《皮氏經學叢書》；晚年著《箴膏肓疏證》《起廢疾疏證》《發墨守疏證》，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湖南思賢書局刊行。皮氏《疏證》八十五處，六萬餘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不但對袁鈞、孔廣林的輯佚成果進行考證，而且重點援引了清代劉逢禄、柳興恩、鐘文丞三家研究成果，闡明鄭氏《春秋》學義理，最具學術價值。
孔廣林、袁鈞、王謨、王復、黄奭等治學是古文經學家的路數，他們以無限景仰之情輯佚鄭玄佚著，全心維護鄭學的權威，以孔廣林表現最爲突出。劉逢禄爲今文學派大家，一代宗師，對何休《公羊》學研究也開一代新風。皮錫瑞精于今文學、鄭學研究，無門户之見，持論公允。因此，要深入、全面研究鄭玄《春秋》學，對兩派經學家的研究成果進行對比研究不失爲一條重要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