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史的回顾

一 对佛教戒律的研究

律作为三藏之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单纯研究佛教戒律的著作并不算多。事实上，以中国佛教文献作为研究材料，也不太可能做到彻底的单纯，一定会或多或少带上中国化的内容。因此，其主体是对佛教戒律之探讨的，便列入此中。

对佛教戒律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家人所著，带有弘法和普及性质的著作，其中含有较多宗教成分。如印顺法师的《戒律学论集》，对律典的集成、大乘律典的开展以及戒律的具体内容都有深入的考察。再如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简要介绍了佛教戒律的基本内容，包括名相、戒条、忏法等。圣严法师还有《菩萨戒指要》《律制生活》等著作，都是对佛教戒律的通俗介绍。又如上田天瑞的《戒律思想史》，对戒律和戒律史都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又如释大恩法师的《律宗大义》，书虽名为律宗但主要是对佛教基本戒律的介绍。

另一类是学者所著，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佛教戒律。如劳政武先生的《佛教戒律学》，不仅详细介绍了佛教戒律，还从法学、法学史、伦理学等角度对佛教戒律加以述评。又如黎文松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北传佛教戒律之研究》，对北传佛教戒律做了纲要性的介绍。

类似的文献还有济群法师所作的《学习戒律的意义》《戒律中对病与死的规定》；净因法师的《三位一体的戒律》；净慧法师的《僧尼戒律的由来及种类》；智文法师的《佛教戒律的法律性与道德性：以“五戒”为考察对象》；吴信如先生的《佛法戒律论》；陈晓红先生与赵丹丹先生的《浅谈佛教戒律的性质与特点》。这些文献都或总括，或从一方面介绍探讨了佛教戒律的内容，基本上是普及型的叙述。

二 对佛教中国化的研究

无论从历史、思想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佛教中国化都是研究佛教中必然涉及的问题。正因此，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所有佛学大家都将其整合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在当代的佛学著作中也都有佛教中国化问题的身影。

对于此问题的直接阐述，以下一些观点较具代表性。

赖永海先生认为：“所谓中国化，在相当程度上则是指儒学化；而所谓儒学化，又相当程度地表现为心性化。”李承贵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指出：“佛教中国化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完成的。”王月清先生认为：“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在于，中国化的佛教更多地包容了世俗伦理的内容。”方立天先生认为：“中国佛教哲学是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是中国佛教学者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洪修平先生认为：“佛教的中国化有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等三个方面。”汤一介先生认为：“佛教在中国从‘出世’走向世俗化。”何锡蓉先生认为：“佛教中国化是必然的抉择。”且佛教中国化伴随着中国的佛学化。

牟宗三先生则反对“佛教中国化”一说：“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而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并不契解，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他们只是站在宗教底立场上，尔为尔，我为我。因而我可说，严格讲，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纶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

以上仅摘取了一些著名学者的代表论述，但已是面面俱到，蔚为大观。至于对佛教中国化的间接观点，更是汗牛充栋，灿若群星，兹拣重点罗列如下。

（1）从佛教史角度来看，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赖永海先生的《中国佛教通史》，以及其他佛教史、宗派史及中国哲学史中的佛教部分，都涉及对佛教中国化历史的论述。

（2）从文化角度看，赖永海先生的《中国佛教文化论》，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洪修平先生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汤一介先生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先生的《禅宗与中国文化》，许金坤先生的《佛教文化纵横谈》等书，都涉及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冲撞及融合。

（3）在各种佛教专题思想研究著作中也不乏对佛教中国化的多角度解读，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牟宗三先生的《佛性与般若》，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赖永海先生的《中国佛性论》，徐小跃先生的《禅与老庄》，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王月清先生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李承贵先生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许理和先生的《佛教征服中国》，何锡蓉先生的《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双向建构》等。

（4）从某个角度切入，进而探讨佛教中国化的论著亦为不少，如方立天先生的《慧远与佛教中国化》及《慧能创立禅宗与佛教中国化》，徐小跃先生的《僧肇“有无观”、“体用论”之探讨——兼谈佛教中国化问题》，王月清先生的《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洪修平先生的《从佛教的中国化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许孟青先生的《论大足孝道石刻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夏德美先生的《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宋玉波先生的《略论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卓越先生的《论唐代的佛教管理及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姚洪越先生的《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王江武、陈向鸿二位先生的《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余卫国先生的《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韩秉芳先生的《从庄严未来佛到布袋和尚—一个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李传军、金霞二位先生的《〈父母恩重经〉与唐代孝文化——兼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通儒”与“济俗”现象》，林伟先生的《“三世”概念与“善恶报应”——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分析》等。

三 对戒律中国化的研究

研究戒律中国化或戒律中国化某一部分的文献为数不少。在对戒律中国化的整体研究上，严耀中先生的《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佛教戒律的相互影响，认为这种影响是在思想理论和社会生活两个层面交叉展开的。王月清先生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在第二章“中国佛教戒律观”中以禅宗戒律为主，探讨了中国佛教戒律的转向。刘绍云先生的《戒律、家规、国法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调控》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以宗教戒律为个体层、以家规为宗族层、以国法为社会层的独特社会秩序调控系统。圣凯法师的《戒律对佛教神圣性的建构与诠释》认为在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戒律建构了佛教的神圣性。严耀中先生的《试论中国佛教戒律的特点》总结了中国佛教戒律的几大特质。

关于律宗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如张曼涛先生主编的《律宗概述及其成立与发展》及《律宗思想论集》，两本都是论文集，不仅限于律宗，也有其他对戒律问题的探讨。还有王建光先生的《中国律宗通史》，详细梳理了戒律之源流以及中国律宗在各代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参考书。王建光先生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律宗思想研究》则偏向于对律宗义理的分析，同时也探讨了律宗与其他宗派之间的义理渗透。赖永海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在第七卷第四章介绍了隋唐律宗、第九卷第七章介绍了宋代律宗、第十一卷第五章介绍了元代律学。佐藤达玄先生的《戒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介绍了戒律初传与四分律宗的展开，以及对菩萨戒的探讨。

对明清之际律宗中兴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圣凯法师的《明末清初律宗的传播情况与特点：以〈南山宗统〉与〈律宗灯谱〉为中心》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梳理了明清之际律宗的传播情况。刘晓玉先生的《接续与开衍：明清之际律宗中兴之历史反思》认为古心禅师为中兴之始，并介绍了其传承分支。刘晓玉先生又有《读体见月与明末清初律宗中兴运动》，介绍了读体见月法师在律宗中兴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刘晓玉先生又有《明清之际律宗中兴运动历史地位评析》，对明清律宗中兴做了宏观的定位。周祝英先生的《中兴律宗之祖——明代五台山著名高僧如馨律师》介绍了如馨律师在律学上的成就及其在中兴律宗中的作用。果灯法师的《明末清初律宗千华派之兴起》介绍了律宗千华派在明清间从兴起到衰弱的过程。杜悦先生的《智旭的律学思想研究》 梳理了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智旭的律学思想。刘晓玉先生的《明末丛林“扶律辅教”的戒律复兴思潮考察》考察了明末的戒律复兴思潮。刘红梅先生的《明末文化交融背景下的佛教戒律复兴——以莲池袾宏为中心》认为莲池对明末戒律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彰显佛教精神倡导大乘菩萨戒、融合儒释五戒为基、戒净归一摄戒归净等方面。

其他关于律宗的研究还有鲁海军先生的《论宋代佛教律宗的传承特质》，指出了宋代佛教律宗传承的两大特色：立足杭州与兼修净土。杨曾文先生的《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简介了鉴真东渡日本传律并被奉为日本律宗初祖的过程。华方田先生的《中国佛教宗派——律宗》介绍了律宗的理论渊源，基本思想以及法统流传。杨曾文先生的《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简要介绍了唐代律宗史以及律宗基本理论。张春蕾先生与桑吉扎西先生的《宝华山与中国律宗》介绍了在明清律宗中兴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宝华山。杨廷福先生的《中国佛教律宗源流》和《中国佛教律宗源流（续）》简介了律宗的发展史。温金玉先生的《辽金律宗发展大势》介绍了辽金律宗的发展。温金玉先生的《律宗千华派法脉》简介了律宗千华派的法脉谱系。温金玉先生的《律宗第一名山——宝华山》对宝华山的现状和传承做了简要介绍。何满子先生的《鉴真和尚与日本律宗的建立》介绍了鉴真和尚与日本律宗的关系。本相法师的《律宗在福建的弘扬》介绍了律宗在福建的弘扬情况。温金玉先生的《中国律学源流》简述了中国律宗的历史源流。朱立峰先生的《记智首、玄琬与唐初长安的守戒运动——兼论唐太宗崇重律僧与四分律宗之崛起》考证了唐太宗对律宗崛起的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佛教人物的律学思想也有很多成果。温金玉先生的《能海法师戒律思想研究》介绍了能海法师的生平事迹和戒律思想。李福标先生和朱婧先生的《论鼎湖山弘赞禅师的律学故事化》介绍了弘赞禅师把律学编写为小故事以利于世俗传播。温金玉先生的《达摩头陀行及其律学意蕴》认为达摩祖师的头陀行为后世禅宗的律学观奠立了基础。杨昌谐先生的《见月读体律师的律学思想研究》概述了见月读体律师的律学思想，认为其在戒律学和丛林兴革上都做出了极大成绩。彭瑞花先生的《惠真与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及其他律学行迹考》认为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为惠真编写并流传于世。广中智之先生的《慧超所见于阗大乘佛教的戒律》考察了唐代大乘汉僧对小乘吃“三净”的习俗的反感与对遵守“大乘戒”的严格性。温金玉先生的《弘一大师与律学》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弘一法师的人格与学术成就。济群法师的《弘一大师对律学的贡献》简介了弘一大师对律学的贡献。高令印先生的《试论弘一大师的律学思想》认为弘一法师以华严为境，南山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蔡惠明先生的《弘一律师与律学》梳理了弘一法师在律学上的功绩。韩敏先生的《荷担南山律 践履毗尼行——弘一大师佛教戒律思想探究》全面地总结了弘一大师的戒律思想。别祖云先生的《永明延寿戒律思想的心学特质分析》认为永明延寿融通宗教、和会禅净的佛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可以界定为佛教心学。温金玉先生的《唐义净律师戒律观研究》介绍了义净律师西行求律的过程和弘律失败的原因。张文良先生和徐绍强先生的《天台戒律论》以智者大师的戒学思想为主体，探讨了天台戒律观。陈友康先生的《近现代汉传佛教戒律松弛现象及自我矫正：以虚云大和尚为中心讨论》探讨了虚云大师是怎样整顿佛教戒律的。刘雄峰先生的《法显西行求律与中印佛教文化：从印度佛教的“五部分立”说起》介绍了法显西行求律的历史事迹。欧阳镇先生的《慧远戒律观刍议》分析了慧远重视佛教戒律的社会原因及其意义。彭瑞花先生的《论慧能的戒律思想》认为惠能将他律化为内心自律的戒律思想是佛教戒律发展史上的重大革新。屈大成先生的《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从慧远的一些事迹探讨了其戒律观。温金玉先生的《法显大师与中国律学》介绍了法显西行求律的事迹。董永刚先生的《法显对汉地戒律的贡献及其对现世的社会影响》介绍了法显求律对中国佛教戒律的贡献。刘因灿先生和郭文先生的《宋代华严宗戒律思想述论》探讨了净源和观复的戒律学研究。

关于佛教戒律与儒学的互动也有诸多成果。方如金先生和季必平先生的《佛教的儒家化与和尚娶妻》从宋代“和尚娶妻”这一状况探讨了宋代僧团的世俗化。唐绍欣先生和李昭妍先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认为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两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彼此在各个层面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杜寒风先生的《柳宗元的佛教戒律与孝道说》探讨了柳宗元对佛教戒律与儒家孝道的融合。翟艳春先生与张云辉先生的《中国佛教戒律之孝道观念》探讨了佛教戒律与孝的统一。严耀中先生的《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认为佛教戒律和儒家礼制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两种社会约束，彼此在各个层面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刘绍云先生的《传统家规中所见佛、道戒律因素初论》总结了家规中的佛教戒律元素。谭苑芳先生的《宋代禅宗僧团戒律的社会结构初探》认为僧团戒律在统治阶级的立法作用下出现了明显的向宗法社会靠拢的倾向。

中国佛教清规的研究也是一大重点，黄奎先生的《中国禅宗清规》结合中国佛教史、禅宗史和僧制史上的相关史实，揭示了禅宗清规的思想渊源和形态流变。远尘法师的《清规戒律 佛教丛林观》简介了基本的清规。关剑平先生的《禅茶 清规与茶礼》探讨了清规中的茶文化。王大伟先生的《宋元禅宗清规研究》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宋元清规中值得注意的名相，并讨论了这些名相指向的清规中的制度、礼仪、秩序等方面的问题。湛如法师的《〈禅苑清规〉研究》对《禅苑清规》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与现代化的注释。

《百丈清规》作为清规之始，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王月清先生的《禅宗戒律思想初探——以“无相戒法”和“百丈清规”为中心》认为“百丈清规”昭示了禅门独特的僧团伦理内容及行菩萨戒法、不舍世间、信仰与生活融合的特色，标志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走向。骆海飞先生的《丛林制度的伦理思想：以〈古清规序〉、〈禅苑清规〉和〈敕修百丈清规〉为例》认为三部清规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忠孝观、仪轨观和劳作观三个方面。刘小平先生的《〈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认为《百丈清规》提高了禅宗寺院经济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王永会先生的《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梳理了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发展的基本关系。王永会先生的《〈百丈清规〉与中国佛教僧团的管理创新》从管理学的角度对《百丈清规》管理创新的空间及其创新点进行了分析。李继武先生的《〈百丈清规〉研究 》从多角度对百丈清规进行了解读。王永会先生的《〈百丈清规〉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对《百丈清规》的创制缘由、主要内容及其演变作了考述。董艳先生的《〈百丈清规〉创制背景探析》考察了《百丈清规》的创制背景。李继武先生的《论〈敕修百丈清规〉的法律属性与法律关系》从宗教法律的角度探讨了《敕修百丈清规》的内容。刘朴兵先生的《略论〈敕修百丈清规〉中的禅茶制度》介绍了五十余种茶礼，分别讲述了“茶”与“汤”的含义。李天保先生的《〈敕修百丈清规〉的成书及其价值》介绍了《敕修百丈清规》的成书情况。

其他关于清规的研究还有邱环先生的《农禅制度与佛教戒律》考察了农禅制度的发展及其与佛教戒律的关系。李福标先生和兰甲云先生的《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简介了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与其戒律学。文碧方先生与刘乐恒先生的《禅门清规与佛教戒律、儒家礼制》认为清规的制定参照了儒家礼制。黄奎先生的《禅宗清规·佛教戒律·儒教伦理》通过对清规中茶礼和丧礼的考察认为清规与儒教伦理密切相关。郑炳林先生和魏迎春先生的《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认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清规受到洪州宗的巨大影响。魏迎春先生的《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戒律清规研究》从多角度介绍了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清规。黄熙蓉先生的《清代江西书院与禅宗寺院教学比较研究：基于学规与清规的视野》把书院学规与寺院清规进行了对比研究。王大伟先生的《论宋代禅宗清规中所见茶汤礼的形成》考察了宋代禅宗清规茶汤礼形成的条件和原因等；《论宋元禅宗清规中的香礼》简介了清规中香礼的作用。黄奎先生的《宋代禅门自律型制度伦理管窥——以〈禅苑清规〉为视点》探讨了禅门自律型制度伦理的历史必然性；《宋元禅宗清规中的延寿堂及禅寺内部慈善研究》通过延寿堂探讨了禅寺内部慈善的主要特征；《论〈禅苑清规〉中禅、净与律学思想的互动》认为《禅苑清规》中包含律学思想与禅净双修思想。何松旭先生的《在菩提与烦恼之间——禅门清规研究》探讨了戒律与清规的关系以及清规在僧人日常生活中的还原。欧阳镇先生的《禅宗兴盛及禅林清规的形成》简介了禅林清规的形成。王大伟先生和于飞先生的《〈大悲咒〉与宋元僧众生活：以宋元佛教清规文献为中心》讨论了清规中的《大悲咒》。黄奎先生的《科学视角中的禅宗清规》从科学角度探讨了禅宗清规。依法法师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对丛林清规的影响》从政治文化因素探讨了清规的中国化。王大伟先生的《论宋元禅宗清规中的“嚫”》探讨了与“嚫”相关的礼仪及其布施内涵。黄熙蓉先生的《禅门清规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影响》认为《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制定受到了禅门清规的影响。周齐先生的《戒律外寺制僧规的产生及其特点和意义》探讨了戒律外寺制僧规的产生原因。王大伟先生的《论中国禅宗对神圣性戒律与世俗性清规的需求》认为禅宗一方面维持了戒律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创制清规，从而调适戒律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矛盾。

对佛教戒律现代价值的探讨也有不少。济群法师的《戒律实施的未来展望》探讨了中国佛教戒律将来的发展路径。竹音法师的《试论佛教戒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认为五戒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李音祚先生的《浅谈佛教的基本戒律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启迪》认为佛教的基本戒律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一定教育意义。彭瑞花先生的《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认为戒律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补充和借鉴价值。孙亦平先生的《论佛教戒律的特点及其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考察了中国佛教戒律的特点与历史演变，分析了戒律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在现代社会中僧侣如何持戒及持戒的意义作了初步的探讨。济群法师的《戒律的现代意义》探讨了佛教戒律的现代意义。韩敏先生的《佛教现代化背景下戒律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用民国时期的一场争论详细论述了中国佛教戒律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达瓦卓玛先生的《从“五戒”浅谈藏传佛教戒律的现实价值》探讨了藏传佛教的戒律对佛教自身的发展以及对提升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牛延锋先生的《藏传佛教戒律精神述论》认为藏传佛教戒律以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谋求对社会的净化和升扬，弥补社会法律之不足。

也有诸多学者关注考古与艺术中的戒律因素。明成满先生的《唐五代敦煌僧尼私有财产研究》介绍了唐五代敦煌僧尼私有财产的来源。潘春辉先生的《从戒律守持看唐宋时期敦煌佛教世俗化》以敦煌文书为文献基础探讨了敦煌佛教的戒律世俗化。李瑞哲先生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戒律问题》探讨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戒律元素。彭瑞花先生的《论敦煌“菩萨守戒十二誓愿”戒律画》介绍了“菩萨守戒十二誓愿”戒律画的内容与意义。项阳先生的《佛教戒律下的音声理念：云冈石窟伎乐雕塑引发的思考》探讨了佛教戒律中的音乐观与在中国的发展。

一些学者以法学或历史学的视角来研究戒律。陈灵海先生的《通往唐永徽〈律疏〉之路——中古佛教律学与世俗律学互动论》，认为唐永徽《律疏》受到了佛教律疏的高度影响。徐强先生的《汉唐佛教戒律传译研究》梳理了中国戒律的翻译史。任汝平先生和张欧琼先生的《论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认为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戒律观念对法制的渗透、佛教戒律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佛教戒律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三个方面。周永杰先生与李炜忠先生的《论佛教戒律对西夏司法的影响》认为佛教戒律对西夏司法产生了广泛影响。严耀中先生的《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认为信佛妇女借戒律在礼教的氛围来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严耀中先生的《戒律在云南佛教中的实施》介绍了云南佛教中戒律的推行与发展。严耀中先生的《东晋南朝佛教戒律发展》认为东晋南北朝时，南朝的戒律是晚于北方的，但却超过了北朝。潘春辉先生的《从戒律自身原因看唐宋敦煌僧人之违戒》认为戒律之繁复、前后矛盾以及戒律的让步等方面是唐宋敦煌僧人违戒的原因。李静杰先生的《六世纪的伪经与僧团整顿》介绍了一些疑伪律典的价值。

其他关于戒律中国化的研究，还有严耀中先生的《述论佛教戒律的玄化与道化》梳理了道家及道教的禁约思想和行为规范对佛教的影响。戴传江先生的《佛教戒体思想初探》探讨了戒体本身的定义、种类、性质及其与佛教义理的互动发展脉络。徐嘉先生的《佛道戒律及其伦理意义》介绍了佛教戒律的伦理意义。孙兰荃先生的《试论佛教戒律研究的宗教学意义——以汉传佛教为例》认为戒律制度是佛教研究中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部分。陈进先生的《佛教戒律与康德的诫律之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了佛教戒律与康德的诫律。严耀中先生的《述论中国佛教的居士戒律学》简述了居士戒律学的发展。董群先生的《佛教戒律的伦理诠释》认为佛教道德既讲自律自觉，又强调他律强制的必要性。李姝睿先生的《藏传佛教戒律之管窥》介绍了一些藏传佛教的基本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