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政、改革、对抗

顺治帝在文人政治方面初露锋芒的同时，在处理个人问题上也表现出轻纲独断的一面（见表2—4）。

表2—4 1653年皇室诸王年龄表

在那位总兵谋杀、行贿一案传到皇宫的前一天，皇帝把一位名叫费扬古的年轻友人选拔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中。3年后，他又将费扬古的姐姐封为贵妃（后谥孝献），冷淡其母孝庄太后为他选择的第二位皇后。1653年，顺治帝废黜了两年前孝庄皇太后为他选立的第一位皇后，他也开始在官员中结交一些年轻人。来自京城的新科进士、25岁的王熙以精通满文脱颖而出，其父王崇俭原系陈名夏在复社时期的朋友，也任职于内三院。父子二人平步青云，皆列大学士之位，而王熙则成了顺治帝的心腹。另一位颇有语言天赋的满人青年在1652年首次满汉分科考试中考中进士，开始成为内廷教习。旋即，在1653年，自清朝定鼎以来宦官也第一次被赋予管理内宫事务的职能。就这样，皇帝心腹集团的特点迅速发生了转变。

变化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1661年22岁的顺治帝驾崩前，他已成功地摆脱了孝庄皇太后以及老派内务府大臣们的影响。在此过程中，顺治帝设立了一个新的皇家事务管理部门，由十三衙门组成，其中用的是宦官和上三旗的包衣。大太监吴良辅作为有影响的斡旋者出现，他与陈之遴等重臣的关系需要互惠互利。多尔衮时曾严令内廷禁用宦官，他甚至一度不让新宦官进入京城。满洲贵族们现在担心导致明亡的宦官之祸死灰复燃。随着顺治帝接近成年，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与喇嘛和禅僧交友，并乐于与耶稣会的天文学家汤若望交往，后者曾劝他皈依天主教[38]。吏治与党争的问题根深蒂固，让顺治苦恼不已，而异域观念与宗教意识似乎更具吸引力。负责皇帝教育的大臣们担心他会不理朝政。

1658年，朝廷效仿明制正式建立翰林院和大学士制度，进一步促进了文人政治的复兴。像在明朝一样，现在大学士领导着由名列会试和殿试前茅的人组成的全体翰林。反过来，成功的翰林学士们有望在某一天竞争大学士的职位，任职期间可以作为乡试考官，或者在政治场合为皇帝充当解释者。当然，大学士们现在还可以起草诏旨。批评者们责备说，明朝的问题就是党附大学士的派系之间激烈的斗争，以及这套制度要求必须由文臣任职，他们如今害怕恢复了元气的文人——特别是居支配地位的南方士人会使政府墨守成规，阻碍重大改革，曾经活跃一时的文人领袖陈名夏一案足以证明这一点。

1661年顺治驾崩时，征服者中的保守派忧虑至极。但是，在这些政治动向在京城留下痕迹的同时，顺治帝生前要求铲除腐败和不公正的初衷还显现出别的效果，其中之一是开始进行一项重要的财政改革。1651年整顿吏治的圣谕打击了户部对赋役不均熟视无睹的工作作风。1654年，陈之遴任户部尚书时，就开始着手编纂新版的《赋役全书》，目的是使税官和御史们在核查各省报告时有据可循。这样南方的一些富庶地区就无望拖欠，而皇帝在新的登记完成前，就能对官员进行蠲免。

1657年，吏部颁布了关于州县官员的一系列新规定，对那些征税不足的官员要罚俸和限制升迁。在吏部和户部的强硬派的压力下，清廷在苏州的巡抚决定在第二年试行新的赋役征派办法，以对付江南地区某些声名狼藉的逃税者。就在顺治帝去世后的那一年，一桩案子拉开了大规模清洗南方文人势力的序幕。巡抚派一名旗人到嘉定这个因1645年的抵抗和屠城而闻名的县，开列了一个按册籍逋欠税额百两以上的缙绅名单，并将这170人的名单带回府城。在这些被认定的逃税者觉察危险之前，一位苏州的汉人地方官赶到嘉定，假装叫这些地主开会，一网而擒。这一突然袭击避免了巡抚和这些士绅的正面交锋，而由这位官员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逋欠者和苏州的其他士绅向巡抚衙门交纳了10.8万两白银，从而得到官方的宽恕[39]。

1658年嘉定风波的平息使赋税改革显得更为迫切。然而赋税改革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明朝政府曾经给士绅以部分优免特权，以确保他们与政府合作，从而限制土地投机商、牙人、粮商、棉商或是富庶的地主对农民进行剥削，因为政府要依赖农民获得赋税和社会的稳定。锐意改革的士大夫们认识到，利欲熏心的土地投机商和大地主们正在利用特权攫取农民的剩余产品，他们甚至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士绅之弊。然而，如果不给士大夫们其他的激励，而是单纯地剥夺他们的特权，会使清政府付出极大的代价，失去其重要的盟友，因这一大群受儒家教育的教师和乡绅为国家提供着大量科举考试的后备军。例如，在1658年的嘉定案中，还有至少1000多名享有优免特权的逃税缙绅没被逮捕，这些人的子弟学生正是陈名夏为之所争的人，而这些人自己则受到皇帝的鼓励，帮助一同整治腐败。

1659年，新编《赋役全书》正式颁布，同时，要求所有州县官做出开列当地拖欠赋税之人的新奏销册。此前，皇帝已经重新设立了翰林院，以示对士大夫盟友的信任。顺治帝甚至在春季开了特科，以庆祝在西南取得了对南明战争的最终胜利。前三名都是来自苏州地区的名门望族，加入到日益为前明复社成员同盟子弟支配、南人特点日益显著的翰林院。掌院大学士是前面提到过的王熙，算是个北方人，但他的父亲却是前明复社的成员。这样一来，翰林院便成了恢复南方士人影响和旧的政治关系网的急先锋。而且，就在这样做的同时，清政府官员与缙绅特权受益者之间的对抗达到了顶峰。

尽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腐败现象无处不在，但顺治帝还是首肯了士大夫政治的重现。1657年的顺天乡试科场案丑闻，使文人关系网有瓦解的危险。这一年，一些副考官们被发现曾经通过中间人收取了大笔贿赂，这些中间人便是济尔哈朗早在四年前就提醒顺治帝要密切注意的那些人的后继者。牵连到此案的还有很多大臣，例如，有一名考中者是一位大学士的侄子。调查之后，一些首犯被处死，其他人则被罢官免职。这样一来，在南京举行的乡试也显得很可疑了，因为一大批官员的亲戚都通过了考试。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那儿也发生了行贿，但是原本考中了的士子们不得不再考一次，看看能否提交与前一次考试同样质量的考卷。当然有些考生没再考好则是出于恐惧。

在满人的保守势力看来，赤裸裸地收受贿赂、科场夹带与裙带关系、文风上的偏好之间，似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事实上，在顺天科场案中因贿赂而受处罚的一名举人，是与17世纪30年代复社运动颇有牵连的一个小圈子里的人。17世纪50年代苏州文人结社的组织者中有很多都是他的同道，其中一些人便是为明朝殉国者的亲戚。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第二年他的兄弟被顺治帝钦点为状元——殿试的第一名。据说，皇帝很喜欢此人的卷子，便问王熙两人是否为亲戚，由于王熙很清楚两人之间的关系，便与那举人商量，然后向皇帝回报，该生与被处罚者是兄弟关系。顺治帝为他的诚实打动，擢为状元。士大夫关系网的复活更加快了步伐。[40]

翰林院中南人关系网的出现与1657年科场案给士人们传递出截然相反的信息。1653年的整顿吏治运动，导致陈名夏为谏言付出生命代价，上眷也导致陈名夏的同僚们位高权重，但如果皇帝及其顾问失去了对他们的耐心，普遍存在的腐败就会使他们陷入一场大范围的清洗。他们中有些人早在1648年就曾在苏州组织文人社团，也许是响应多尔衮最初请汉人担任六部尚书，希望能够使17世纪30年代的精神复现。1653年顺治帝招徕文人士子时，1630年殿试状元、复社领袖、名士与诗人吴伟业，在晚明大会的地点虎丘主持了三个主要文人社团的聚会。尽管重建联盟的最新尝试失败了，但这三个文人社团还是像以前那样着手出版文集。吴伟业也接受了国子监祭酒之职。1657年科场舞弊丑闻后，吴伟业做出乞休的姿态，这是出于害怕暴露其文人组织者的身份。文人社团预感到形势会出现逆转，便归于沉寂。1661年，这种逆转终于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