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豪门手中的法币改革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于上海成立。在回忆起当年开幕典礼的时候，后人不无嘲讽地写道：

文中的“宋老太太”当然就是倪桂珍。她的丈夫是著名传教士宋耀如，国民党元老，也曾是孙中山的金主之一和财务主管。1928年的确是倪氏最为志得意满的年头。她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位还在上学，但大儿子宋子文已是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她有三个女婿，大女婿孔祥熙任工商部长（后任实业部长）；二女婿孙中山去世不久，开始被尊为“国父”；小女婿蒋介石则是国府主席，是握有军政实权的国家元首。

这场以蒋氏为核心，以孔宋为两翼的人事安排，标志着国民党豪门政治的正式诞生。此后近二十年间，中国的财政大权基本由孔宋二人掌控。如此以裙带关系固结的政经同盟，给予蒋氏政敌以源源不绝的攻击说辞。但客观考察这一段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因为仅用两年，国民政府由东江一隅而猝然占领全国，缺人才、缺经费，是其面临的最大麻烦。所以，蒋介石如此任人唯亲，似乎也可以理解。

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

国民党向来以“革命党”自居，尤其重视军事和党务人才，对于财政吸纳，总是以募款为主，不太注重长久有效的经济管理。事实上，国民党也一直缺乏稳定的根据地，所以很难吸引金融人才前来效命。1924年孙中山“联俄联共”，好不容易在广州有了一方喘息之地，对于高级官员的选择，也只能简便为之，任命自己能够信任、而又愿意效忠的两位亲戚来主管财政，他们就是孙的妻舅宋子文和襟兄孔祥熙。

孔宋虽然后来声名赫赫，但当时基本没有财政金融经验。当时，从事财政工作，重点并非在于管理能力，而是能否与金融界要人保持紧密亲切的沟通上。这一点，孔宋二人相当欠缺。不过，当时孙建立的“广州革命政府”仅仅是政令不出珠三角的地方政权，尚无需盱衡全国的财经形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非常奇特的割裂现象。一方面，由于欧战爆发和俄国革命，欧洲对于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需求直线下跌，两湖江浙的农业逐年萧条乃至凋敝；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欧战，列强在中国的工商投资和消费品输入也大幅度降低，由国人举办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银行业开始蓬勃兴起，上海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无论大阪还是香港，都远远无法与之比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两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经营重心也已转移至上海。由于商股不断注入，导致官股微乎其微，北洋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两家银行的控制。民营银行以所谓的“南三北四”为代表，立足上海，辐射江浙，连横京津，成为现代工业和房地产业的资金蓄水池，有着愈发显著的社会美誉度和经济信任度。

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地方实力派，对于上海金融界总不敢予取予求。上海的银行家们在政治上受到租界治外法权的保护，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上海滩的金融业呈自由竞争态势，万一民营银行受到当局压迫，其金融信用就会崩溃，那么无论储户还是业务就会流向外资银行。大局如此，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任何正常的政治家都不会尝试。

上海的金融家的构成比较简单。上海开埠以来，尤其是太平军横扫江南的时候，苏州、宁波的富商流亡沪上，以旧式钱庄为业。其中有一批善于学习并目光远大的年轻人逐渐进入外资银行和洋行，从推销产品的“跑街”起步，最终成为买办，进而以家族名义投资金融业。他们是上海滩的老派人物，其代表为席正甫、虞洽卿。

甲午战争以清廷的惨败而告终，1895年后留东学子络绎于途，其中，有许多人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他们在日本大部分加入同盟会，但回国后的经历各有不同。比如钱新之在辛亥革命后即疏远了国民党，转而为张謇效力，后为“北四行”在上海经理业务；也有的学子在日本就亲近康梁保皇党，比如张公权，因此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的时候，命他主管中国银行事务。这些人即是上海银行界的新派人物。

要想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无非是和上述新老两派金融家建立互信，保持共信。1927年初，国民党北伐军饮马长江，必须和沪上各界接触以寻求其支持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无论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似乎都无法完成任务。

孔宋都是留美学生，与留日学生素无交集。孔氏回国后，一直在山西太谷服务于桑梓教育事业，和上海金融界极少往来。宋氏倒是在沪上任职五年，但职务不高。而且他回国的时候，其父宋耀如已经去世，家族的人脉余绪已经散去，没有对他事业有多少帮助。孔宋二人与上海滩银行家们既缺乏历史关系，又缺乏人际信任，国民党介入金融界的愿望，看来无法达成了。

正在这彷徨关头，倒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解决了这一难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蒋氏曾在沪上从事证券交易，一面为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一面也为自己的事业开拓新的路径。这场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使得蒋氏对于自由市场体系及金融业人士终身都非常厌恶，这是后话。但这段不长的从业经历也使得他结识了虞洽卿等几位宁波老乡，并保持着亲密关系。1926年夏天，国民党军刚刚准备挥师北进，虞就派自己女婿去广州拜访总司令蒋介石，一探虚实之余，确认蒋氏对于江浙资产阶级的善意和诚意。其后，虞简直成了蒋在上海的代理人，竭力说服满心疑虑的外国领事和沪上金融家，要求他们同样信任和支持蒋介石。

北伐军抵达上海后，银行界愿意承销“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为蒋氏政权输血达七千万银元之巨，与虞洽卿的折冲调和大有关系。除了这些老派人物的支持，新派人物钱新之也因为与蒋氏的历史渊源，愿意投身国民党政府。钱与蒋介石年龄相仿，辛亥革命时曾一起任职于沪军都督府，关系良好。十五年后重逢，决意继续支持蒋的事业，遂加入南京政府任财政部次长，成为蒋氏与上海金融界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

但是，军国大事，既在税收和公债，也在财政整理，更在规划今后的金融发展方向。新上台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做这一切，有点力不从心。

国民党的金融困境

很多年以后，宋子文来到台北拜访蒋介石。郎舅之间已经十四年没见面了，恩怨已消，但意气难平。蒋对宋说道：“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这虽然是玩笑话，但仍可看出蒋对宋的历史评价一直不高。不过，在二十年代末，将宋捧至财长高位，使得其执掌国府财金大权达五年之久的，也是蒋介石的意思。

金融业人士需要长期的技能养成、经验积累和信用培育，而一旦出人头地，其稳定的社会地位和不菲的经济收入，使得此人很难有转行的想法。北洋的政府、军队崩溃，其人才只能流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但金融界人士辗转腾挪，本来就很少倚仗国家力量，如今虽然政权更迭，却并不影响其事业发展，因此对于这个新政权，他们也没有依附性。

所以，蒋介石尽管有诸多不满，但人才匮乏，只能用宋子文来解决燃眉之急。

中国当时财政收入，有三成多用以偿还前清、北洋政府历年欠下的债务，还有三成多则消耗于无穷的战争之中。这七成开销的解决是当务之急，已经使得宋子文左支右绌。所以，他决定从税务统一开始解决问题。

这大概是宋一生中最得意的成绩。关税得以自主，延续七十余年的厘金苛政得以废止，新的盐税、统税制度得以确立，这些都是税务制度现代化的举措，也为蒋介石敉平地方实力派提供了财政支持。财税问题解决的同时，国府决定仍由宋子文操刀，从币制改革入手，由国有资本渗透入银行界，进而统制金融，建立国家金融体系。职是之故，中央银行正式成立，由宋氏兼任总裁，中国的金融改革开始了。

央行成立三个月后，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提出了币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由国家银行（即央行）统一纸币发行权。但要实现这一战略，就战术而言困难重重，“只能徐图整理之策”。

宋氏所言的困难，倒也是实情。就币制来说，中国积重难返。自明代以来六百年都实行银铜复本位制，但国家的铸币权只限于铜钱，对银两交易基本放任。因此，虽然国内大宗交易都用白银，但政府事实上只保持了铜本位制，对贵金属的流通并不过问。

明末，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海外银币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于是整个清代实行一种十分古怪的货币制度：国家控制铜钱的铸造，民间交易银两和银圆并行，而这两者成色复杂，规制混乱。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海禁大开，口岸林立，各国银币的出入额度愈发汹涌，与各种成色银两的兑换方式也日渐复杂，非常不利于国内的贸易结算。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决定实行国币制度，暂行银本位币制，铸造银圆，重七钱二分，成色银九铜一，这就是货币史上著名的“袁大头”。在白银流通五百余年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法定银币。由于规制、成色的统一，国币一经推出，商民称便，加之国家规定，一切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由此“袁大头”顺利占据了货币市场的主流地位。

欧战时期，银价腾贵，各种如鹰洋等外来银圆都被熔铸，以每年七百万元的销量流向欧洲。这反而为中国解决了货币统一的难题。从此国币银圆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而传统银两仅仅作为计算单位而存在，不再是流通货币。

因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政府所面临的金融难题，并非“两元并行”，而是国家信用体系的确立、纸币发行权的确立，以及币制本位的确立。但宋子文显然见不及此，其开展的金融改革，连改良都算不上，所谓“废两改元”者，只是再次确认了国币的合法性，并且在制度上废除了以银两为计量单位的结算方式。这种换汤不换药式的举措对于当时的金融进步没有正面帮助，进而言之，中国金融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更加剧烈的根本性革命。

1933年4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各界，无论作为现金交易还是结算单位，银两从此停止使用，这意味着“废两改元”正式施行。令人诧异的是，这一政策的设计者宋子文却于同一天宣布辞职。

孔祥熙上台

宋一直自诩是“废两改元”的功臣，其辞职并非是对这一政策不满，而是另有原因。1932年初，汪精卫和蒋介石于杭州烟霞洞会商，为救亡图存计，决定捐弃前嫌，联袂入京，共同应对日军入侵东北以后的国难危局。之后一直维持蒋主军（军委会）、汪主政（行政院）的政治格局。但汪氏为人生性不定，意气用事，遇到复杂局面经常会失去耐心，比如，就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因恼怒于张学良不服调度，负气下野。

1933年初，日军攻陷热河，并试图突入长城各口，负责华北军务的张学良引咎辞职。汪觉得挣回了面子，也就回京复任行政院长。在中枢高层，宋子文是张氏的有力奥援，如今张退汪进，宋也不好意思留在台上，只能黯然辞职。

但蒋介石自有安排。“九一八”和随后“一·二八”的接连爆发，使得蒋意识到，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国策方针反而一下子清晰明确，在金融上，蒋氏决定对外寻求国际借款，对内整理金融体系。之前，他曾派遣孔祥熙以“考察欧美实业专使”的名义去欧洲洽谈军事合作，一个月前已经回国，正好接手宋子文遗下的职务。而宋辞职后第一个任务即是代表中国政府去美国，参加由罗斯福召集的经济会议，争取华府经济援助。

孔祥熙甫一上台就发现，中央银行建立之初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四年以来一点都没有完成。问题在于，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对于财经问题至少还有理论知识，孔虽然也是耶鲁大学的硕士，学的却是采矿。而且和宋一样，孔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上海金融家中人脉不广，生怕推行金融改革时遭到抵制。于是，他想听听老朋友陈光甫的意见。

陈氏于清末留学美国，毕业于沃顿商学院，回国后担任江苏巡抚的财政幕僚。袁世凯秉政后，他辞去公职，独立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草创时期，这家银行规模还不及钱庄，资本微弱，毫不显眼，但经过近二十年的戮力耕耘，到三十年代中期，业绩在国内民营银行中名列前茅。陈光甫也在行内备受尊崇，其人脉之深厚，信用之卓著，已隐然成为“江浙财阀集团”中的领袖人物。

陈孔二人相识于1904年的美国，之后往还不绝，互通声气。陈创办上海银行的时候，孔即是原始股东，并长期担任董事。但国民政府成立后，孔氏负责工商实业，因此与金融界沟通较少。如今他出长央行，经理金融，必须得到陈光甫的支持。

正在此时，国际金融形势发生了绝大的变化。中国的灾难来了。

纸币制度的确立

1933年3月，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决定向英国、日本学习，放弃货币金本位，并决定以购进白银并将之国有的方式，稀释美元的准备金浓度，以求货币贬值而刺激经济回升。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全世界的白银都向美国集中，银价高企，市场翻腾。

购银政策伤害最大的，是银本位制的中国。由于白银大量流出，银根抽紧，通货紧缩。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圆兑换券，可以无限制兑换银币，因此无法采取货币贬值的方式来使通货膨胀，物价回升。物价低落导致生产乏力，许多工厂倒闭。因为白银外销有着超过二成的利润，因此作为准备金和货币的银圆以每月六千万枚的速度疾速外流，仅上海就有十四家银行因遭挤提而破产。

清末到民国，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十几年就有一次金融风暴，而唯一变危为机、化害为利的，只有这次史称“白银风潮”的金融灾难。孔祥熙显现出了一名杰出政治家、金融家的眼光和手腕。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清廷设立，原本拥有央行职能，但在北洋时代已经民营化，并因为树大根深，资历悠久，屡屡抵制国民党的金融统制。但这次白银风潮中，两家银行均遭受重创，急需政府支援。一直想将它们收入囊中但不能得逞的孔祥熙突然觉得事情简单了，他当然要扶持这两家银行，但所注入的不是资金，而是股本—代表政府资产的官股。但是，如果强行实施，孔氏担心会遭到江浙财阀集团的激烈抵抗，而最大的障碍便是中行总经理张公权。

张氏也是留日学生，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并不亲近同盟会，反而是康梁保皇党人。因此，其与国民党向来关系疏远，对南京政府的金融管制极为不满。行政院长汪精卫也深知内情，特于1935年3月22日致电川黔前线的蒋介石，担心孔祥熙的方针“事先并未征取中交两行张公权等之同意，恐将因此引起风潮”云云。

汪的忧虑极有道理，但他不知道的是，张还是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时候，就与陈光甫关系密切，事实上，中行也是上海银行股东之一。老朋友见面总是容易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孔已经委托陈氏向张公权晓以大义，陈说利害，以配合南京政府的金融统制，而挽白银风潮中的中国银行于危局。

由此，孔祥熙利用金融危机以及和陈光甫的私谊，非常轻松地接管了中交两行，并没有引起政经风潮，反而清除了币制改革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

1935年11月3日深夜，孔祥熙于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召集会议，向银行界领袖突然宣布白银国有，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不兑现纸币—法币。在具体做法上，名义上法币与银圆等量兑换，但各银行可用六成银币加四成票据，向央行兑换十成法币。如此，法币的流动量有了利益驱动力，而币值的合理贬值，使得市面上的通货紧缩一变而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市场回暖，百业复兴。币制改革次年，即1936年成为民国时期经济最繁荣的年份，工业总产值比1927年上升了83.2%之多。

白银国有后，即售予美国政府，换回的外汇对内作为法币发行准备金，对外作为无限制买卖外汇的基金，以稳定汇价，维持国际币信。因此，白银销售这一环尤其重要，简直是法币改革的基础。孔氏就是在得到美国财长摩根索承诺购银的第二天，方才宣布法币改革。但唯恐日久生变，中美之间需要一份长期协议，否则白银滞销的话，会影响整个国家信用体系的确立。中国决定于1936年3月派遣代表团赴华府谈判，孔又想到了陈光甫。

负责购进白银的美国财长摩根索是陈氏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也是终身好友。陈并非政府官员，和国民党也素无经济往来，但基于老朋友孔祥熙的重托，以及对于家国的责任感，毅然接受了任务，也完成了任务。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美国全面援华之前，向华府出售白银而换取的外汇，一直是国民党维系抗战的生命线。

孔祥熙在接手财政部的时候，国民政府账面上只有几千万银圆的结余。仅仅三年以后，也就是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6月30日，中国持有的金银外汇总额已经达到3.8亿美元，可见法币改革及与之配套的白银国有政策居功至伟。正如当时日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所言：“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事，任何外国的货币改革，其复杂与困难程度诚不能比拟。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改革。”蒋介石也认为，“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