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博物馆藏品研究
清代外销错版广彩瓷器成因探析
李民涌
摘 要：广彩瓷器是中国清代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清代外销广彩瓷器中，难免会出现错版的定制瓷器，并且集中出现在广彩纹章瓷。在广州定制的广彩纹章瓷是外销瓷器中的精品，价格昂贵，销毁重新定制费用更高，定制周期又长，所以，即便有错版，广彩瓷仍然远销海外并留存到今。
本文主要从清代外销错版广彩瓷器错误所在、错版产生的原因，以及错版广彩瓷器的重要文物价值进行论述。
关键词：错版 广彩 纹章 原因
清朝收复台湾后，宣布开放海外贸易，并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四个海关。1757年，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从此，广州独揽全国海外贸易八十五年，直到鸦片战争才被打破。“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同时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主要交汇点。清朝广州航线扩展到北美洲、澳洲和西欧等地，形成全球贸易网络，黄埔港停泊的各国商船日益增多。中国茶叶、丝绸、陶瓷、土布、中药、外销艺术品等从广州出口，特别是广州织金彩的大量远销海外，在欧美国家掀起“中国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外的洋参、皮毛、香料、珠宝、钟表、棉纱等也经此进口，广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中国外贸中心。
一、清代广彩瓷器大量外销
瓷器是清代中国外销商品的大宗商品，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是世界文化名城，在广州生产并适合外国人文化生活需求的织金彩瓷便大量外销。广州织金彩瓷又称“广东彩”“广彩”，是广州特有的釉上彩瓷工艺品，起于清康熙、雍正年间，盛于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以构图细密、绘工精细、色彩富丽堂皇而著称。后来，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广彩把锦缎纹用于彩瓷装饰，称纹“织地”，进而发展为用乳金填地的“织金地”，并发明了“开窗(开光)”画法。在来样定制生产前，广州织金彩瓷虽然大量生产和外销，但是，由于是广州本地瓷匠和画师自己确定画样纹饰，基本不会出现差错。可是，随着广彩瓷大量进入欧美家庭，为凸显个人、家族、社团、公司或城市的辉煌，各国的显赫贵族，以及各类成功人士便产生将自己家族纹章印制在广彩瓷器的念头并付诸行动，这便产生了广彩纹章瓷，也就出现了错版广彩纹章瓷。广彩纹章瓷以欧洲来样纹章图案为稿，经中国瓷匠之手绘制烧成，可以说，广彩纹章瓷是欧洲纹章艺术与中国制瓷工艺相结合的产物。
广彩纹章瓷，顾名思义，因广彩瓷器上绘有欧美个人、家族、社团、公司或城市的纹章而得名。纹章起初用于区分战场和竞技场中身穿盔甲的不同身份的战斗人员，欧洲人在金银器具、丝织品和家具等个人所属物品上添加纹章的做法由来已久。16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开始到中国定制纹章瓷。17世纪末，西方国家直接与中国通商，中国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定制中国纹章瓷的风尚开始兴盛。18世纪，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到中国定制纹章瓷渐趋普遍。这时期，西方国家到广州定制的纹章瓷以广州彩瓷为主，广州便成为广州纹章彩瓷订购和出口基地。
西方国家到中国定制广彩纹章瓷这种订购风尚迎合了欧洲上层社会彰显血统、联盟和凸显身份的需求。中国纹章瓷，无论在正式或私密场合，都是展示主人身份和财力的不二之选。因纹章兼具身份象征和艺术装饰的特点，欧洲贵族将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公共设施和私人器物之上，而18世纪纹章瓷的盛行，更是将此种风尚推向了极致。相较于明清时期其他的外销瓷种，广彩纹章瓷可谓“官窑”产品。据英国纹章瓷研究专家安吉拉(Angela)介绍，“纹章瓷的数量占私人贸易瓷总量的1%~3%，是外销瓷中品质最好、定制程度最高的品类”。
二、错版广彩瓷器的主要表现形式
错版广彩瓷器的错误主要表现在纹章纹饰错误、文字错误和颜色错误三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一)纹饰错误
一方面，表现在纹饰扩散错误。由于中西贸易距离遥远，海上气候多变，纹章纹饰贸易途中变样，有时交给广州瓷匠的纹章纹饰便是一个错版。比如，瑞典贵族弗雷德里克·盖伦伯格(FredrikGyllenborg)定制错版广彩纹章清乾隆蓝彩描金花口盘(图1)，就是纹饰扩散错误(图2)。
图1
图2
餐盘为瑞典贵族弗雷德里克·盖伦伯格(FredrikGyllenborg)约1755年定制，模制花口，口沿饰墨彩描金花卉纹，盘心绘瑞典贵族盖伦伯格纹章，纹章为洛可可风格，盾牌为蓝底饰堡垒、飞马纹，盾牌上方置瑞典准男爵冠冕。但纹章四周右侧和下方的淡黑色污渍并非纹章中的图案，应该是纹章样版色彩扩散或“可能是订购者提供的水彩绘制的纹章图样在船运过程中受潮而使墨渍晕发”[1]，细心的中国瓷匠将墨渍误认为是云朵，而将其忠实地绘制在瓷器上。
另一方面，表现是盔饰搭配错误。如托马斯·皮特1705年定制的纹章瓷(图3)。
除了绘画作品类的彩绘样版外，怀表式的印章、私人藏书券也常被用作纹章的绘制样版。怀表式印章无法展现纹章的色调，加上其圆环可旋转的构造，也使中国瓷匠无法分清纹章原本正确的方向，而使纹章的色调和方向都极容易产生错误。英属殖民地马德拉斯圣佐治堡总督、托马斯·皮特1705年定制的纹章瓷中，原本位于盾牌上方的盔饰就错绘在下方。
第三方面表现就是纹章残缺。例如，Hamond家族定制餐盘(图4)餐盘上的纹章绘制有误，缺了三个金色扇贝。
图3
图4
汉门德家族纹章于1783年开始经授权使用，正确的纹章为：白底黑色人字形图记上绘三个金色扇贝，盾牌上部两个小球内各绘一只银色的白色无足燕。也称圣马丁鸟(无足鸟，常见于纹章瓷)，下部为一橡树枝缠绕的花环，盾沿为绿底灰边。位于盾顶的小盾内绘制的红色手套表明，纹章的持有人为准男爵。餐盘上的纹章绘制有误，缺了三个金色扇贝。在漆扇(图5)上绘制的四等分纹章中，汉门德家族纹章绘制正确。
图5
图6
(二)文字错误
例如，柯库布里(Kirkcudbright)男爵定制错版纹章清乾隆墨彩描金茶碗和托碟(图6)器皿中绘制的纹章基座部分清晰书写“KIRKCUDBRIGHT”字样，这是该家族男爵使用的封号名称，但并不属于纹章的一部分。
图7
图8
这件茶碗和托碟是1750年根据麦克莱伦(Maclellan)家族使用的藏书券(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绘制，应是为家族中的其中一位柯库布里(Kirkcudbright)男爵定制的。器皿中绘制的纹章基座部分清晰书写“KIRKCUDBRIGHT”字样(图7)，这是该家族男爵使用的封号名称，但并不属于纹章的一部分，可能是定制者将藏书券中标注的主人信息直接提供给中国工匠，而瓷匠以为是图样的一部分而被绘制在纹章瓷上了。
(三)颜色错误
广州瓷匠对欧洲国家绘画通用“勾勒法”和“阴影法”不了解，加上纹章瓷定制者在订单表达和传达过程中的疏漏和误解，导致纹章颜色绘制中发生错误，这是比较常见的错误现象。
如英国多布里(Dobree)家族定制错版纹章清乾隆广彩八角花口盘(图8)。盘中纹章颜色绘制有误。盾牌四周的披幔中，订购者用英文书写的“red”(红色)字眼在绿色区域出现，而紫红色区域隐约可见的却是“green”(绿色)字样(图9)。英国纹章瓷研究权威大卫(DavidSanctuary Howard)指出：尽管位置是对的，但是两块蓝色披幔的区域用黑色字体标记“红色”，两块紫红色披幔的区域则写着“绿色”[2]。只知道这类型错误的一个例子，来自安德洛斯岛的一个联姻家族的订单。此纹章就是代表多布里家族，一个新月形将纹章垂直地一分为二，且三片三叶草间有根须向底部伸出；羽饰，是一株斜斜伫立的蓟草(苏格兰的国花)，以及格言“乐观”。[3]另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特劳特贝克(Troutbeck)家族定制错版纹章清乾隆广彩描金折枝花卉纹茶碗和托碟(图10)。
图9
图10
特劳特贝克(Troutbeck)家族定制清乾隆广彩描金折枝花卉纹茶碗和托碟，其纹章错误在于瓷匠画工错误理解货主提供的样版藏书劵，把阴影法中水平横线代表蓝色画成红色(图11)，又把水平横线画出，“订单的阴影标示的作用被错误地传递(然而红色的釉底上作为标示的水平线清晰可见)。”[4]即阴影法中水平线代表蓝色，在水平线区域画出蓝色即可，不用再画上水平线。
图11
三、外销错版广彩纹章瓷成因
既然出现错版，为什么不拒收或者销毁重新定制呢？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纹章瓷价格昂贵，定制环节烦琐，定制时间较长，所以错版纹章瓷也才得以留存后人。“因为纹章瓷定制价格昂贵，而且烧制时间加上贸易往返时间，一般都要在两年左右才能送回订制者手中，即使发现纹章图样有错，客户也只能笑纳了。”[5]虽然纹章图案绘制错误的情况间或发生，但是，与庞大的外销瓷定制数量相比，失误发生的比例仍然是极小的。
清代广州黄埔港是西洋商船到广州贸易的碇泊地。每年夏初，西南季候风徐徐吹起之时，各国商船陆续抵达广州黄埔港，船长和大班们迫不及待地上岸与广州商人议价备货，以便在冬季东北风盛行时返航。纹章瓷订单，由船长和大班们亲自督办，从下订单到送达欧洲买家手中，长则需时两至三年，短的也需一年有余。纹章瓷大多成套定制，有财力的家庭还一并订购饰有纹章的其他材质的用品和工艺品等。正是由于“纹章瓷的主要经销商还是在东印度公司贸易体制下从事私营贸易的外国商人，他们为各国贵族。大臣订购各种各样器型独特，纹饰夺目、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优质纹章瓷”[6]。所以纹章瓷的定购程序不可能像公行一样有严格的下单、检查和验货程序。估计验收货物环节的缺失是其错误原因之一，况且清政府规定这些非大宗商品“则委诸公行以外之散商办理”。从买与卖两个方面都交与散商履行，缺乏严格执行的贸易规则，出错也在所难免。
错版纹章瓷发生错误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明清时期，中国制瓷工艺水平达到了历史高峰，新釉料、新技术的出现，加之分工明细、制作周期缩短，逐渐具备根据用户需求大规模快速生产的条件。广州以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成为清朝开关后西方商船首选的贸易口岸，尤其是1757年清廷宣布“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后，中西贸易悉数南移广州。此时，外商在广州定制纹章瓷的做法早已蔚然成风。纹章瓷的纹饰和器型亦紧随欧美饮食风尚和审美情趣的变化而改变，体现了定烧瓷“式多奇巧、岁无定样”的特性。
来样定制纹章瓷一般都会在订货单上标明瓷器器型、尺寸和图案，财力雄厚的货主有的还会提供木制、陶制或银制样品。纹章图案一般在纸上画好，让瓷匠照样绘就。但是，由于贸易路程遥远，气候多变，中西文化差异，瓷工画匠水平参差不齐，出现错版纹章也就成为必然。“由于欧洲纹章图案复杂，再加上文化差异，纹章中出现的动物、花鸟甚至是字母都是中国工匠见所未见的，工匠只是依葫芦画瓢，无法与欧洲客户做进一步的沟通、咨询，所以纹章瓷的定制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人为的错误。”[7]归纳起来，出现错版纹章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欧洲绘画通则在广州难以通行
在欧洲客户提供的纹章图样中，经常会出现欧洲国家绘画手法中常用的“勾勒法”和“阴影法”来表达色彩的运用，但是由于广州瓷匠对欧洲国家绘画通用“勾勒法”和“阴影法”不了解，加上广彩纹章瓷定制者在订单表达和传达过程中的疏漏和误解，导致纹章绘制中的错误不时发生。
“勾勒法”，欧洲绘画技艺一种，即在无法使用色彩对纹章进行直观展示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用墨水勾画出纹章的轮廓，并加上术语或缩写来表示纹章各部分用色的描述纹章的方法。
勾勒法在欧洲畅行无阻。但是，中国瓷匠对大洋彼岸的规则不甚了解。英国海峡群岛的多布里(Dobree)家族定制的纹章瓷就属于“勾勒法”错版瓷品，并且多次重复出现同样的错误。1750年至1760年间，该家族先后在中国定制了六套纹章瓷，遗憾的是，前面四套中纹章的红底被错绘成蓝底，直到第五套才绘制正确。“这件瓷器可能来自同一支系的根西岛多布里家族更早前，大约1750年的订单，上方的纹章的产生是因1748年8月托马斯∙多布里(ThomasDobree)与凯瑟琳∙黛∙哈佛兰(Catherinede Havilland)结婚，虽然错误绘制的颜色在之后的定制中大部分都得到改正，……三个都绘错颜色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订单的制作说明是花了很多工夫。”[8]
阴影法，即用不同排列方式的线条和圆点来表达不同色彩的方法。这也是欧洲国家通用的画法准则之一。同样原因，因广州瓷工的不了解，也制作了错版的纹章瓷。
图12 阴影法表现的纹章颜色
这件茶碗及托碟是特劳特贝克(Troutbeck)家族约1775年定制的，纹章应当是根据该家族的藏书券绘制的。藏书券是用于标记图书收藏者的小型版画，贴在书的里封补页、扉页的右上角或中央。藏书券多以藏书者纹章作为装饰图案，因此藏书券也成为纹章瓷绘制的样版。然而，藏书券无法显示纹章的颜色，订购者在藏书券中用阴影法标注了要使用的颜色，用水平横线说明盾牌的底色应为蓝色。但画工却把它画成红色，同时，又误以为水平横线是纹样的一部分而将其绘制出来。
(二)样版错误所导致
纹章瓷属定烧瓷。最早在广州订烧广彩纹章瓷的，仅限于欧洲宫廷及贵族。为了得到与欧洲装饰风格匹配的装饰艺术品，他们派遣商人，带上珐琅料，带上纹样，用中国工匠的巧手，在美如宝玉的中国瓷器上，绘上家族纹章和中国风土人情、瓜果植物等，以此了解中国的风物。由于客户提供的纹章图样出错，所以出现错版纹章瓷，就不足为奇了。如瑞典贵族弗雷德里克·盖伦伯格(Fredrik Gyllenborg)定制的清乾隆蓝彩描金花口盘，就是典型的纹章图样错误的例子。餐盘为瑞典贵族弗雷德里克·盖伦伯格(FredrikGyllenborg)约1755年定制，模制花口，口沿饰墨彩描金花卉纹，盘心绘瑞典贵族盖伦伯格纹章，纹章为洛可可风格，盾牌为蓝底饰堡垒、飞马纹，盾牌上方置瑞典准男爵冠冕。但是，纹章四周右侧和下方的淡黑色污渍并非纹章中的图案，可能是订购者提供的水彩绘制的纹章图样在船运过程中受潮而使墨渍晕发，细心的中国瓷匠将墨渍误认为是云朵，而将其忠实地绘制在瓷器上。
(三)广州瓷匠不懂英文所致
广州大部分瓷匠不懂英文，误认为“勾勒法”英文的标注是纹章图案的一部分而将其临摹到定制的纹章瓷瓷器上。
图13
英国纹章瓷研究权威大卫·霍华德(DavidSanctuary Howard)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中国画匠错误理解欧洲订单信息的罕见的例子，而订单信息是通过原图或者藏书标签来传递的。事实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可能是英国货运员没有清楚地传达原意。”[9]
(四)纹饰、文字样版解释不到位是造成错版的重要因素
纹章瓷素胎一般来自景德镇。欧美订购者挑选他们自己喜欢的器物造型，要求景德镇照样生产。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广彩的器型完全异于景德镇传统的瓷器造型，而与欧洲的银器、玻璃器等一致。纹章瓷素胎运到广州后，“他们带去自己喜欢的纹样，要求彩绘工匠在瓷器上彩绘。而要保证这种意图得到忠实地执行，在彩绘现场指导是最为有效的。因为订购者的意图与执行者的实施能力总有偏差，现场的随时指导与纠正就显得非常有必要。”[10]
然而，由于订购者大都是船员或代购者，不可能在现场进行长久指导与纠错。在英国，随着定烧瓷的盛行，出现了专门为客户代为定制纹章瓷等中国特殊彩色纹饰瓷的“瓷人”。“18世纪中期开始，纹章瓷的订单和生产达到了顶峰，许多原先地位较低而且没有特定纹章的富贵人家，也开始创造自己的纹章盾徽”[11], “英国伦敦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为人订制有特殊纹饰瓷器的商人，号称瓷人”[12]，瓷人不可能像货主亲自下订单一样解释到位，同时，由于广州定制纹章瓷贸易量大，广州高水平瓷匠有限，工匠水平参差不齐。
据《中国陶瓷史》(冯先铭等人主编)在清代瓷器输出一节中写道：“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于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饰品，有老年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从业人员众多，瓷工画匠水平参差不齐，出错就不可避免。所以，也就会出现错版纹章的另一类型了。[13]
四、外销错版广彩瓷的文物价值
广彩瓷是中国外销瓷的一大品种。其中，纹章设计和中国瓷匠技艺的完美结合，使广彩纹章瓷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广彩纹章瓷有别于一般中国外销瓷的最主要元素就是纹章，外销错版广彩纹章瓷因其稀缺性，更显得珍贵。
错版纹章瓷除具有一般广彩纹章瓷等外销瓷器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外，还具有以下历史和艺术价值。
(一)广彩鉴定的依据
由于早期广彩制作精美，多于外销，又习惯不落年款，所以，广彩断代较为困难。纹章瓷就为广彩鉴定提供了依据。断代识别瓷器上的纹章并结合贸易开展模式和生产周期，就能准确判断瓷器的主人和烧制年代，这样就能为同时期生产的外销瓷提供极为难得的断代依据。例如，汉门德(Hamond)家族纹章餐盘由英国汉门德(Hamond)家族海军上将安德鲁·汉门德1790年定制，他曾在七年战争中表现突出，1778年被封为骑士。餐盘采用“宫廷瓷”装饰风格。这种18世纪末才出现的外销瓷种做工精良，是外销瓷品质提高的表现，也是广彩瓷鉴定的参考器。除根据纹章断定纹章瓷烧制的年度外，广州博物馆藏有一件有明确纪年的纹章瓷清乾隆广彩描金水果盘，见图14。
图14 清·乾隆广彩描金水果盘
这件瓷盘于1791年定制，底部墨书“CantoninChina24Jan.1791”(1791年1月24日，中国广州)，记录了此盘的确切烧制时间和地点。来广州贸易的船只，每年六七月间乘西南季候风抵达黄埔，完成大宗货物的采购和私人贸易订单传达后，必须在冬季的12月、1月间乘东北季候风离去。这件瓷盘的烧制日期为1月24日，说明是在商船即将离港前赶制完成的。
英国特劳特贝克(Troutbeck)家族定制错版折枝花卉纹茶碗和托碟纹章瓷，是清乾隆时期广彩产品，它采用铁红描金风格绘制，该纹章绘制均极为精细，盘沿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纹样。具有据安吉拉(Angela)在广州博物馆的学术讲座介绍“采用鲜明的铁红描金风格绘制，这是18世纪30年代最为流行的风格”。就是这一鲜明风格的就可断定为乾隆时期的广彩作品。
(二)改变了广彩就是织金彩瓷和没有瓷器精品的看法
18世纪西方彩料的引入催生了珐琅彩、粉彩、墨彩和广彩等重要瓷种。釉上彩新品种的出现丰富了瓷器彩绘的色调和表现力，使瓷绘画面尤其是纹章的绘制呈现的效果更接近欧洲用户的需求。
民国初年，刘子芬《竹园陶说》载：“蓝浦《陶录》据地志所载广东之阳江县产瓷器，遂谓尝见炉、瓶、盏、碟、盘、碗、壶、盒之属，甚绚彩华丽，盖仿洋瓷烧者。”《陶雅》则称：“或谓嘉(庆)、道(光)间广窑瓷地白色，略似景德镇所制，审美所言。”实即粤人所称之河南彩或曰广彩者。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径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此种瓷品始于乾隆，盛于嘉(庆)、道(光)。今日粤中出售之饶瓷，尚有于粤垣加彩者，因其杂用西洋彩料，与饶窑五彩稍异，间有画笔极工，彩亦绚烂夺目，与雍(正)、乾(隆)粉彩类似者，阳江窑早已消灭，亦未闻能制彩瓷也。
由于早期广彩属于外销瓷，基本是定制外销海外，留存国内极少，因此，大部分观众就习惯把清后期形成织金重彩、金碧辉煌的风格，认为就是广彩一贯的风格，没有广彩精品。事实上，广彩创烧开始，就具备瓷器精品的特质，纹章广彩瓷多取材于景德镇白瓷胎，融合中西画法，笔工精湛，颜色高雅，独具中外地方特色，是一种糅合了中国制瓷工艺和西方装饰艺术的特色艺术品，纹章瓷就是最好的例证。“已故广彩工艺大师赵国垣先生亦认为，初期的广彩多以单件的欣赏品为主，彩绘精工，技术高超，画面由艺人随意创作，或仿照西洋画，或来样加彩”。[14]
(三)美丽的错误
根据欧洲纹章术使用规则，纹章就像是图像化的族谱，能够体现持有人的性别、婚姻、先辈、子嗣、爵位和授勋情况。纹章中所采用的图记或寓意物，也常常体现持有人的自身喜好及经历。所以说，每一件纹章瓷就是一个纹章定制者的身份印记。同时，由于纹章瓷订购者的身份随着贸易开展阶段和社会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在英国，18世纪初期，订购者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或本身与东印度公司相关的人员；从1730年开始，来自欧洲本土的贵族和绅士参与定制；到了18世纪末，各行业的成功人士、机构社团和公司也加入纹章瓷订购的行列。所以说，中国纹章瓷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欧洲贵族发展史，“通过纹章瓷可以识别特定的人和他们的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婚姻、祖先和后代的情况。从这个角度而言，纹章瓷已不仅仅是贸易商品或艺术品，其中更镌刻着欧洲贵族的辉煌历史”[15]。
例如，瑞典贵族弗雷德里克·盖伦伯格(FredrikGyllenborg)定制错版纹章清乾隆蓝彩描金花口盘也隐藏着弗雷德里克·盖伦伯格的辉煌时刻。这件纹章瓷器皿盾牌为蓝底上饰堡垒、飞马纹，披幔四周以乌云环绕，上方置瑞典准男爵冠冕，这说明盖伦伯格定制纹章瓷时为准男爵，此后才晋升为伯爵。弗雷德里克·盖伦伯格曾担任瑞典国家矿业委员会主席，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二个特许状时期(1746—1766年)的主要签署者和参与者。这一时期，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盛极一时，与其相关的不少参与者均在中国定制了纹章瓷。
英国多布里(Dobree)家族定制错版纹章清乾隆广彩八角花口盘就镌刻着多布里家族的历史。据大卫·霍华德(DavidSanctuary Howard)考证，“这件瓷器来自同一支系的根西岛多布里家族更早前，大约1750年的订单，上方的纹章的产生是因1748年8月托马斯·多布里(ThomasDobree)与凯瑟琳·黛·哈佛兰(CatherinedeHavilland)结婚。”[16]多布里家族支系庞大，多个表亲间均有联姻并订购纹章瓷以示纪念。
广彩纹章是纹章瓷区别于一般中国外销瓷的最主要元素，错版纹章瓷和正版纹章瓷一样，也存储大量的印记信息，可惜由于出现遗憾的错误，所以，称得上是美丽的错误。
广彩纹章瓷，是中国清朝外销瓷器珍品，外销错版广彩纹章瓷更是稀缺藏品。通过对外销错版广彩纹章瓷成因的探析，其背后反映的是个性化定制广彩瓷器的艰难历程。更进一步地说，是体现了广彩贸易、中西贸易、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艰辛和中外双方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注释：
[1] 程存洁：《中瑞陶瓷贸易遗珍》，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2] 《CHINASE ARMORIAL PORCELAIN Volume11》, DavidSanctuary Howard HEIR-LOOM&HOWARD LIMITED第353页。
[3] 《CHINASE ARMORIAL PORCELAIN Volume》DavidSanctuary Howar HEIR-LOOM &HOWARDLIMITED，第353页。
[4] 《CHINASE ARMORIALPORCELAIN Volume》DavidSanctuary Howard HEIR-LOOM &HOWARDLIMITED，第491页。
[5] 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5页。
[6] 广州博物馆：《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7] 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1页。
[8] 《CHINASE ARMORIALPORCELAIN Volume》, DavidSanctuaryHowardHEIR-LOOM &HOWARDLIMITED，第353页。
[9] 《CHINASE ARMORIALPORCELAIN Volume》, DavidSanctuaryHowardHEIR-LOOM &HOWARDLIMITED，第353页。
[10] 广州市文物总店：《广彩研究与鉴赏》，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1]、[12]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5页。
[13] 广州博物馆：《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4] 广州市文物总店：《广彩研究与鉴赏》，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15] 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7页。
[16] 《CHINASE ARMORIAL PORCELAIN Volume》, DavidSanctuary Howard HEIR-LOOM&HOWARD LIMITED，第353页。
(李民涌：广州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