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训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在华夏民族生活的这片中华大地上，孕育出的中华文明，所走的生发路向与西方文化的产生截然不同。中华文化的起源一开始就不存在神赐的所谓伊甸园，而是在混沌的现实中通过探索和创造性实践得来。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和感悟人生是法天则地而后获取人间正道：自从盘古开天地，那些轻而清的东西，缓慢上升变成了天；那些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人类要生活在天地之间，就必须法天法地、法自然，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开动脑筋，问天问地问虚灵掌握决定人类命运的生存智慧。这是华夏始祖生存环境所迫，也是中华源头文化生发的物质条件。因为在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中，我们的祖先要活下来，就得自己动手钻木取火、依靠自己构筑巢穴、需要自己织网捕鱼，也必须通过自己制作耒耜刀耕火种、需要依赖自己的智慧去解决生存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更需要将先辈积累下的人生经验通过氏族家庭的教育训导一代代传承下去。“天地变化，圣人效之。”[11] 于是，神话传说与实践探索相得益彰，中国先民在以自己的双手和勤学善思化解各种生存与发展矛盾的同时，还从本源出处的角度，给人类赖以生存的万物世界赋予了人性化存在的意义：盘古这个创造生存环境的人类始祖，担心天地分开后还可能会合在一起而头顶着天、脚蹬着地，最后累得倒下后，以他的身体发肤和气息声音等化生出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与春夏秋冬，神圣而自然地开启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考察中华文化生发的源头和起点，分明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不乏智慧贤哲，但从来没有创造和决定一切的万能之神，甚至没有神灵的创造，有的是天地人神的心志感应与默契，反映在人们的精神和认识领域，中国人的所有文化和精神成果都是人类世代实践探索的智慧积淀与道德体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先哲在考察和思考人与外在事物的关系、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2]。道家学派张陵注疏《道德经》时，解释了老子为何将思想认识的源头概念界定为“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家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人所效法的“自然者，与道同号异体。令更相法，皆共法道也，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况人可不敬道乎！”[13] 而且，中国的先哲们在探讨天人互动关系时，没有站在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家国社稷等相依互生关系的对立面，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征服和左右人类社会的革命手段或对抗途径来把握人的本质，而是坚持“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4]，逐渐形成了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何以和谐相处的“天人之学”。这是中华文化的启发基点，不承认这一基点，就无法接近真正的中华文化。不承认这一基点，就无法用中国智慧正确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可能在启发心智以教育后代、调适物我关系以安顿人类的灵魂等终极问题上迷失方向。

在认识世界和把握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精神探索过程中，中国古代先哲还智慧地创立了偶对平衡的辩证思维方法。以“天地万物之理，无独有对”的对立统一原则，坚持全面客观地考察一切现实问题，而不是片面独断地审视自己周围的世界。老子提出以“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偶对理念，通过《易传·系辞》所提倡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逻辑推延，普遍而深刻地成为中国古代先民认识世界，把握人生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古代先哲采取“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15]。然而，“道心惟微”，要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知微才能见著，就周遭世界万象而言，在人微者，在天则显，故圣人知天以尽性；在天微者，往往在人则显，故君子知性以知天。要其显者，在天则因于变合，在人则因于情才。“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6] 通过掌握太阳变化的周期、月亮变化的周期和北斗星变化的周期，来推延认识其他星宿变化的周期；掌握天地变化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掌握气候变化与万物生长的关系、掌握了气候变化与飞鸟走兽的迁徙运动关系，“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以道论尽”[17]。中国古代先哲分明掌握了通过天之显以征人之微的认知法门，坚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的认识理路，以存养省察的真功夫，见微知著，成功地实现了洞见世界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诚然之实。“中国古老哲学体现在《易》图之中，它以阴阳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19] 采用取象比对和触类旁通的方法论，坚持尚象制器的创造精神，伴以道器并重和力命同源的思想方法，中国智慧便由此生发开来。

基于偶对平衡理念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中国古代先哲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把握人生创建起了“和合”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大同社会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历来被以家训为主的家庭教育所看重。最早的史书性质著作《尚书》，记述大禹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治水英雄和最早的水利学家，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政权创建者，自然也是华夏民族大家庭的好家长。他临危受命，治水除患，协和万邦，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谐安定的奴隶制统一国家政权，功比天高，大禹也被千古传颂。其时的万邦，就是别姓氏族，是人口多少不等的大家庭。协和万邦，便是和合家庭、和谐氏族与家族。中国古代信史《史记》，记述“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20] 虽然，古代王者巡狩，实际为防止诸侯自专一国，威福由己，担心各诸侯君王拥遏皇帝敕命，使朝廷的恩泽不能下流惠及民众百姓，所以帝王巡行问人疾苦，以整齐制度，和谐万邦。实际上，《史记》讲述周穆王西巡以和合万邦的历史故事，发生地点大约止于今天甘肃东部径川县的回山。这一古老的事件，如果从文化建构的角度看，反映了周穆王与西戎部落重归于好，并非缘于周朝初年多次西征讨伐西戎，而是周穆王与西戎女酋长以礼相见、守职有度，最终使西部冲突动荡的氏族部落和众多家庭得以安定下来，也促进了其时各氏族部落得以友好往来，故而被传为历史佳话。不仅如此，据《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西巡以和睦天下，走的路途更长（直至昆仑山）、涉及的氏族部落更多、获得拥护实现安定团结的范围更广：相传周朝的第五代皇帝周穆王，在其执政期间由造父驾八骏到昆仑山地区会见西王母，虽然故事有明显的神话传说色彩，但是，通过《史记》和《山海经》《竹书记年》等元典文献佐证，以及后世的文字记述，不仅符合史前的民族迁移实际，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历史的真实脉络。周穆王西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联络远方的氏族部落，通过与周边的西戎、俨犹等氏族首领会面与和谈，实现与周围邻居的和睦相处，这便是自古以来和睦邻里最有效的明证。由于西地特别是渭河上游一带，其时生活的都是后稷的后代，出于同祖同宗的血缘关系，都有和睦相处的意愿，因而周穆王一路上很受拥戴和欢迎，成功地开启了西部各民族和睦相处、合舟共济的和谐发展局面，也实现了和合族众、敦睦人伦的家训目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周穆王是以实际行动向世人传递出追求和崇尚和谐的人文价值观念，不仅促进了不同部族的融合团结，为中国大一统的疆域版图和治国方略提供了雏形，也为中华各民族的统一团结打下了源头性基础，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千年家国同构、主权统一与各部族融合共存共荣的历史进程。

与大一统主权和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演进路向不同，中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奇迹般地走出了一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共生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阐发华夏民族集体智慧的中国先哲孔子，在对待文化传承方面积极倡导“和而不同”，不强求各种文化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的相同与一致，而是承认和张扬各种文化各自具有的不同特色。这一科学原则和明智的主张，到今天为止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只要坚持“和为贵”的原则，采取宽容的态度，坚持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不仅能够传承和保护已有的文化精髓，启迪和激发国人在文化领域万众创新，而且能够保护和发展当今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传统，从而避免世界文化的单一性和趋同化，保持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与此相适应，作为中华文化主要源头的儒、释、道三教，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是在竞长争高而又互相涵化；即使在三教各自内部，也一样是派别林立，历经百家争鸣、霞蔚云蒸，通过多维互动、激励勃发，最终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并不是一味地从大处着眼。相反，“道心惟微”的认知功夫，往往体现在见微知著方面。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动静参于天地以明事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先哲力图“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21] 如果说“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自然观为中国人提供了“道法自然”的生存法则，那么，出于敬天尊地的敬畏思想而在家庭乃至在国家中以“孝”[22] 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自然推延出来的人伦差序原则。因为“敬天”与“尊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本根性的理念。“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按照“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尊天敬祖观念，便是出自人们所尊的天既是神主、又是先祖这一认识。故而由尊天敬祖理念，推延产生了广泛流布于万千家庭的“孝”这样一个重要而根本性的齐家教子和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规范，既明确了家庭和家族血缘关系的延续承继，也礼之以序而规定了尊卑上下和男女长幼关系。

齐家有方的中国古代先哲，坚持“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23] 胸怀“内圣而外王”的抱负来担当治理天下大任，非常注意修身自重、注重教育和培养子女、注重家风门风建设，非常自觉而自为地走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间大道，努力向着大同世界的理想国奋勇前行。也正是基于家国一体的政治构造，中国人非常一致地认同并努力践行《礼记》所设计的社会发展目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4] 两千多年前周礼初创的大同世界目标，所蕴含的人类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大同理想，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当今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境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真正的解决。因此，社会是人与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25] 同《礼记》所设想的大同世界一样，实现了人与人、人与天地、人与自然万物、人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包括家训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涵养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意义十分重大。

二 法天则地的生存智慧

一切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无不受制于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更是体现在其围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立意和运思的生存智慧当中。它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在思考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时，通过“天人合一”的思想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三者浑然一体，为人们取法天地之道来修身成人、成圣创立了极具本原性质的精神根基。“天人同文，地人同理。”[26] 如果按照这一精神根基推延开去，便能得出从天文而人文、由天道而人道的法天则地原则。一方面，中国先民认为人与天本来就不是主体与对象的物我对应关系，而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从属关系。“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醔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醔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27] 在中国先民眼里，天、地、人三材同出于五行之气，而且天还是道德观念和仁义等人类价值原则的本源，所以人心必然具有遵从天道原则即遵从自然法则而践行仁义之良能。因为“人之本于天”，所以，“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28] 另一方面，人虽然生于天地间，但人毕竟自有其人道原则，需要以人为本建立起社会礼制。而且人为天地所化生，人之守德，天性使然。所以，《礼记》强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所谓率性，便是循天理而为。人能够遵守道德规范，是其天命本然的秉性，“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9]“这种人生智慧的真谛，是使人们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够顺世”，[30] 儒、释、道三教交融会通的结果，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极具弹性的安身立命基础，让人在得意入仕时，依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在其失意遁隐时，能够踞道家“穷则独善其身”；即使有人身陷穷途末路而绝望出世时，也完全可以皈依佛家潜心修身。如此进退相济，刚柔并用，给每个人从终极意义上提供了安顿自己灵魂的中国方案，确保中国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够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而不至于迷失人生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虽然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我国早期人类祖先的活动，但具有文字记载且相对系统完备的文化体系，却仅仅成型于二千五百多年前，展现为三皇五帝以来的圣哲治世智慧特别是先秦诸子的争鸣著述当中。其中，位居群经之首的《周易》，[31] 便是中国古代先哲思考和把握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经典，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源头意义的朴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我国古代先民独有的人生智慧，表征着我国古代先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诚如孔子所言：虽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但是，“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32]可见，与以古希腊哲学家为代表而建立的西方思想，以及所开启的认识和改造自然、面向自然探寻人怎样在与自然的交互活动中获得自由和价值的运思理路不同，中国古代先哲在思考和探索人生问题时，首先关注人的现实世界，面向人类自身，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思考和探索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一家之言”而参与当时诸多的社会文化思想交融会通，最终生发为中国人独有的生存智慧。同“四书五经”等元典著作一样，《周易》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部“设教之书”，是因为“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33]《周易》的功用不仅在于借“神示”开物成务、以“形”“象”明天下之道，使人明物理、成就事业，而且，在于穷通内外往来之变，明昭善恶是非，“兴神物”以“前民用”，调教民人利用出入（见图2—2）。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当中，《周易》历来被看作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论根源，被誉为“大道之源”。与西方学统普遍推广和采用的，利用概念界定和通过逻辑推理的认知和思维方法不同，以《周易》的创立者为代表的中国先哲所展现的思想进路，是利用“观物取象”的形象思维方法，甚至仅仅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与变化，计算推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与结果，“形”“象”地展现世间万物的本质联系，象征性地揭示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周易》所思考和关注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以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超然地对事物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对决定和影响人类命运的客观现象进行预判，以“神示”的形式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逢凶化吉、从善如流。《周易》道统相信阴阳对应、刚柔相济，启迪人类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时光荏苒，经过“世历三古、人更三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万世师表孔子在伏羲创立先天八卦、周文王推演后天六十四卦的基础上，见当时之人或惑于吉凶祸福，或困于卜筮之士穿凿附会，故而演易系辞，明义理而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不论是孔子作《易传》，还是其后“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34] 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本质上还是继承和推演伏羲初创八卦之智慧义理，兼三才而两之，直面人生，反观历史，始终立足于调节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万物的相互关系来思考和把握人生问题。“夫《六经》皆学也，皆道也，何独《春秋》哉！夫子晚年删述《六经》，以宪万世，皆圣志之所存也。”[35] 孔子晚年结束游学，返回鲁国，专心整理其时社会上流传的图书典籍，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框架，也奠定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脉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赞孔子其人，足见其对孔子删定三坟、五典之书、确立仁义礼智道德思想、立教万世师表的敬仰和尊崇，“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36] 自此以降，儒家者流“游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37] 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化一道，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在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覆、遇衰而复振，根脉传承至今，并能够获得发展壮大，与对包括易道精神在内的传统人生智慧的把握并做到了与时俱进息息相关。所以，《周易》等元典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不仅为中国精英文化提供了活水源头，而且对以家训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以人为本的人学道统思想

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中心看待一切，是中华传统文化始终围绕人而展开运思的哲学核心与思想基础，也是有着敏妙思维和自然辨析能力的中国人，所独有的感悟人生和圆融通达思辨方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在中华文化领域，表现为一切思想和灵感均以人为中心来展开，始终围绕人来做文章。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38]

可见，中国先民们在探索和思考人的本质时，总是以万物为我所用的地球村主人公气概，自然而习惯于通过观乎天文比类人事，采用取譬设喻揭示生活现实的直觉感悟，通过观察周遭世界和把握自然变化规律来揭示人的本质与人生运道。

在现实生活领域，中国人惯常地持守凡事以人为主、以人为贵、以人为重。中国先民们直觉而不失理性地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9] 这一认识，不仅使人明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的根本原因，而且能够指导人们在生活中自觉做到“夫妇、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如此而极人道，虽然无为无形，但在中国先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中，要做到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内以修身、外以理人的成人目标。因为理人和修身都有赖于人们自觉遵守一定社会中要求人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所以君臣有道则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更相亲爱，为人有道即和同，无道即背离；有道者虽疏远而必和同，无道者虽亲近而必背离，道周流万物，故无不宜也。

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与社会治理领域，中国人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不仅在于体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差等秩序，而且这一有道精神反映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与社会治理等公共活动领域，则是仁政思想和德政制度的确立，表现为如何看待统治者皇帝与人民大众、国家社稷的地位与关系问题。对此，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孟子认为国家本来就是以民为本的社会存在集合体，社稷自然也是为民而立，国君的尊严与功德系于国家或社稷的存亡，因而孰轻孰重自当清楚。这一进步民本理念，在皇权至上和家国天下思想充斥着人们的头脑的古代封建社会，自然不是哗众取宠和凭空臆断，而是有着深厚的以人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基础。

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在家庭或家族领域，毋庸置疑得到了最为彻底而实实在在的体现，其中为子孙儿女计从长远所做的家训，则更加突出地反映着这一重要思想。因为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以夫妻、亲子女等血缘关系为纽带和基础构建而成的最小社会生活共同体。而且，家庭并不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就组建起来的，相反，作为人类文明程度的象征，家庭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40] 其时，“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41]。原始人群处杂婚，不媒不聘，人类没有完全从动物界分化出来，还没有家庭。历史上出现的小家庭基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父家长制的建立，一般是指夫妻及其双亲和子女二、三代人共同组成的数口之家。大家庭一股则指从兄弟、再从兄弟共财合爨的三四代以上同居的家族，它实际上是以小家庭为基础的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所组成，这些子孙事实上虽然已经分居异财而成了许多小家庭，但是还能世代相聚生活在一起，并遵照既定的家族长幼伦序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自组织社会共同体。显然，在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中，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成分，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世间有三材，天地间人为贵；众人千千万，唯有家人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42] 周易序卦开篇之言，从大处着眼，由远及近、由外及里，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始终围绕人特别是家人包裹而来，充分体现了对家人以及由家人而产生的各种家庭和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视。

因此，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元典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起源精神方面，始终着眼于以人为中心预设起点和逻辑推延人学“易之道”。周易系辞下篇对《周易》的内容和兴盛成书历史这样描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43]《周易》的创作目的，表面上看，似乎在于形象化地掌握和反映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世界“易之道”；其实，根本目标在于以人为中心而探寻人学道统思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44]与此相一致，《周易·序卦》在揭示万物之源时，将目光直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45] 与中国人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由内而外、推物及理的运思理路相一致，《周易》思考和探索人生的智慧，虽然开篇从天地万物讲起，从阴阳化生推延开来，但无不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46]。譬如，老子通过考察“象、物、精、信”等浑然天成的宇宙万物的本体，非常智慧地提出了“先天地生”的“道”，此“道，可道，非常道”。[47] 老子所谓道，乃变动不定，周流不已，既不存在永久不变之道，也没有永久不变之名。人们以此道心处世，则无常心，而应当“以百姓之心为心”，从而指导人们冷静而睿智地把握宇宙人生的本质与规律。可见，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元典，其成书最重要的旨归，分明在于从立言者自己的身边着眼，从人性本位逐渐向外推延开去，兼三才而两之，分析天地化生而来的一个个男女，如何成功而长久地生活于天地之间，中华文化的意趣焦点和思想中心无不在于关注人道，由家及国推延思考人生智慧。所以，在官方正式的学校教育相对贫乏的古代社会，众多先民们自觉地选择了制作家训，在家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一个明于人道的君子，帮助其成长为能够被大众接纳的社会人。与此相适应，中华传统文化教以成人的精神核心，主要集中在儒家构建起的如何通过提高个人修为和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仁学体系当中，以家训为标志的家庭教育，更是秉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为人之学”，致力于唤醒和找回每个人内心的道德良知良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道德人格内外兼修的育民新人之路。

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典，通过挖掘和提炼人类源头精神内涵，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人生奋斗历程中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而创造的文化成果，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标签，也成为文化传承和培育新人的人学道统思想。通俗地讲，这一培育新人的道就是人们常说的道理，学就是常人理解的学问。凡事有道理，有人格物致知便可以有学问。然而，成功致学的关键问题是，不能者待学而能，不知者待学而知，诚如此才能称得上道学相通。如果在史前早期的鸿蒙之世，人们茹毛饮血，尚未形成关于人我存在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其时甚至尚无道理可言，则很难有学问之名与问学之功。自伏羲画八卦开始，人类才有了刻画记事的文字符号，才能探究天地之精微，洞察人事之变化，自那时起学问渐兴，文化得以积淀传承。诗经有言：“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相传“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48]。据此史料所载，上古时期如此贤能有名的帝王圣哲，纵然天资聪颖，但囿于人生的道理无穷，尚不敢狂妄自足，必须借助于师长的讲授排解，因而才成就了中国传统道学的师承渊源，也开启了文化传承的人文生活，启迪后来者“勤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此明于自然之道而切要人文伦常。孟子在注疏天道四条时，认为道在天地表现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天道；道在人间则关涉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人道。[49] 对于《周易》所言一阴一阳变幻化生规律，反映在人类进化发展与文明演化结果当中，则表现为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人类进化发展成就与智慧。可见，周“易之道”，重在阐发缘于天道以有人物的人学道统思想，正如《大戴礼记》所言，“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侧重于讲人物分于天道，《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指的是日用事为，均由天命之人性决定，无非本于天道一理。而由此延展出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等社会交往与相互关系，是人生当行之天下达道，内修和参悟人生之道便是新民教育的当然通途，也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倾心关注和始终思考的核心所在。

《周易》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元典文化，在思考和探索人生问题时，主要围绕家庭人伦关系而展开。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均源自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受人的社会性本质特征所决定，人类文明在揭示人生规律时，如果抛开无差别的单个人所共同具有的生物属性，西方哲学主张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将人当作生产力（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工具要素，坚持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0] 中国哲学在揭示人生规律时，则着眼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从家庭人伦关系，从人与人、人与家庭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视角来揭示人的本质，殊途同归，与西方文明同时走出了一条通过人所生活和存续的各种社会生活关系来正确把握人之本质的认识理路。例如，《周易》开篇在思考和探索人生问题时，分明指向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加以阐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51] 与《圣经》言说的亚当与夏娃因男女关系被逐出天堂这一乐园受尽苦罪之说相反，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不仅关注人生，肯定男女交欢的物质生存实际，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人间秩序，成为男女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等伦序的由来。同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实际相一致，在中国上古时代早期，“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52]。随着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趋稳定和发展，家庭对于农业经济特别是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社会祥和稳定的维护作用，以及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功能日益突出，家国一体、家和万事兴、家固国宁的认识理念自然也不断深入人心。所以，夫妇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父权制社会后，由生物属性的男女关系转向具有社会意义的夫妻关系，不仅仅宣告了家庭的产生及其成员身份的既定，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确立起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及其他家人的社会伦理与生活实践关系。《周易》的肇始者明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3]的阴阳偶对平衡规律，从最普遍的男女夫妇关系推延及于确立家庭、家族尊卑长幼乃至一国之内君臣上下的社会关系后，“礼义有所措”的必然结果便表现为以制度文化的方式，确立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序关系。在上古这个不断吞并、毁灭、重组、融合千万氏族、部落和古城多国的年代，社会日益扩大、地域日益开拓、人口日益众多、结构日益复杂、统治秩序日益需要系统化和体制化的暴力权威来维系。这种暴力权威的统治秩序和体系，也就是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54] ……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得到了秩序的规范和规范的秩序。“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夫八卦之变，象感在人。文王因性情之宜，为之节文。”[55] 正如人类进化的历史轨迹，从最初的男女自然关系，到建立家庭夫妇关系，从母系氏族文化，到父权制家庭文明，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以及人类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首先需要调节包括多子女大家庭（家族）中存在的各种人伦关系。因此，一方面需要纵向伦理的孝道，另一方面需要调整横向伦理的友悌，只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横交错、各由所序，才有可能做到家道兴盛、万事顺达。

与《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化著作相一致，在文化和教育事业均十分欠缺的中国古代，即便是天朝官府设立的庠序学校，主要任务也在于教以人伦：“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56]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文化和教育事业更加缺乏。但是，教会每一个人基本的生存知识和训育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德性人格，确保其能顺利融入大众，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留给以家训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教育的重大任务。受官学“明人伦”教育思想的影响，某一特定时代的家训及其文化中，关于教什么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关于怎么教的问题，《周易》给出的具有肇始意义的推延理路，照样是从明确和调节家庭人伦关系着眼，从推延超出家庭的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和规范设计方案的。因为古代中国的家是小小国，国拥千万家，“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57]。超出家庭之外，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身修则家齐；父子亲推延及于君臣上下则生敬，君臣敬则朝廷正而国治，朝廷正国家治则王化成。所以《礼记·中庸》篇对教化育民的途径以及教育的功用提出了比较经典的论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8] 因为人作为天地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之精灵，如果能够各循其性这个人之自然禀赋行事，则其日用事物和言行身动，莫不各有当行之路、当遵之序、当行之道。可是，对不同的人而言，往往性道虽同，而气禀天赋或有差异，故不能克服过犹不及之差。正因如此，则有聪明睿智者担当使命而出，著书立说并致力于教民修道，按照不同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诱导，并以之为法于天下之通行法则，一如礼、乐、刑、政对中国先民的教化范导，设私塾建学馆立杏坛，主要面向自己的后辈子孙而施教于家。因此，产生于一家之内的治家教子家训、奉行于一家一族的家法族规，以及通行于一国家帮的训俗新民礼制，无一例外均天然地遵循和一以贯之地围绕人伦关系，施教于家而成教于国，这是古代数千年家训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生活样法。

四 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

对文化最直观的表述，一方面文是知识的结构性积累；另一方面，化则是教化育人。从文化的产生和起源来看，文化在汉语语境当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从文化的实践意义讲，文化的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也就是讲文化是针对和讨论人类的专属语。从文化的语词结构分析，“文”的基础和工具是“人文教化”，包括语言或文字；“化”则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从词性角度分析，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亦即在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和行为规范；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实现这些共同规范和心理倾向产生、积累、传承，以及得到受教者自觉认同的过程和手段。显然，文化或“以文化人”是一个实践过程，培育新人的文化价值就在这个进程中并通过教育者授受双方的互动得以实现。“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而成。”[59] 在中国元典文化理念当中，“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60] 教以化民，既是王者和圣哲的使命，也是施教者的赫赫荣光！当然，教以化民包括着家庭、家族内部尊长辈的家训教导与熏化（如图2—3）。

文化的现实性，表现为一定社会以文化人的生活样法。一般而言，文化不是实现，而是精神象征，文化现象最终以物理世界的形式存在来呈现文明。作为结果，以文化人便是通过学以成人和教以成人的化民成俗功夫反映这一文化存在的。同样，立意治家教子和整齐门内的家训，也是以流行于日常的家训教戒活动来表现成人的过程和结果的。在中国人的认识当中，人乃“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61] 而且，将没有很好地接受教育或缺少良好教育的人嗤以“少教”之徒，为共同规范所不容，也为社会所排斥而不入流。所以，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62] 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在此利用诗、书、礼、乐、易和春秋之教的有无，具体化为人之外在表现与内在德性。不仅如此，荀子提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63]。在荀子看来，除了教书育人外，当老师的人还可以通过施教这一中介参与国家的治理，如果一个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能则必为乱，才思敏锐则必为怪，能言善辩则必为诞。说明人有师可效法，实在是人之大宝也；无师可效法，乃人之大殃也。所以《诗经》有言：“尔之教矣，欲民斯效。”[64]《论语》讲：“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65] 以文化人，欲民效法。作为缺乏教育培植的极端，如果组织不教之民参加战争，则必有败亡之祸，结果是置其民于死地也。

现代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理论认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利用、改造外在自然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能力和内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性成果，既反映在人的自然面貌、身体形态、实践功能的不断进步与提升上，也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包括生理与心理素质、生活技艺与道德修养，以及言行自律与规范律人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上。凡是超越人之动物本能特性，通过人类自身有意识地主动作用于自然和社会，从而发现并积累传承下来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经验结果，都属于文化范畴。由此可见，“自然的人化”更多是人文教化。因为文化是学习和探索得来的，并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而且，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这正是文化塑造人的功用所在，人一出生，就处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必须直面该时该地文化状况，完全受该时该地文化的熏陶，该文化氛围中普遍流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家庭（家族）伦理观、特定自然环境的区域生活方式、既有的抑或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等言行规范和价值选择，一刻也不会缺失且一以贯之地向人们植入和渗透，也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精神面貌。作为时代的宠儿，立意放眼四海而立身、立言、立德的贤哲，也无一例外必然要受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制约，但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寻求自身解放而施教于家、成教于国的先贤大德的不懈努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家训文化的繁盛提供了传承动力。

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元典文化，其内在而强烈的以文化人价值追求，通过修身齐家思想为家训及其文化积淀确立了教育目标。一般来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当中，“修身”所关注的是个体品德修养，“齐家”则重在和合家庭（家族）成员关系。个人修养的提高，不仅仅为了提升自我道德存在价值、强化个人参与家庭、家族事务乃至治国平天下等社会公共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协调个体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家族、村落社区、邦国社稷之间的生存发展与竞争协作关系；整齐门内，则主要表现为通过确定家庭（家族）成员身份、地位和作用，划分管理权、话语权、财产处分权、行为处罚权等影响力，明确和维护一家一族之内各成员相互间的伦序关系，实现家庭（家族）乃至整个邦国社会各成员、各单位、各组织、各层级力量的秩然和谐，为天下社稷的整体和平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为齐家治国提供最基本、深层次的条件保障。这是中国家训文化最主要的精神内涵。

伏羲为什么要作易画八卦，他画的八卦到底有什么用处？深读细品《周易》，除了其致力于通过用心创造的图画和形象来发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世间大道外，透过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伏羲“见教之可以化民也”的责任担当。所以，其作易的目的其实在于垂教民众，意在通过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来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氏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66] 可见，从以文化人或广义的文化教育理念角度讲，《周易》所设计的卦爻与系辞，乃至全书所有内容无不在谈以文化民，无不致力于教人认识人类自己，做人当行之事，教人修身成人、成王、成圣、成君子。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完成以文化人来培育新人这一根本任务时，不像西方文明那样立足于培养人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知识和技能德性，而是注重挖掘和涵养人之原本就具有的天命之伦理德性，主张将人放置于既定的家庭（家族）和乡民群落等社会差序伦理关系中，通过培养符合特定社会身份认同要求和角色定位标准的社会化道德存在。

首先，《周易》明确提出了家训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家庭特别是中国古代家庭，集生产、生活、教育、娱乐于一体，更何况在公共教育极端贫乏的社会条件下，以文化人和教以成人的任务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家庭教育的肩上。为此，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文化样态，甚至是古代先民们终其一生用以认识世界和走向社会的唯一社会化途径，显现出无比重要的意义。《周易》全书所列六十四卦中，第一卦以“乾为天，乾上乾下之乾、元、享、利、贞”等卦象，以神示的口吻，直观而深刻地告诫人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教育训导“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之所以将人称为君子[67]，本乎其乃天地阴阳大道化生而来，故而贵为君子。“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子终日乾乾，与时偕极，始终致力于进德修业，学以成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68] 让世人明了成人的目标，教戒人们恪守进德修业本分，伏羲等先哲通过演绎卦象来教化民众的良苦用心，溢于言表，充分彰显出教化新民的普世情怀。第二卦以“坤为地，坤上坤下之坤、元、亨”等卦象，将目光由天界转向地势，由神灵预告转向人间正道，告诫人们：“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进德修业，以立其身，观乎天象而明于人间坤元之道。“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天地万物流变的表象显示，践行坤元之道，关键在于顺承天道。但是，要看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在乎顺，承天而时行。反之，逆天害道，或存有小大失节之虞，则必有祸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之谓也。这是所有君子安身立命的前提，也是家训教戒所应当重视的，“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如此明白无误的系辞卦象，还有什么理由否认以家训为代表的家庭教育的重大意义呢？正因如此，“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69]。在社会诸多的组织结构中，家庭组织是根本结构；在家庭的诸多关系中，夫妇关系是根本结构。所以，修身者从自己身修开始，齐家者自正夫妇关系开始。“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70] 古今一理，一家之内的夫妇男女关系就像自然界的天地阴阳关系，明于地道、妻道和臣道，通过教育和洽以正家庭夫妇男女长幼关系，意义非常重大。君子进德修业和学以成人的原因，与其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要求，毋宁说是美满人生和幸福家庭的基本保障。

其次，深刻阐发居家早教的启蒙思想。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元典著述，详细论述了教育启蒙思想。《周易》蒙卦告诉我们，人生来蒙昧。所以，教育诱导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先民们的共识，也是《周易》蒙卦揭示启蒙教育之所以必要的具体体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71]万物始生，往往处于蒙昧状态，特别是人非生而知之，所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通过启蒙教育，培养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周易》将蒙卦放在讼、师、履等卦之前，表明启蒙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生存之开端，开启人之心智要比关涉饮食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更为重要。

那么，如何启蒙幼小的个体呢？蒙卦的卦象显示，“坎下艮上”，寓意山下出泉。然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山下有涓涓细流，却往往看不到出水之源，因为泉眼被大山所遮挡和蒙蔽。这和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教导训育幼小孩童的道理一样，身在其中而不能提炼参悟家训教戒的真实面目。按照《周易》蒙卦所揭示出的路径，一方面，人生来具有走出蒙昧的主观意愿，并能够自觉发动启蒙以摆脱幼稚状态，“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72]。这一天然灵性，赋予蒙昧状态中的人以灵性，让人具有走出蒙昧状态的潜能，使人内在地具备启蒙的自觉。另一方面，为人类获得认识提出了启蒙之道。虽然水有往下流、泉源有蓬勃而出之内生能量，但是高山之下有险阻，使得泉源遇险彷徨不前，昏蒙不知所措，犹如人之蒙稚情状。程颐在其《程氏易传》注释蒙卦时，形象地指明了这一启蒙之道：“山下出泉，出而遇险，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适也。君子观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观其出而未能通行，则以果决其所行；观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则以养育其明德也。”家庭教育特别是家训启蒙作为育人的初始阶段，其功用和意义在于“利用刑（型）人”，所谓“发蒙”者，君子以果行育德，犹如疏浚探源向山而行，涉险开渠导引泉源。所以，“蒙以养正，圣功也”。养正于蒙，教和学之至善也，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可以成圣人之功。然而，“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蒙蔽虽然严重，但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加以启发诱导，适当迎合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也。如果不待其欲达而勉强启发，往往一发而不达，以至于再三发动，虽然终究会有好结果，但非其正心而已。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将内患其蔽，即我而求达，我何为求之？夫患蔽不深，则求达不力；求达不力，则正心不胜；正心不胜，则我虽告之，彼无自入焉。故初筮告者，因其欲达而一发之也。……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此圣人之功也。”[73] 发蒙之道，利以贞正，正如诱导一个人发现自己本然所属的天道善性一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74] 蒙以养正的功夫，在于施教家长或先生顺乎稚蒙者本然固有之灵性扩充发育的结果。数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性，即便是在教育很不发达的民间社会，虽然巫术和占卜风气盛行，《周易》蒙卦所昭示的蒙以养正思想，也自然适用于家训教戒实践，中国古代千万家长教育子女，坚持用未发、既发则无用的施教原则，培育出了一代代贤能子孙（见图2—4）。

最后，倡导惠及庶民的大众教育理念。在中国古代社会，重教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圣王和君子治国自然也以条教发蒙庶民为先。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经传逐步走向民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75] 据史料记载，中国上古三代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民人百姓富起来以后，教化则成为任务，否则，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76] 此幅图景真切地描画出万世师表孔子，入卫国见人口众多，便自觉盘算着如何使国民富足，特别是考虑怎样通过教育让他们获得幸福，正如《诗经》所言“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怀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真的是难能可贵。今天，我们致力于普及大众化教育的信念，实际上在两千多年前的先圣们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虽然囿于生产技术和生存环境的制约，官府所提供的制度化大规模的普及教育颇显不足，然而，万千家长作家训立家规守家风的家训传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先民对育人要旨的深刻领会，并且在行动上自觉地以家庭德育范式实践着大众教育的普及理想。当然，惠及庶民的大众教育，还是圣人治世的基本保障。不论是遥远的上古，还是当今社会，由于大众庶民占据一国共同体人口的绝大多数，想收获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除了国力强盛和治国严苛外，首要的基础性工程当然是教化大众庶民，以求国运亨通，治世长久。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颐在其《程氏易传》中提出，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即便是圣人治世，也崇尚和强调德治而不推崇刑罚，古今一理，未尝偏废。不仅如此，程颐还对善教与德政之间的辩证关系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主张，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脱去其昏蒙之桎梏。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在中国礼大于刑和高于刑、无礼则无刑、有刑必有礼的古代社会，以善教缓释礼制膨胀导致的严刑峻法专制统治，让广大庶民百姓因为知书达理而获得自由，不失为可选上策。

五 内圣而外王的修身目标

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地方，在于家庭教育的要旨与核心更多地指向以人格塑造为内容的修身目标，家训的关键自然也是主要围绕如何教人修养身心和修养德性而展开。按照古代中国成人的逻辑，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属于修身的前置环节，虽然修身是人终其一生的目标任务，但是人在幼小阶段的修养奠基工程，更关乎方向和影响长远，而幼小时期的成长与修身任务恰恰是在家风熏染和家训教戒等家庭教育环境里完成的。因此，包括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等修身要目的习练与成就，以家训及其齐家的文化生活样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便有力地为其润身以保其后入世治国平天下做好了基本准备。关于修身与齐家这一对家训要目的关系，《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77] 后来，北齐颜之推据此所撰《颜氏家训》名实篇更是详讲：“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唐代武则天做《内训》也这样讲修身：“身不修则德不立，德不立而能化成于家者盖寡矣，而况于天下乎！”可见，修身不仅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德目，也是中华民族历来注重修养身心的精神基因，自然为历代先贤制作的家训及其文化精神所看重。

《周易》一书中所蕴含的修身思想无疑是家训文化及其训教实践的本根和源流。根据《周易》卦爻所揭示的成人理念，出于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社会现实需要，修身是齐家的基础，放大了说，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之一，还是治国的基础所在。“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脩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脩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78] 由于天下、国和家之本在身，所以说修身便成为治国平天下等诸要务之本。亲师取友，然后修身之道进；而修身之所进，莫不先由家训开始；由家训推延及于朝廷，故敬大臣；由朝廷以及其国，故子庶民、来百工；反之，由其国以及天下，故柔远人、怀诸侯。正因如此，“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79]。《礼记·大学》对于修身的逻辑推延，自古以来早已成为国人修身追求的最高级和最完美概括。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核心精神，国人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与人格修养水平，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每个人处世的基础和前提。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不以修身为本，因为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均莫不出于修身的功夫。因为中国人从出生时起，就天然地处身于家庭这样一种德育教化的家训文化环境之中，该时该地的文化氛围中普遍流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生活方式都在时刻熏陶感染着他。虽然中国古代先民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倾向，在品德培育和修身养性的认识起点上存在着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和性有善有恶等不同，但一样都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认同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修身成人，最终均能够通过家训家诫和自我修养塑造出“内圣而外王”的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

综观中华传统文化之元典，儒释道三教均十分重视并致力于践行修身理念，虽然，三家的修身之道无论从修身的目的和手段、内容和方法等方方面面看，均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和立论的基础，但是，把修身作为人格塑造、德性提升、完善修养重要途径的这一认识却是高度的一致。其一，通过个体的格致诚正等反身纳求和修身养性达致齐家、治国、平天下目标，是儒家修身的理论和实践主张，立意实现“内圣而外王”的人格修养为最高道德理想，通过“慎独”的“内圣”功夫，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道坚守，努力实现“外王”的自我完善修身目标。[80] 其二，佛教宣扬“空无寂灭”和“人生至若”的出世思想，以因果缘由和生死轮回的自然观劝导人们“看破红尘”而“皈依佛门”，接受神谕戒律而在遁世修炼中达到超然解脱。按照佛教的修身理念，人身负原罪来到这个世界，要想祸免升级，只有绝灭情欲尘缘，苦苦修炼，行善修道，才能达致“成佛”而修身圆满。其三，“无为无欲”和“返璞归真”是道家修身的实践理路，修身的理想境界是要让人重新回到蒙昧而纯真的婴儿状态，提倡通过“心斋”与“坐忘”的修养方法，主张人们坚持“无待”和“无我”的修道理念，寂灭一切主客观因素的羁绊，使内心极虚而静，让精神与万物合而为一，达到物我两忘的修道境界，让自己成为“至人”或“真人”。修养身心的功夫所至，自然收获儒家的内圣、释家的成佛、道家的虚空无己成效，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在追求人格修养的完美方面，一致聚焦人类天性至善和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都主张以谦虚谨慎的修养态度，努力塑造自己理想的道德人格。“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则行亏，谗毁行则害成；患生于忿怒，祸起于纤微；污辱难湔洒，败失不复追。不深念远虑，后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谩诞者，趋祸之路也；毁于人者，困穷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节嗜欲，务忠信，无毁于一人，则名声尚尊，称为君子矣。诗曰：‘何其处兮，必有与也。’”[81] 文化选择是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也是自然而人为的结果。面对自己何以修养人格的问题，中国人普遍选择或接受了儒家思想，坚信“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82]。这一思想成为激励亿万民众自觉施教于家，并期望子孙后代修身成仁、成圣的望子成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