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66—1976年间的停滞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项目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只有1 本书和9 篇文章问世，其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一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压制，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 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 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 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禁区”。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崇洋媚外”和“洋奴”的同义语，不许人们对此持有任何异议，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