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深入发展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60 多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10 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笙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7、第9 两卷为晚清政治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 卷本），本来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续撰晚清史部分。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于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进行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于“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代发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14]。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文化大革命”时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

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 册1978年出版，第2、3 册1984年出版），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稿》第4册。该书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4 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此书只出了前3 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15]

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16]。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地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17]，这就多少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次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18]“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也受到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2卷（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对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䜣、慈禧太后等人的研究，对湘、淮军集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信息传递制度、公文书写制度、军事调拨制度以及战争过程等都进行了比较接近史实的研究，虽因其近代化的取向一度引起反弹，但毕竟比较全面和深入地呈现了这次鸦片战争的历史场景。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通过亲身参与史料编撰过程中的积累，辩驳了由来已久的各种误传，澄清了甲午战争的历史真相。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被认为是继台北黄彰健之后对戊戌变法研究最重大的突破。

太平天国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但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共产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四人帮”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学者们早就憋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热闹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哄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以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珍贵的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表明研究热点已发生变化。

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跟大陆学术界与台湾地区及国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 卷本《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等。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洋务运动的研究也开始“热”起来，对研究对象——洋务运动本身的评价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有着爱国的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对此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因此，在本质上，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线说，也即“三个阶梯”说，与“洋务运动热”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19]：

《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单位：篇）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 目录索引》中，无论是按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上表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政治史的论文。

首先，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的总量略呈上升趋势：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 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10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的10年，计发表135篇。

其次，各专题篇目数量变化明显。

两次鸦片战争：在三个时期均非热门，但在1984年后略多，呈上升趋势。

太平天国革命：由“文化大革命”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文化大革命”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1/4强）。

戊戌变法：热—冷—热，除“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1/9）。

义和团运动：始终未能成为热门。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文化大革命”前的第二（但只占1/5），上升为第一位（近2/5）。

帝国主义侵华：居于末位。由于有些论文已归并到各相关时期，这里主要是属于总论或按边疆地区分类的部分。但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显然“热”了一下，这与当时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政治背景有关。

1978年后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离不开以下因素：

首先是档案资料的大量开放和出版。档案是政治史研究的核心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开放对于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1978年恢复对外开放以来，深受研究者的欢迎，随即掀起了一股涌入该馆查阅档案资料的热潮，以至查档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每年7000多人次的盛况。与此同时，有关收藏机构开始大规模整理、出版历史文献档案。例如，鸦片战争时期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广东文史研究馆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总计26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太平天国资料汇编》（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法战争时期的《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日战争时期的《清末海军史料》（张侠等编，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义和团时期的《义和团史料——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辛亥革命时期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 辑、第2 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等。这些档案资料的公开出版，为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次是研究大环境的改善，自由讨论渐成风气。民国政治史是现代中国的昨天，而晚清政治史则是它的前天。1978年之前，无论是民国政治史还是晚清政治史都纳入了“革命史”的研究范式，无事不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无人不被阶级划分脸谱化，万事一律，千人一面，看不到时代的特点，看不到人物的个性，并由此形成许多不可逾越的定见。虽然毛泽东多次指出历史研究应允许“百家争鸣”，自由讨论，但实际状况并不理想，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双百”方针也不再多为口惠之辞而获得了较好的贯彻，自由讨论逐渐成了历史研究的常态。正是这种研究大环境的改善，使以史实为依据的研究得以突破许多禁区，大大改变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面貌，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清末新政等新领域的研究成了众多研究者的热门选择。

最后是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在美国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独特分支，而且成了显学，其影响力逐渐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有关研究著述不再像此前那样只是供给少数研究者“内部参考”，而是开始大量公开翻译出版，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目。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成了一时的畅销书。这些研究著述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同的叙事方式，影响了中国相当一批学人，特别是年轻学人。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如开阔眼界，启迪思想，深化研究，等等；也有负面的，如有的人不去透彻了解人家的整体思想，仅仅依据自己的需要，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把人家的好东西弄得离弦走板，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更多的则是只知生吞活剥，全盘照搬，无异于认他邦为故乡。这些都是必须引以为戒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政治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可以大略将其归结为“三多三少”，或“三弱三强”，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在中国近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中，热点也在逐渐后移，即移向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对冷寂；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减少，而对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人物乃至晚清政治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演变等的研究得到增强。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在研究中，也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来说，认为不但太平天国、义和团，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错了，弄糟了。对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如对曾国藩，说是要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污蔑不实之词，“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等等；又如对李鸿章，不赞成将其一概骂倒，因为不论是其他什么“鸿章”上台都无法避免他的命运，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时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20]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人类今天的活动将把我们自己引向何处，现代的人们也未必能确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将因这种不确定性而常新，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政治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显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