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对海陆关系的认识变迁
不管是从历史传统、文明属性还是从地理形态来看，中国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沿海国家。中国具有陆海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它面向太平洋；另一方面，它纵深至亚洲大陆腹地和印度次大陆的边界”[60]。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陆海复合的地理形态与中国封建王朝政权更替的一般模式共同造就了中国传统“重陆轻海”的地缘观念。尽管明代郑和下西洋掀起中国航海事业的高潮，但海洋并没有被完整地纳入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框架之中，这使得中国构筑起来的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具有明显的内向性和防御性特质。近代以来，欧洲国际体系在海洋战略观的深刻影响下不断东扩和外侵，以外来强力的方式逐步改造和塑造中国社会的海陆观念。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统治阶级和智识阶层在国家和权力危机中展开对海洋的再学习和再认识，其重点之一即根据“以夷制夷”的方略强化海上力量建设。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海权意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战略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精英对海洋与权力关系认知的深化得到显著提升。本书论述的海陆关系与台湾问题的发展演变，与主导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和社会主流的海陆观念紧密相联，因此有必要对观念形成演变及其发展的基础作一交代。
一 观念基础Ⅰ：地理本位
“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因素。”[61]一般而言，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会影响一个国家如何判断自身的安全形势以及如何去配置国家力量和资源来维护安全。历史上，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体系长期主导和规范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体系的领导者，中国既不是单纯的内陆国家，也不是纯粹的海洋国家。它在地理坐标上位处欧亚大陆东侧，向东是西太平洋，西面北面与欧亚大陆腹地接壤，呈现特征明显的陆海复合地理形态。按照麦金德关于“世界岛”的地理划分，中国部分领土属于“心脏地带”，大部分则与中欧的德国、南亚的印度同属接近“心脏地带”的“内新月形地区”，其外围是包括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外新月形地区”。根据斯皮克曼的地缘学说，中国则属于由水陆两便国家构成的“边缘地带”。从二者关于地理位置对国家权势影响的战略判断看，中国的地缘优势和战略价值在斯皮克曼理论框架下显得更为重要，它在海权与陆权势力之间能起到独特的缓冲作用，对海权国家的威胁甚至比“心脏地带”更大、更直接，同样它亦容易受到来自海陆两方面势力的挑战，因而对把握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总体走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陆海复合地理形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看，它表现出突出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世界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的封建时代，海洋是人类扩大生存空间的重大阻力，也成为中国王朝御敌于外的天然屏障。它在客观上减轻了封建王朝来自东部和南部的战略压力，使其可以将国家资源和力量集中于因应来自内陆腹地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统治精英阶层缺乏西方资本主义的探险、商业贸易和科学精神，对海洋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难以开发利用海洋以支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黑格尔曾这样总结历史上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62]。特别是在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历史变迁的明清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仍自绝于海洋以及与之相伴的海外贸易，采取带有强烈封闭性质的海禁政策。“在这种情形下，从事海上贸易被视作非法营生，王直、郑芝龙等东南海商—军事集团被称作‘海贼’，海权实践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相反还时时处处受到强大的国家力量的压制。而西方海权实践往往是国家行为。”[63]
与美国东西濒临两洋、南北相邻弱国的优越地缘环境相比，中国所处的复杂陆海复合地理形态给其国家战略选择带来更多的挑战。“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64]随着大航海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代的来临，海洋在技术和制度的结合下成为便捷得力的侵略通道，中国自古以来单向陆上防御的态势被打破，不仅要抵御来自北方“心脏地带”国家的威胁，还要应对海上殖民势力扩张的挑战，在长期忽视海洋的情况下陷入双向防御的被动局面。国家战略形势的变迁推动中国逐渐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不断调整对海陆关系的理解和认知，但其基础始终是中国是一个地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这一地理形态是中国处理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基本依托，也是内嵌于中国历史的海陆观念演化的地理基础。概括地说，是“中国的对外行为取决于它的基本地理现实，而这种地理现实带有其历史、文化和地缘心理的深刻印记”[65]。
二 观念基础Ⅱ：历史本位
关于陆权与海权观念的形成，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内陆农耕经济孕育和支撑陆权主义传统，海洋贸易经济则催生和发展海权主义传统。另有观点认为，中华文化的内向性与西方文化的外向性是造成东西方对陆权与海权观念的传统认知不同的重要因素。上述从经济形态和文化属性角度进行的分析分别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一部分问题，然而在探究中国社会海陆观念传统的形成时，将历史本位与地缘政治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按照经典地缘政治思想，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陆权国家，在历史上容易遭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外部挑战。一是处于“心脏地带”的陆上权势，最典型的有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后来的俄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二是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海上权势，即英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在不同历史阶段，上述两个方面战略压力的表现形式和重点不同，直接影响到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海陆防御观和国家军事体系的建设。
“从地缘上讲，世界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经济世界，以东亚为代表的农业经济世界、以亚欧大陆腹地为代表的游牧经济世界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商业经济世界。”[66]从欧亚大陆的区位构成看，西欧和东亚均具有海陆复合的地缘属性，文明发源较早、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居前，而俄罗斯、蒙古等在内的大陆腹地因交通不便和生产力落后在文明和权力层次上反而居于边缘地位，从而形成地理政治意义上的二元结构。“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和其南面的农业民族有着长期的结构性潜在军事冲突。”[67]在农业社会的冷兵器时代，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囿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在经济基础和文化形态上居于劣势，但依靠强悍的民族性格、严密统一的政治军事组织、惯于马匹作战的机动性，以及对先进生产方式的借鉴吸收，其在内部整合统一后往往通过军事力量南侵，造成中原封建王朝严重的边疆危机，甚至颠覆中原统治制度并取而代之。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先后在欧亚大陆腹地建立政权，在完成内部整合后无一不选择军事入侵南部富庶的中原地带。在此，陆上实力和陆上战争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改朝换代，海上作战一直被视为陆上作战的附属。历史上，在东亚体系形成后，中国并未利用体系中心地位建立对周边外围国家的剥削关系。尽管拥有体系内的强大权势和文化优势，中国封建统治者仍然面临来自北部和西部大陆腹地游牧民族的武力挑衅和威胁。基本在同一时期，中国东南濒临大洋的自然地理屏障维护了国家海疆的基本稳定，这就自然决定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吸取历史上王朝更替的惨痛教训，将国家资源重心放在北向的陆上边疆建立防御体系，逐步形成了“重陆轻海”“重北轻南”的战略防御观念。
“历史上沉重的陆疆安全压力，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防卫战略重点的选择，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向海洋方向的发展，并对中国重陆轻海战略思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68]这一地缘心理具有的深厚历史本位背景使其以强大的历史延续性贯穿中国整个封建主义时期，直到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仍然受到它的作用和影响。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以经济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为依托向东亚进行扩张，海洋作为国家防御凭借的作用明显下降。“从明朝中叶以来，中国开始面对来自陆海的双重压力，并在清朝演变成日趋严重的‘塞防’与‘海防’危机并存。”[69]“西力东渐”使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因应欧亚大陆腹地核心区域游牧民族的战略压力，从而将国家防御重点置于北部边境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19世纪开始日益加深的海疆危机促使中国统治者开始重新认识海洋，海陆观念因此在挑战与应战的较量中发生重大转变。此后一百多年，这一趋势随着中国国家转型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迁继续调整和发展。
三 海陆观念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中国的海陆观念根植于地理与历史的双重因素，观察其近代以来的发展变迁，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它反映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外环境、不同国际地位下对海权、陆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第一个阶段为晚清时期。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海路侵入中国的，其目的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抢掠市场和原料，并最终升级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和并吞。“海防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措施，海防又受国家发展的制约。国家处于落后状态，海防必然落后，海防落后又会使国家遭受海上入侵。”[70]由于清王朝观念封闭，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势缺乏洞察，加上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无须海上力量保护对外贸易，因而海权意识成长的条件并不具备。直到西方海权势力扩张冲击到清王朝统治，才催发了中国社会海权意识的成长，表现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上推动清政府加强重视海上力量建设。首先表现在林则徐和魏源的海防思想上，即主张建立“外洋水军”，“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发展航海事业以促进海外贸易等。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直接促成清廷上下就“海防”与“塞防”展开大辩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主张暂弃新疆筹集军饷以扩充海防，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则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最终，清政府确立“水陆兼防”的基本方向，在解决西部边疆危机后开始将战略重心东移，加快创建海上军事力量，防御海上威胁和侵略。
然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条件看，晚清时期的海防观念并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囿于封闭破败的农业经济、陈腐守旧的封建制度及“以夷制夷”的窄化思维，这一时期中国海权意识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正是因为对海权缺乏符合时代脉络的理解和认识，清政府长期忽视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在甲午战败后被迫将其割让给日本。
第二个阶段为民国时期。20世纪初，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开始接触了解近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民国时期的海权思想，仍主要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周边区域政治生态。“由于兼有海洋性和陆地性两种特征，东亚地区具有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两种特性，一方面对陆权始终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既抗拒海洋又重视海洋的矛盾性。”[71]从国际层次上看，20世纪初是海权势力对外膨胀与激烈斗争的时期，中国尤其面临邻国日本海权扩张的严峻挑战。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海权思想的倡导者以孙中山为最主要代表。孙中山明确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72]，“所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海权问题也”[73]。孙中山认为海军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主张举办船政，建设港口，发展海外贸易，扩建海军，加强训练，实现中国海军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从国防的角度对海权的概念、意义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因素进行了探讨。除全面引进和介绍马汉的海权论外，对海权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主要表现在对海上军事力量与经济贸易两者互补关系的重视，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观。然而，受历史条件所限，中国整个社会对海权的认识仍欠完整。首先，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在对外贸易上依附于西方强权，缺乏应有的独立自主性，因而难以为发展海权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其次，从政治上看，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依旧处于边缘和依附的位置，而政治上不独立，则很难依照本国的国家利益和自主道路进行发展海权的规划。最后，仍然主要是基于历史经验和从安全防御的角度看待海权，尚未提升至国家战略利益特别是海外利益的高度，换句话说，即被动性胜于主动性。因而有学者称，“这个时期真正的中国海权概念并不存在”[74]。
第三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在1840年至1945年的100多年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大规模入侵中国达84次之多，入侵舰船1850多艘，入侵兵力47万多人，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1100多个[75]。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千米。从地缘政治的规律看，陆海复合型国家带有双重易受伤害性，而且容易造成国家战略资源分配的分散化。在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两极结构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封锁、遏制新中国的岛屿链条，特别是扼守中国东南门户的台湾被纳入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使得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的建设和发展海上力量的任务更加紧迫。在中苏结盟确保了陆疆安全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海防作为最主要的国防前线。毛泽东曾在1952年11月明确指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76]。1954年美台缔结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后，台湾进入美国主导下的集体安全体系，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进行反共活动的重要军事基地，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援助下加快海军建军整备，整体实力明显提升。为了解放台湾，新中国明确了加强海军建设的战略方向，海防的核心任务放在保卫领海和防御外敌海上入侵上。然而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面临的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战略压力骤增，双重易受伤害性凸显，加上经济仍处于内外封闭的状态，与外部世界联系少，因而中国既不具备发展现代海权的战略条件，又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
第四个阶段为改革开放迄今。一般而言，海权的真正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以下几方面条件：一是一个国家海外贸易网络的建立和拓展，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突出；二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对海上通道的依赖；三是国家需要具有保持海外贸易、投资、能源交易等活动的海上军事力量；四是国家海洋观念形成并内化到社会意识当中。30多年来，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使得海洋性力量摆脱了大陆性的钳制性束缚”[77]。与之相伴的是，国家战略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作为欧亚大陆最具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陆权大国，中国仍然面临美国“以海制陆”地缘战略的牵制，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社会接受一个大国和平崛起成为可能。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战略以及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参与，使得海陆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抗相比大幅缓和。中国持续推进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坚定广泛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已经大幅改变与世界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言，“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状态”[78]。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大大缓解了中国北部边疆的战略压力，加上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愈益依赖国外进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依靠海上运输分销至世界各地，由此“海上生命线”的问题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国土争端，海洋资源保护、开发利用问题也日趋凸显。2000年以后，除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问题日益重要外，民进党在台湾岛内上台执政，推行“台独”分裂路线，大肆破坏两岸关系稳定，使得“反独、遏独”斗争形势严峻，追求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海权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30多年来，国家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对海洋的战略地位和中国海军建设均给予高度重视。一方面，明确将海洋看作开展国际各领域交往的重要通道，以及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明确将海洋空间视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进一步提升了海权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从国际环境、国家发展战略及经济技术等各方面情况看，中国在立足陆权的基础上探索和发展海权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历史上看，以马汉为代表的西方海权论侧重于强调军事力量和海上霸权，二战以来美国传承和推行的海权属于这一类型。中国是一个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且具备发展海权条件的国家，中美两国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关系外，中国海权的进步发展也使两国海上矛盾上升，因此处理好我国国家战略发展中的陆权与海权关系、设计符合国家利益和现实的海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如何处理陆权与海权的关系以及发展什么样的海权仍然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上海权一向战胜陆权的普遍经验看，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权，“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将使我们不得不从陆权走向海权”[79]。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国应以陆权为主、海权为辅，发展海权保护“海上生命线”应该通过合作方式进行，发展海上力量应避免刺激当今海权国家，防止引发安全困境，造成与现存霸权国的冲突。叶自成认为，“如果人们不是从称霸世界的、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地缘政治，而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地缘政治，那么陆权发展就将是中国第一位的、优先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发展方向”[80]。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海权的内容和发展方向也进行了探讨和阐述。有的学者突破西方海权论过于强调权力属性的局限性，指出中国海权理应包括“海洋权利”和“海上力量”两个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保障[81]。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海权，就是中国开发、利用海洋和有效保护国家海洋利益的能力。它可以被界定为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维护海洋权利、收回海洋权益，并拓展海洋权力的一种综合能力”[82]。这些讨论都为深入探究海陆关系与台湾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运用海权和陆权概念时，主要围绕台湾问题这一主线，侧重其权力层次上的内涵，即一国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资源对海洋和陆地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实际上它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全面综合。
当前国际体系属于介于“霍布斯式战争状态”与“康德式永久和平”之间的“洛克文化”阶段，意味着国际斗争与合作是大国政治的常态，这构成了中国处理与外来海权关系的背景。地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理属性，决定了中国首先是一个陆权国家，同时具有庞大的海洋利益，这要求中国在战略上先立足于巩固陆权，同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需要充实和发展海权。这种海权将体现防御性、合法性特征，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利益为第一要务。上述论断是本书探讨海陆关系与台湾问题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