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镇化与城镇用地的相关研究进展
第一节 国内外对城镇化理论的研究进展
城镇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地域综合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种特性决定了城镇化理论必然是一门包括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理论。多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城镇化理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研究体系。
一 城镇区位理论
西方区位理论由经济学家杜能（J.H.Thunen）奠基，经过韦伯（A.Weber）较为系统的研究，克里斯勒（W.Christaller）和廖什（A.Loseh）等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上半期初步形成完整体系。区位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使用什么原则和因素来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这些理论包括以下方面。
（一）杜能农业区位论
杜能区位理论（叶长青、李雪松，2004）即根据距城市为代表的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业进行合理布局，并以城市为中心划分六个同心农业圈层，即按农作区、林业区、轮作农业区、谷草农作区、三圃农作区和畜牧业区的序列布局。其实质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呈同心圆状分布的农业带，因其与中心城市距离不同而引起生活方式和利润收入的地区差异。
（二）韦伯工业区位论
该理论认为运输费用决定工业区位的基本方向，并进一步提出运费是重量与运距的函数，理想的工业区位是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要运输的里程和货物重量最低的地方。其核心是在选择工业区位时，要尽量降低生产成本，尤其要把运输费用降到最低限度，以实现产品的最终销售。
（三）克里斯勒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从中心居民点和城市的供应、行政管理、交通等主要职能出发，论证了城市居民点及其地域体系，深刻地揭示了城市、中心居民点发展的区域基础及等级-规模的空间关系，并将区域内城市等级与规模关系形象地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张奇、胡石元，2008）。
（四）廖什市场区位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势力消长取决于其正六边形的市场圈的扩大和发展，商品都有一个最大的销售半径，由于排出和吸入两种力量的不断作用，市场圈产生扩张和收缩的变化。随着销售圈距离扩大，运费增加，价格上升，销售量也逐渐减少，从而影响利润的大小，其实质仍是工业区位论，其特点是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即正确地选择区位在于谋求最大市场和市场区。区位理论虽然不是专门阐释城镇集聚的，但是产业、企业区位的选择过程和结果与城镇集聚过程并无本质差别。埃地温·米尔斯和布鲁斯·汗密尔顿的城市形成模型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见图2-1）。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集聚经济的作用成为促进要素集聚于特定区位的经济力量（胡际权，2005）。
图2-1 埃地温·米尔斯、布鲁斯·汗密尔顿的城市形成模型
二 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的全面转换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经济的高增长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变换。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表述。
（一）配第-克拉克定理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名著《政治算术》中描述过这样的现象：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种不同产业收入的相对差异，促进了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得出结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转移。
（二）库兹涅茨法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NP之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入手，对伴随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变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着年代的延续，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均不断下降。二是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然而，如果综合各国的情况看，则工业部门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三是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却并不必须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同步，综合起来看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总之，克拉克、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出现的共同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升级演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阶段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阶段演进，以产值高度化、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劳动结构高度化为特征。我国一些学者通过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研究，认为城镇化首先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
（三）产业结构理论应用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都包含从农业经济到二元经济、再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所谓二元经济，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主要使用劳动力生产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主要使用资本生产的非农业部门。在农业经济时代，受制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不畅。因此，农业文明时期的城镇化进程是在简单的农业生产中缓慢前行。
工业革命对城镇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镇大工业的兴起壮大了原有的城镇并开发培育了一批新城镇；第二，现代工业产品、工厂化生产方式和现代企业管理技术不断渗透到农业经济各个领域，加速了农村城镇化。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换是城镇化进程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工业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城镇化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细化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发达程度的标志。当城市发展进入服务经济阶段时，城市服务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产业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显然，从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换是城镇化进程的第二次重要转折，标志着城镇化第二次加速和城镇功能的全方位拓展。
随着经济的服务化，产业结构的变迁也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即知识经济形态下的产业结构新特征。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或模式，具有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经济、可持续型经济等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知识产业的兴起对城镇化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集聚不再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城镇可以小型化、分散化。第二，城镇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一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搬运、建筑业趋于衰退，其余传统产业因高新技术改造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产业，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演变为知识型服务业。第三，城镇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居住场所，服务功能衰退。可以这样认为，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换，是城镇化进程的第三次重要转折，标志着城镇化走向成熟和高级化，城镇化速度减弱（胡际权，2005）。
可见，从劳动力指标、国民收入指标、技术进步指标进行观察，产业结构演进趋势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大趋势不可逆转，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产业结构演进趋势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移的结果一致。
三 空间结构理论
（一）增长极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x）提出。所谓经济增长极，又称经济增长点，指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具有潜在或现实较高经济增长率并对整个经济增长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经济支撑点。一旦增长极达到一定规模后，受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要素必然从中心向外围扩散渗透，产生辐射扩散效应。因此，极点辐射实质上是经济要素密集地区通过各种线状设施向稀疏地区的产品、资源、信息流动。在区域经济系统中，增长极与辐射圈之间存在协动关系，产生往复的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形成极点—区域互动机制。所谓扩散效应，就是极点向腹地提供生产要素和各种服务，组织区域的生产和产品流通，辐射带动区域发展。所谓集聚效应，就是辐射圈的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极点集聚，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促进极点进一步发展壮大，增强集聚要素的能力。
（二）点轴开发和网络开发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和网络开发理论主要是从空间组织形式角度来研究区域开发战略，是在吸收增长极理论、梯度理论、区域技术传播理论与空间一体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点”是指区域中的各级中心城市，他们都有各自的吸引范围，是一定区域内人口和产业集中的地方，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轴”是连接点的线状基础设施束，包括交通干线、供水线路等，是空间一体化过程中前期的必然要求，网络开发理论是高度发展的点轴体系向广度和深度的延伸和完善，是空间一体化过程后期区域开发的必然趋势。
四 城镇体系理论
城镇体系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城镇体系的相互依存性、扩散性等方面。城镇体系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中，由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联系紧密、相互依存的城镇组成的有机集合。城镇体系是区域的骨架，区域内经济活动主要在城镇体系中进行，它以一个区域内的城镇群体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把一座城市当作一个区域系统来研究。通过合理组织体系内各城镇之间、城镇与体系之间以及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强化体系与外界进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引导城镇的发展方向，确定城镇的职能分工，控制城镇的规模等级，架构城镇的空间布局，促使体系走向有序化，达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最佳的总体发展目标。
五 城乡一体化理论
1987年，加拿大学者麦吉（T.G.Mcgee）对亚洲一些国家在城乡交接地域形成的特殊地域空间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新的复合词“城乡一体化区域”来描述这种现象。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聚合了乡村城市特征的一种新型空间形态。他将该类城乡一体化区域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人口密度高，城乡联系紧密；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混杂；各种用地方式高度混杂；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人流、物流频繁；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麦吉在进行研究时，重视城乡联系与城乡要素联系，淡化了城乡差别，在城乡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基础达到正好状态时所产生的“灰色区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城乡联系模式，其实质就是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和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新理论。
六 城市规划理论
城市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早期的城市规划思想主要有三个流派：以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为代表的强调城市分散规划思想；以法国的勒·柯布西埃（Le Coubusier）为代表的主张利用先进工业技术强化城市集中规划思想；以芬兰的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为代表的倡导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实行有机疏散的规划思想。
（一）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从社会改良角度出发，主张建设一种集城市和乡村优点而摒弃二者缺点的新型城市。在物质空间上，田园城市人口规模很小，但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而且四周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委员会受托掌管。必要时可以由若干个田园城市组合成一个城乡融合、群体组合的社会城市。
（二）勒·柯布西埃的“城市集中论”
柯布西埃在“城市集中论”中，提出应从根本上改造大城市，而出路就是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减少城市的建筑用地，提高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环境面貌。城市必须集中，只有集中的城市才有生命力，因为由拥挤带来的城市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造而得到解决。这种技术手段就是采用大量的高层建筑来提高密度和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系统。
（三）伊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是一种介于霍华德和柯布西埃两者之间的思想。他认为卫星城是治理大城市问题的一种方法，但不是一定要另外新建城市来实现这一目的，大城市可以通过本身的定向发展，对其进行有机的疏散，从而达到相同的目的；城市和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一样，都是有机的集合体，城市建设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与此一致，城市发展规律是可以从自然界的生物演化中推导而来的；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中必然存在两种趋势——生长与衰败，应该从重组城市功能入手，实行城市的有机疏散，以实现城市健康、持续发展，保持城市活力（张沛、侯远志，2009）。
七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由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Yew-Kwang Ng）等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工具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这种比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更古老、比新古典经济学躯体更年轻的分析框架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几个有关城市理论模型，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统称为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城市出现和存在城乡差别的原因
在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中，假定生产每种商品的生产都有专业化经济，即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越高，同时在贸易中会产生交易费用，这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没有市场更没有城市。当交易效率提高一些以后，分工结构会从自给自足调整到局部分工，这时农民分散居住，而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很近的地方居住，出现市场，但仍然没有城市。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专业制造者和专业农民以及不同制造业三者出现了高水平的分工，就出现了城市以及城乡的分离状况。
杨小凯和赖斯还证明，随着分工在工业中的发展及互不往来的社区数的减少，每个城市的规模会增加，同时在分工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全部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完全分工时会经过一些不平衡的分工结构。这是由于城市节省交易费用的功能更强，使城市的工业品生产者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以及来自市场交易的收入高于农村居民，但农村居民可以自由迁入城市，使城乡居民之间的真实收入水平在远期会实现均等化，这一进程被称为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它会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分工朝完全专业化状况发展而消失。但是假如居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二元结构就不会消失，城乡之间会出现真实收入的不平衡。
（二）集中交易可以改进交易效率
聚集效应有两类，第Ⅰ类聚集效应是指从事制造业的人集中居住从而改进交易效率和促进分工而产生的效应；而第Ⅱ类聚集效应是指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第Ⅱ类聚集效应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如何从分工中产生出来。当分工水平提高、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费用会超比例地扩大；但如果参加交易的人将交易集中在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幅度地降低交易费用。假如分工产生正的网络效应，则分工的网络效应使某种大交易网络集中在一个小区域，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分工的正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提高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促使城市的产生。建立在分工水平之上的城市化效应是由分工的网络效应带来的，这种网络效应使交易和经济活动在地理布局上的集中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经济效果，而这种经济效果是解释城市地价的决定因素，城市地价最主要是由分工网络的大小决定的，而分工网络的大小同该城市在交易中所处的重要性有关。另外，分工网络的大小还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还证明了分工的发展使城市的个数减少，而使城市的规模扩大，城市会形成一个分层结构，居于上层的是少数大城市，居于中间的是中等城市，居于下层的是众多小城镇。这种大、中、小城市的分层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
（三）居住格局的决定与决定城乡地价差别的因素
为了解释居民的居住格局和城乡之间地价的差别是如何内生的，孙广振和杨小凯（Sun和Yang，1998）为此发展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城市出现后，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比住在乡村的人有更高的交易效率和较低的交易费用系数，城市的集中使第Ⅱ类聚集效应增加，城市所带来的方便使人们倾向于居住在城市，结果是使城市人均消费的土地面积减少，地价上涨。由于人们有迁居的自由，折中的结果是有一部分人留在农村，形成较为稳定的居住格局和交易格局。从根本上讲，居民居住地分布、交易的地理分布、土地消费状况、城市和乡村相对地价以及分工网络大小等诸多因素都是彼此依存的。
（四）最优城市结构层次及其形成
城市有很多好处，但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运转良好的市场会自由选择出最优的分层城市结构。假如将交易都集中在一个城市会造成不必要的交易费用，而好处是可以在交易中加深分工的机会，可以利用更多交易中的专业化经济，使交易效率改进。这种对集中交易的好处和坏处进行两难折中的结果是城市会形成分层结构，既不会仅有一个超级城市，也不会把所有交易完全分散在各地进行。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由大、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分层结构对全社会而言是最优的，这是因为自由择业保证了人们在各个层次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自由进出，使得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交易的层次数和每层的人数（胡峰，2001）。
八 城市群理论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强度越来越大，城市区域的界线也愈益超出行政区划，以至于某些区域内城市的发达程度和集聚程度等特征已非传统的农村和城市的概念所能描述，由此城市群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就成为必然。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1957）最新提出“城市群”（或者译为城市圈、都市圈）这一概念。他在对城市地区与扩展的大都市地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一个可称为城市群的区域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内城市分布较为密集，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二是具有较大的总人口规模和高密度的人口分布，总人口在2500万人以上，人口密度至少应达到250人/平方公里，核心区密度应更高；三是有高度完善的城镇基础设施和高效率的网络流通体系将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四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通枢纽的作用。简言之，戈特曼所指的城市群就是一个由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的，社会经济联系密切（包括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及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的众多城市组成的巨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体。在戈特曼提出城市群这一概念之后，各国学者对此城市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提出了各自的概念。其中，周一星（1988，2008），提出了与西方“城市群”相对应的中国概念“都市连绵区”，他认为“都市连绵区”是“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姚士谋等（2001）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群的相关问题，认为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展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城市群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动态特征；城市群具有区域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性；城市群具有区域内外的连续性和开放性特点；城市群内的城市具有相互之间的吸引集聚和扩散辐射功能（刘智勇，2008）。
迄今为止，虽然在城市群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界定指标上尚无一致意见，但学者们对城市群的认识渐趋一致，即城市群由诸多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组成，各城市依靠彼此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共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城市群是地区经济集聚发展的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
九 创新理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创新对城镇化有着重大影响。
（一）技术创新对城镇化的作用
技术创新是技术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产业结构和劳动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城镇化进程。最具实质促进意义的有三项。其一，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技术创新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推动人口向城镇转移。其二，便捷的运输技术。先进的运输技术使大量的物资流动成为可能，并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对城市郊区化和城市密集带的出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发达的通信技术。这些技术使城市文明得以借助电子手段向更广大、更偏远的农村地区传播，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
技术创新对城镇化的贡献在于：技术创新创造出新的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推进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吸纳更多人口，科技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扩大劳动对象范围、提高管理水平；技术创新也会造成传统产业的衰落，推动一些老城镇衰退；技术创新促进了劳动地域分工，改变劳动力就业的区域结构，形成不同功能结构的城镇。
（二）发展思路创新对城镇化的推动
发展思路或发展战略思路是对未来关系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重大问题的分析、综合判断、预见的理性思维过程，是对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运动规律的思考与把握，进而对发展做出总体战略性构想。城镇化发展思路创新对城镇化具有巨大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有利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实现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利于避免教条主义，从本国本地实际出发，走出符合本国本地实际、具有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利于城镇化的全面系统发展，实现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文明和城市形象建设的结合，整体提升城镇规模和实力，避免单纯的人口进城和形式上的城镇化。
（三）制度创新与城镇化进程
德国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对制度的定义是“制度在这里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它们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创新是指为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而进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技术创新，加上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将是高效率的。通过制度创新创造城镇化的条件，逐步建立完善的城镇化机制，将有助于实现城镇化的目标。城镇化的制度创新有三层含义：（1）消除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制度障碍；（2）市场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把城镇化进程中的潜在资源激活；（3）通过设置新的制度安排弥补城镇化机制的缺失。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也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一是消除束缚人身自由的制度、法律、政策障碍；二是在非农产业中采取股份制、在农业中采用圈地运动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广泛动员激活潜在资源，实现城镇化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城镇化效率，加快城镇化进程；三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安排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城镇化社会。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相关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区划体系、城镇规划体系、城镇建设投融资体系等制度对形成城镇化机制的约束，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四）创新与城镇经营
城镇经营即把城镇看作一个经济社会活动主体，具有市场的逐利特性。城镇经营就是把城镇看作一个企业群，如同经营企业那样来经营城镇。一是经营城镇资产，实现资产的增值和扩张。把“资本运营”引进城镇建设中，通过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实现了城镇资产增值。其中，经营城镇土地是基础，也是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二是经营城镇环境，实现环境增值。通过便捷的交通环境，高品位的广场、公园，发达的公益事业，完善的市场等新的城区环境，带动房地产增值，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同步提高。三是经营有收益的城镇市政设施，实现社会公益事业的市场化发展。既通过市政设施的经营，培育新的城镇产业，增加城镇就业机会，又通过经营权拍卖出让等手段收回投资，形成新的投资能力。创新理论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该理论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
十 社会保障理论
早在19世纪，德国便创造性地开展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1881年，德皇威廉一世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标志着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英国是最早进行并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工人运动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因而，英国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末，美国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养老退休制度。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社会保障法》，标志着在德国和英国社会保险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美国面世。由此可见，19世纪8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发达国家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不稳定的时期，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对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深刻影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1942年发表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以至于在英国、瑞典等国家形成的包括“从摇篮到坟墓”在内的全套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城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
（一）社会保障促进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可以说，经济发展是城镇化不断发展的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表现为货币使用量的增大，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向城市转移的人口生活在都市环境里，并完全以工资为生活来源，生活方式和生活资料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变后的经济环境中，各种事故和风险威胁着劳动者的正常劳动和生活，一旦正常的工资收入被迫中断或减少，便不能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这样，建立并扩大社会保障，使劳动者免遭各种事故和风险的袭击，以保证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成为促进和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养老保险既可以减少在职者的赡养负担，也可以打消在职者对自身养老问题的忧虑，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医疗保险能够保证劳动者改善和恢复健康，提高工作效率；失业保险为失业者提供了寻找工作的时间和进修提高劳动技能的条件，对社会稳定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也同样重要。同时，社会保障基金对经济增长也做出重大贡献，如在新加坡，国民储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其中公积金占国民储蓄的1/3，这种高储蓄率使新加坡国内有大量资本可投入生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社会保障促进城镇化稳定发展
社会保障是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社会保障对收入的横向再分配，即在健康工人与患病工人之间、工作者与退休者之间、无生育者与有生育者之间的再分配，是社会保险的各个项目都有的。一方面，人们按时缴纳保险费；另一方面，各保险项目在有人发生劳动风险时将保险金转付给这些人。社会保障对收入的纵向再分配，即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及其购买力转移给低收入阶层，这种纵向的调节有助于克服社会分配的不公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机制。
（三）社会保障为城镇化发展创造条件
第一，社会保障是减弱贫困、改善生活条件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最初的社会保险计划是为了使劳动者得到比社会救济更好的保护，使他们免遭贫困。后来，社会保障的完善和加强，使更多的劳动者在遭遇困难时得到了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虽然社会保障不能消灭贫困，但在减弱贫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有减弱贫困，才能更好地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保证城镇化的顺利进行。第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化进程起着促进作用。城镇化的过程表面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对于保障农民的生活能够井然有序的作用不可低估（胡际权，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