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哲学观新论：哲学更是实践观的学问

哲学从来都是人类实践的总体自觉，而长期以来流行和盛行的，并且常常被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现行哲学观的主要缺点，是把哲学只当作“世界观的学问”，而且是被片面理解了的“世界观”的学问。这种片面化的哲学观严重限制了哲学理论的视野，降低了哲学追求的境界，削弱了哲学与自己“体系”以外其他智慧来源的密切联系，从而最终也妨碍了哲学自身乃至于哲学服务于实践的能力的发展。因此，突破这种哲学观的限制，树立新的哲学观，其意义远胜于建构新“体系”。相对于具体的“体系”而言，哲学观更是问题的关键或深层本质。所以，应当根据实践的根本特点和哲学的“本务”，把哲学看作是“实践观的学问”。

（一）所谓“世界观哲学”及其主要缺陷

所谓“世界观哲学”就是那种把哲学看作是世界观的学问或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的哲学观。这种世界观哲学认为，人们总是要认识事物的，而人们的认识又有不同种类或层次。人们从日常经验中得到的感性认识丰富多彩、逼真直观，能够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更加切合人们的认识环境、认识立场和事物实际。但是这种认识至少有两个重要缺陷：一是对事物的整体和生活的终极意义这类问题关注较少；二是未能把认识从感性层次提升的理性层次，更未能把认识从非理论认识提升到理论性认识的层次，因而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各门具体科学虽然能够以理论的态度和方法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但是各门具体科学却总是从各种特殊的层次、方面去把握事物的某些特殊状况和特殊规律，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性质和普遍规律则无法顾及。相对于这些认识方式而言，哲学学科的特殊使命就是用系统的理论去把握整个世界的根本性质和一般规律。因此，哲学的定义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又或者说是世界观的学问。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世界观哲学实际上隐含着重要的缺陷，产生了哲学的重要认识盲区。首先，它太过于强调概括性和普遍性，忽视了具体性和动态性。概括和抽象本来是哲学的一种基本方法，不是全部方法，其目的是抓住根本问题和问题的根本，以便获得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但是现实中的情况是，问题往往随着所处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本不可能靠宣布某些抽象教义和原理来认识和把握。黑格尔对那种企图用抽象知性把握无限对象的理论即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我们现今出现的哲学“贫困”状况并非毫无启发意义。实际上，越是满足于抽象的理论便越是容易陷入贫困，也越是容易在自我满足和脱离实际以至于进一步深陷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

其次，它太偏重于客体性立场，缺乏主体性。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看法或观点，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由这类概念传达给人们并由我们的哲学理论界长期宣传、实行和已经习以为常了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世界观的学问都更多地引导人们关注客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客观状况、客观规律，因而很自然地把世界的属人性意义和人们对世界的扬弃性立场低看一眼，只有在较为次要的地位和需要加以限制或治理的立场上才会加以理睬。当然，只从客观世界诸事物的共性来看，人及其生活无非只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而已，世界观哲学满足于看到这一点。但是，哲学家的任务难道就是从生活以外看生活，作生活的冷眼旁观者和局外人吗？他们不应该作为生活的参与者对个人、民族和时代的处境和发展作实际研究和批判？另外，在哲学中除了科学和科学方法以外，文化、道德、信仰、艺术、感情、人格、潜意识等，难道真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方面吗？最后还应该说明，把哲学只当作世界观的学问实际上也并不是哲学史上各位伟大哲学家公认的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没有说过他们的哲学只是世界观的学问。相反，马克思的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要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很明显，马克思不是要创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哲学体系，而是要改变关于哲学使命的陈腐观点，他更加注重的是哲学观的革命而不是个别体系的更迭。

（二）实践是人与“世界”的生成方式

要理解“哲学是实践观的学问”，关键在于理解实践的真义。现行哲学“体系”，把实践定义为包括生产、交往、科学实验在内的“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感性物质活动”。其优点在于正确地强调了实践的物质性和“改造性”（实质上是人与世界的对立和斗争），缺点在于仅仅抓住了这两方面，并将其绝对化、抽象化，使之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唯一的然而却是过于狭隘的实践概念。首先也是最基本的缺点是，在视角上只把实践只当成一种世界“现象”，企图以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去把握。所以，现行体系一方面把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另一方面实际上却只把实践当作是世界诸多现象中的一个，在分析和理解世界的其他诸多现象的时候始终着眼于问题的客观方面或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方面，并没有实际地体现出实践性来。但是，事实上，哲学家始终是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的，他们的研究尽管表面上是抽象的、理智的、不偏不倚的，实际上却终究不是纯粹“客观地”描述或概括事物，而是作为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即作为主体，来关注人及其世界的各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力图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把握问题，寻求某种系统、合理、可行的实践观。应该说，主体的视角也是哲学家的视角，而且相对而言是更为根本、更为实质的视角，客体的或客观主义的视角倒只是一种相对而言较为暂时、相对次要的视角。

其次，过分强调实践的物质性，忽视了实践的精神性。实际上，所谓实践总是一定精神下的实践，是实现某种精神的实践。离开精神，人的行动只能是“行尸走肉”般的、尚未脱离动物水平的盲目运动，根本不配被称作“实践”，而真正的实践必然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扬此抑彼，势必导致片面化错误。

第三，片面强调实践的生产性内容，忽视生活性内容，忽视生活性方面。实际上，实践既有生产性活动内容，又有生活性内容，两方面既相互制约、相互限制，又相互依赖、相互创造不可分离。虽然从客观上看生产是生活的必要条件，是生活方式的决定项，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生产实际上以生活为目的，生活方式反过来也是生产的决定项。单单只把一方面看作是根本而看低甚至否认另一方面当然是错误的。

第四，片面强调“改造世界”，忽视了“顺应”和“保护”世界。事实上不应该片面否认任何一个方面。另外，对交往等实践内容的解释往往忽视了其丰富的内涵，比如只将其看作生产的形式，而看不到其中“审美”“娱悦”等方面的内容。结果，哲学的实践概念相对而言显得抽象、片面、远离真实实践、缺乏真正的实践性。至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阐释陷于失败的境地，开宗明义强调实践性的教科书却在人们眼皮底下阉割了实践的完整性、丰富性、深邃性、属人性等本来是非常基本、非常有意义的内容和性质。

实际上，哲学的实践概念不能简单等同于实践现象，不是实践现象的无序堆积，相反要在理论抽象和理论系统中来反映。为了既不失去本质、必然性等重要方面又不失去丰富性、完整性等宝贵内容，应当特别注意尽量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灵活多变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实践及其概念。事实上，实践也可以说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无限深刻、无限广阔的现象，其在理论概念上一定既是最具体又是最抽象的概念或范畴。从感性具体的层面上看，实践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从事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包括生产劳动、生命再生产、社会交往、艺术和理论创造及传承、休闲娱乐、修身养性等所有“人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说，实践其实也可以用“人的生存活动”来概括，而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恰恰是适合用实践这个概念来概括的。所以我们所谓实践，不是就它是一种物质性活动来说的，而是从它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意义上来说的。实践就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基本的存在状态的概念表征。从这一点来看实践的内涵是至为丰富的，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目的性与规律性、主动性与被动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创造性与继承性等无限丰富、无限深邃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以人为轴心的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而且，由于实践自身的“否定性”，任何实践学说，除了自觉承认自己理论的特殊性并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实践学说以外，就无法真正获得关于实践的全面观念。

从进行实践的实践者所处的立场来看，实践的特殊意义之一还在于，实践是人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是人与世界的实际中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活动是在世的，因为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是他人的他人，是有待创生和发展的现实潜能。自然、社会、他人、人自身的现状等都构成了事实世界的分子，它们与历史、经验、文化环境、意识形态、机遇等，构成了事实世界。实践者与这种事实状态构成为辩证统一的对立双方。人要在与自己的对立面的关系中获得存在的明证不断使之得以持续和在水准上的提升，就必须以否定的方式，特别是以人类自己特有的方式面对世界。当然，否定事实上只能是扬弃，因为人终究不能遗世独存，独存其实便意味着死亡。所以，实践的基本逻辑之一就是辩证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前者是方式或文化等模式的本质，后者便是历史的线索，而且历史也是实践在眼前看来的对象世界。由此也可以说，文化及其中的理性、信仰、艺术等，正是实践的一种表现“方式的”，是人面对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表现或确证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这种关系的中介。

因此，所有的理论，甚至那些潜在的，即作为潜意识、以非理性形式存在、被人们习以为常了行为“理由”，终归属于某种实践方式。科学从客观合规律性论证和支持实践，伦理和法律从某种标准出发规范实践，哲学则从总体上“关照”实践、“批评”实践、展望实践。过去有无数哲学家，建立了无数哲学“体系”，他们形态各异，有时还互相敌对、各不相容，但那正是因为他们都争取对实践的总体“局面”和时代焦点问题即实践观问题竞相“献言献计”。

实践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更是因为实践乃是人及其世界得以生成的方式或途径。对人及其“实践观哲学”来说，重要的问题是理解和促成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创造。对实践者来说，问题主要在于如何更好地创造自己和自己的世界。哲学的使命其实就在于为它提供价值目标和方法论指导，用中国古圣先贤的话来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由此可见，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实践的内容是人类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是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行、自然与价值、创造与顺应、生产与娱乐等的统一。其内容十分丰富、形态万象纷呈，境界深远广阔。不能把实践只理解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否则，就难免狭隘化，难免局限于表面和片面，导致对实践及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

（三）哲学史就是实践观思想的发展史

理解实践观哲学的第二个条件是充分深刻、全面地把握实践观概念。以笔者意见，实践观就是人们和他们中的哲学家对人自身生存方式的理性把握、积极追问和系统建构。而从这种观点来看，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必然会有自己的实践观，因为人们无往不在实践当中，而他们的实践又无往不在一定的实践观指导之下进行。这些实际存在的实践观毫无疑问都是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丰富资料和反思对象。当然，相对而言，各时代、各人群共同体的哲学家们对实践观的研究和意见，将是哲学家们进行哲学研究的最便利、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宝贵财富。实际上，哲学史上众多的哲学“体系”，本质上都正是关于实践观的哲学追问和理性判断，是从不同立场、视角、水平对实践观问题的理论探索。简单来说，一部哲学其实正是哲学家们关于实践观问题的思想发展史。

古代哲学的典型形态是所谓“形而上学”本体论，即关于“道”“逻各斯”“终极存在”“实体”等的“沉思”或感悟。它的真正用心，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思想的思辨，为人类实践营造“精神家园”，昭示“安身立命之处”。这种用心的发生显然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或条件，它实际上本来就是人类生存实践的基础问题。人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自己的真正存在，而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也是物质与精神、潜能与现实的关系。这些关系事实上不是一种纯粹天然或自在的关系，它们是人类努力争取的结果，同时它们又反过来展现了人类存在的风格和水平。所以，从人类存在于实践中这个原始事实就已经决定了，人们必然把探索人类自己的实践的原始基础、最终原因、根本原理等作为自己理性探索的基本任务。古代哲学家的历史贡献在于初步意识到并以理性的方式探索了这种问题。

当然他们的回答只是一种初步尝试，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已经与当今人类的生存实践格格不入。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即使是在古代哲学家那里，“本体论”也并不只是“世界观”，相反，本体论哲学虽然也的确反映了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本体论哲学的根本宗旨始终是为人类的生存实践服务，它的实际意义是从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中透视人类生存实践的终极意义和内在基础，以此作为人类建立物质家园的精神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本体论哲学虽然当然具有世界观内容和世界观意义，但其深层意义始终在于人类的生存实践，是透过人类生存实践形成的“世界意识”，世界观只是人类实践意识或实践观的基本构件之一。

既然本体论体系的本质意义实际上是实践观，所以根本的问题当然不是客观地、不偏不倚地解释世界，而在于在世界中“实践地生存”或以实践的方式生存。再进一步说，既然人类也是从有本体论哲学的时候才开始“实践地生存”的，那么很显然，人类的实践观当然绝不只是或只能以哲学的方式存在的。由此不难理解，实践观完全可以存在于宗教或宗教哲学之中。宗教思想中也包含着关于世界的本体论见解，同时更是关于人类生存实践的意义、价值、方式方法等的见解和建议。从哲学史上看，哲学的产生曾经起到了整饬原始宗教混乱的世界观、实践观的作用，而古代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与宗教相结合的趋向。事实上，中世纪西方社会进入宗教文化统治时期，正是哲学与宗教相结合的结果。同时，这种结合本身也表明，哲学并不只是一种世界观，相反更是一种思考人类生存实践问题的完整的实践观。宗教不同于哲学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主要借助于人类理性或理智而是借助于超自然、超人类的“神”以及宗教仪式、宗教组织、宗教信仰的习惯力量，宣传、教导和实施一定的实践观。从西方古代哲学史来看，哲学对宗教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帮助它具有理性说服力和理论系统性的作用。

近代认识论哲学显然也超出了所谓世界观的范畴，但正是实践观哲学的重要内容。实践观哲学要以理性的方式而不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研究实践观问题，就必须确保理性认识的可靠性、真理性、权威性，从而就必须研究认识的起源、过程、本质、规律、真理性、检验标准、局限性和克服局限性的途径等问题。虽然由于实践观所固有的完整性，古代哲学无疑本身就已经包含着认识论内容，但是相对而言那种认识论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还较缺乏。所以，经过中世纪的文化“黑暗”，近代哲学家普遍意识到，必须重新研究人类实践观的建构方法，因而必须重新研究认识论问题。事实上，古代哲学家们依靠自己有限的理性能力直接“设计”了一些各有特色的实践观，其中有一些已经经过宗教势力或政治势力的鼓动和引导，部分地成了现实，而且通过长期的心理“积淀”内化为相对固定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对于一个有着完全不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史基础和价值取向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当务之急是破除旧的实践观、树立新的实践观。为此就必须指出旧实践观的错误并说明其产生的认识论原因，比如说为什么有了哲学与宗教的双重保证仍然没有避免人类在世界观、实践观上犯错误。同时，还必须探索确保人类认识正确性的条件，以保证人类迅速、有效、彻底地摆脱错误思想的束缚，永远在认识上立于不败之地。由此不难看到，认识论成为近代哲学的主题既有社会阶级的基础同时也有思想发展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也就很容易理解，近代哲学虽然的确以认识论为主题，但事实上近代哲学像古代哲学一样，是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等各方面的统一，而实践观就是这种统一的基本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哲学的实践性，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历史上有过无数的哲学“体系”，都是可资我们借鉴的哲学研究成果。但是，以往的哲学从总体上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缺陷，那就是，它们都宣称，哲学的目的是获得绝对真理。它们认为真理是超越历史条件的，是不偏不倚的普遍、永恒的真理。这种永恒真理毫无功利性内容，甚至是超越一切人类立场的客观真理。因此，获得这种真理的方法和途径只能是绝对无偏的理智“直观”。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信任何离开实践的认识的真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必须也只能在一定的实践中才能正确判定。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无论认识的局部目的和原则是什么，但就哲学而言，认识的整体目标和根本原则只能是实践，哲学归根到底来说不是对世界的直观或纯粹客观的理论演绎，不是世界观，而是实践观，是实践主体在实践进行以前对自己实践的“构想”，哲学更是实践观的学问。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并不因为哲学的这种实践性质就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狭隘的行为托词，并不陷入所谓实用主义真理观之中。实用主义往往否认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往往否认客观真理和世界观的客观性、普遍性，甚至否认普遍规律的客观实在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总体性质、根本目标、真理性标准、历史局限性都只有联系人类实践才能得到正确理解，这绝不是否认而是强调真理的客观性、世界的物质性、历史的规律性和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因为只有承认并且充分尊重了世界的客观规律性和真理的客观性、普遍性，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独特性、人类认识包括哲学理论的主体性、局限性，才能更加完整的理解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契机。

马克思早在1845—1846年间写道：“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7]我们引用这段话，既可以说明哲学不应该被幻想为脱离具体实践的“理智直观”，同时也可以说明，思维与语言一样是人类实践的基本要素，对人们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然引起哲学家们的注意。但是就像哲学历史的“认识论转向”一样，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只有从人类生存实践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展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而且，既然认识、思维一样，语言本身也不具有什么脱离实践而独立的性质，那么任何企图把语言学转向神秘化、固定化、绝对化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和神秘主义的。反过来，哲学历史中的主题变化应该也只有合理地理解为实践观的完善和深化，才是合理的、完整的。

（四）哲学是实践的大智慧

世界观哲学理论上也不排斥研究实践问题，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甚至在把哲学定义为“世界观的学问”的同时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实践性。但是，宣称是一回事，实际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相对而言，这种世界观哲学及其教科书的确把自己的研究限于从客观的方面去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一种世界观哲学，但是它关于哲学实践性的声明却没有有效地加以实现，因为这种哲学在内容上除了说明人类实践的物质性、规律性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实质的内容。这种哲学理论既然把揭示客观规律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当然就觉得除了宣布几条“基本规律”以外就已经万事大吉了，无事可做了。而且，既然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已经宣布的规律就是无可置疑的、永恒不变的。于是，哲学从此应该而且也只能守着这些“规律”，无须也无能去关注人类实践的具体进展，即使实践再发展，哲学却总是永远“万变不离其宗”，一副面孔“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样不屑实践的生命脉动。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里，哲学“规律”不变，内容不大变，始终自诩为权威和真理。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日新月异、形势严峻复杂，人们一下子感到了哲学的“贫困”，哲学家们更困惑：为什么如此？还能怎样呢？各种“调整”方案开始提出、试验，各种“体系”也被隆重推出，但一个个措施收效甚微。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的问题其实就在于，世界观哲学本身的局限性没有突破。各种“体系”虽然均有不同，但都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的学问”，理解为揭示世界的一般规律，或者毋宁说是宣布规律。但是正如我们以上所说，这种哲学观既不符合哲学历史的实际，而且其实也误解了哲学在人类生存实践中担当的文化使命，它把丰富的哲学内容片面化了，把哲学崇高的使命委屈了。所以，当务之急是要突破这种世界观哲学的哲学观，用新的、实践观哲学的哲学观代替之，因为只有这种新哲学观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哲学的自我意识，为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前景。

首先，哲学智慧即实践观哲学的理论视角具有根本性。因为，哲学是关于实践观的学问，实践观是关于实践的根本性问题和时代焦点性问题的看法。哲学关注实践的方式具有人类其他科学、艺术等具体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角度和能力。它是站在为实践提供大方向和关键思想方法的角度关注实践的，所以总是把解决实践的根本问题作为自己的“本务”。这里所谓根本，既是指相对实践的共时态结构而言的深层问题，比如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问题，也是指相对实践的历时态发展而言的时代关键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或顺应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秩序的问题。根本是全体或整体的根本，实践观哲学是关于实践根本问题的学问，因而是实践的大智慧。世界观哲学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的总规律的理论，导致哲学向“客观”的片面化倾斜，从而因为这种片面化而日益显现出贫困化、封闭化趋势，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根本性、时代性便难以充分展现。

其次，具有具体性。实践观哲学关注问题的根本性，而这根本乃是在众多“非根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哲学如果不对实践各层面都有所研究便不能对其根本有真正深入的理解。哲学这门学问虽然向来就有抽象的名声，但是事实上真正合理的抽象应该被理解为具体基础上的抽象，是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抽象。具体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而实践可以说是所有存在、过程、活动中最丰富最复杂因而同时是最能动多变的综合体，所以关于实践的理性具体概念即哲学理论是最有具体性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被现行哲学体系看作最高问题，但同时却始终只是在抽象层面上被把握为最高问题，其中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有些却被阉割了。比如，思维与存在达观系除了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以外，本来还非常重要的价值论方面的内容即“应该如何”的内容，却被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甚至根本就无法容纳进去。再比如，本来应该占有重要地位的运筹、谋略、想象、创造、意志力等非常重要的内容也被视为“形而下”而排除在外。目前，关于实践观哲学，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担心有可能会导致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回避态度，从而会导致唯心主义的“回潮”。其实这种担心根本没有必要，甚至是可笑的。

这种担心的产生完全是从单一的世界观哲学立场上看问题的结果，是把世界观哲学立场绝对化的结果。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单单从世界观的立场看问题，人们往往最多只是把世界直观地解释为物质世界，却远远没有达到进一步使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在方式方法上分享唯物主义理论果实的目的。我们必须进一步看到，真正彻底、真正有效的唯物主义不只是一种世界观，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观或准确来说的方法论。这种唯物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保护世界、在世界中以人类特有的方式和时代允许的高度创造性地“实践”。因此，这种唯物主义的使命和理论成果不是要以超越一切人类立场的所谓中立立场、冷峻态度直观地罗列和注解那些早已被具体科学发现、证明了的各种规律，相反它要以自觉到自己局限性并因而能越来越有力地克服自己局限性的“主体性”立场对待事物，努力寻求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在真善美相结合的基础上有机统一的思路、方案、建议、方法。这种哲学既是真善美的统一，同时也是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此是真正彻底、有成效的哲学，因而最能避免一切唯心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孤芳自赏的抽象性。这种哲学的成果不止包括唯物主义，而且包括人道主义。就像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8]这样的哲学，当然是最能避免唯心主义的哲学。

第三，境界高远。哲学历来追求真、善、美三者统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实践观哲学则更是致力于此。实践观哲学认为，真、善、美作为目标观念，既只能起源于实践当然也就只能在实践中实现。因此在实践中，真、善、美实际上必须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真”是“善”和“美”的条件，实践失去真切科学、切实可行的认知指导或客观条件便会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的善或美终究是靠不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遵循科学认知路线，强调客观反映事物本质与规律性，以使实践具有真知指导，避免实践陷入唯我主义虚构的乌托邦梦幻之中，当然将成为科学实践观的理论要件。但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这种重要性绝不能被无限夸大，说成是所有哲学的唯一内容，更不能成为主张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的借口或证据。事实上，世界观哲学（主张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的哲学观）的基本常常恰恰只注意到“真”的方面而忽略善与美的方面，把哲学理论搞得干瘪生硬、抽象片面，其实最终不但失去善与美，而且也因此失去了对人类实践的解释的基本真理，它所谓的真对人类实践而言绝对是片面的真，因而不是真正的“真”。而在真正完整的人类实践过程中，“真”其实也是必须以善与美为基础的。真正的“真”必然是与善、美相统一的，脱离人类实践需要和文化审美要求的“真”是抽象的、尚不具备完全的现实性的“真”。对实践观哲学来说，善与美都是实践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和理论内容。善是美与真的结合，是对实践价值的理性评估和选择，因而既是日常生活的实践内容，也是实用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以及道德科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为宗教、哲学所关注。“美”是“真”“善”在感性世界中的感性显现，是对象化的自由感、如意感，它渗透于人类感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是人类实践的最基本原则，艺术只是美的一种专门探索和专业表现。而无论是在物质实践中还是在科学中、艺术中，真善美的有机、高度统一从来都是最高的原则和标准，实践观哲学非常重视这种基本事实。

最后，开放性。我们所说的实践观哲学绝非某种个别、封闭的理论体系，而主要是一种哲学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追求，它只有通过无数理论“体系”的通力合作、世代更新才能在相对的意义上获得实现。哲学史，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就其整体意义和发展大趋势来看，事实上已经是人类生存实践的实践观学问，只是相当长时期里未被全面、自觉地把握。尤其是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对科学世界观和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实践观的完整意义被掩盖、忽略或片面化理解了。所以，当我们重新发现和强调这种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希望接受和认真认识这种事实，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希望矫枉过正，不希望把实践观哲学孤立化、封闭化，变成一种新的“体系”、新的思想束缚。我们并不因为新的认识而陷入新的个别体系之中，相反，由于我们站在了一个整体的立场上，我们因此理解了事物的完整存在，更进一步，我们从这种完整性中更深入地理解了事物的细节或个别环节，因而也就更深入地理解了哲学的个别“体系”的存在意义。我们批评世界观哲学绝不是反对研究世界观，更不是轻视世界观的哲学意义，我们只是想说明，世界观不是哲学的唯一内容，相对而言，世界观必须融入一定的实践观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现实的意义。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强调，哲学的发展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个“体系”的驿站中，任何“体系”的先进性都只是暂时的，它必定会被新的问题、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水平所超越。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于世界观哲学的哲学观批评是绝对必要的，实践观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观的优越性是显著的。这种显著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它强调理论相对于实践总体要求而言的片面性和相对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而言的历史局限性，因而它提醒我们时刻注意克服“体系”的局限性，时刻注意保持哲学理论对实践的开放性，注意保持哲学具体“体系”之间的开放性，以期在开放中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我们认为，只有清醒自觉地意识到哲学理论的实践意义，更加自觉地搜求实践的各种发展信息，汲取实践各方面提供的智慧营养，才能在综合把握和利用古往今来哲学历史的智慧宝藏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和敏感捕捉实践的根本问题和时代焦点问题，不断提高哲学研究的水平，不断繁荣哲学研究，使哲学既能有贡献于人类实践，又能摆脱“贫困”危机，获得更大发展。所以，虽然说对于实践观哲学的具体理论及其“体系”内容我们不能永远保证全然胸有成竹，但是可以信心十足地申明我们的哲学观：哲学永远不能脱离实践定义它自己，不能脱离实践评价它自己，它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成败标准始终只能来自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实践观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