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湘村的村东南是桃溪镇的贡厦（现名新贡）、湘坑坝、罗坑三个自然村，各相距5里，均有小山与之相隔。贡厦、湘坑坝两村姓蓝，湘村因与之山林相邻，常互相越界樵采，引起争吵，但矛盾不大。罗坑姓刘，与湘村刘姓系本家，彼此常以梓叔相称，关系比较密切。湘村的西邻是本乡的龙坑村，因湘村刘姓祖居于龙坑，故两村关系较好，常有联宗活动，两村间凡修祠、建庙都会互相祝贺，甚至婚丧喜庆等还常有来往。

湘村的西北是磜迳和大禾村。磜迳姓高，人丁较少，只有十多户人，与湘村仅一溪之隔。两村的田地、山冈混杂一起，界址不明，常因砍柴、放牛、鸡鸭糟蹋庄稼等发生口角，但未酿成大的矛盾。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磜迳人因败势，不少坟山、祠堂、厅堂都卖给湘村人。而大禾村，因是大禾墟所在地，1949年后又是乡政府的驻地，故两村来往较多，关系尚属良好。

历史上，湘村与邻村的关系，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两件事：

1.长达22年的姓氏械斗

湘村的西南是本乡的源头村，两村相距5里。据一位刘姓报告人说，1917年夏秋间，源头村蓝姓人准备在龙坑、湘村刘姓人共有的始祖祠左片蛇形祠（位于龙坑村）面前建房，湘村人认为如房屋建矮一点，对蛇形祠、始祖祠影响不大，但如果建得高，会有碍于风水。故湘村人就此与源头人协商，希望房子建低一些。但在协商中，双方口气都很强硬，以致当场双方发生口角、赌气。源头人不但未将房子建低一些，反而派武装镇守，加建高了几尺，于是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后，你杀我一个，我也杀你一个，杀来杀去，前后共杀害人命23条，其中男性22人，双方各11人，妇女1人系属误杀。按照乡规民约，尽管双方械斗残杀，但与妇女无关，即使在斗争形势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妇女仍然可以自由来往，或探亲或访友，上山砍柴、下田劳动也都可不忌。有一次，源头人打到湘村的屋门口时，眼看湘村就要被攻破了，凭着乡规民约中关于妇女不得加害的规定，有个妇女自告奋勇，擎着被排（把棉被用水浸湿，撑起来以御铳弹）勇往直前，掩护村人，从而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械斗发展到最激烈时，源头人曾向湘村人下过战书，约定于1918年的正月廿六日举行会战，湘村人也表示应战。于是，双方都求助于方圆几十里内的同宗叔伯，请求派员助战。湘村人前往湘湖、瑞湖、沟坑、永平寨等刘姓村落，对其总祠烧香、发烛，进行会事（即邀请当地的首脑人物前来磋商有关战略战术、派员情况，以及奖励有功人员，安抚伤亡人员等问题），对内则动员16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全部投入战斗，进行祭旗、祭铳，每人分猪肉半斤。约定会战那天，湘村有来自各地的同宗武装四五百人，各个山头、路口，房前屋后，都红旗招展，布满人马，严阵以待。但从一大早等到天黑，都不见动静，第二天仍风平浪静。事后才得知源头人到大禾、贡厦、湘坑坝等地蓝姓同宗处搬兵，当地首脑鉴于湘村地处大禾与贡厦之间，扼交通咽喉要道，考虑到广大子民要外出谋生，一旦介入械斗，交通断绝，将为村民造成生产、生活上的极大困难，故不同意派员参战。而到中堡、大坪、章峰里等处搬兵的代表也空手而回，因当地的首脑接到来信后，满口拒绝，不发一兵一卒。原因是，这些信为源头村的首脑人物之一的蓝道应先生所写，他本人并不同意挑起更大规模的械斗，写信搬兵系被迫而为，故在信中采用“伍奢召子”的方法，明为搬兵，实则劝其不要前来参战，以免扩大事态，故这场眼看即将爆发的大规模的械斗，最终没有发生。这场姓氏斗争，从1917年开始直至1938年方告结束，历时22年，也许是双方的死伤已大致持平，或许是长期的械斗使双方子民尝够了苦果，此后未再发生大的争斗。

2.刘、邓二姓不联姻

湘村刘姓与西去15里的邓坑村邓姓，从明末万历年间至今一直不通婚。据说此事与湘村第十一世祖刘华筠有关，刘华筠初配邓坑邓氏，生子孟春伯。孟春伯天资鲁钝，愚笨异常。某日，适逢贵客上门，孟春伯在清理完马粪后未洗手脚就上桌吃饭，为父的嫌其肮脏、粗野、丢脸，一气之下用马栏棍失手将其打死。事后，刘华筠迁怒于其妻邓氏，将邓氏休回娘家，奉送粮田10担谷田作养老之用，并发誓说：“凡我子孙后代，如再与邓坑邓姓结婚的，都会断子绝孙。”此后，湘村刘姓后代恪守祖誓，从未敢越雷池一步。至今，刘华筠后裔已有300多户1800多人，确实还找不到一个姓邓的媳妇。湘村刘姓、邓坑邓姓不联姻的习俗还影响到邻村龙坑刘姓非刘华筠子孙，他们一般也不与邓姓人结婚。湘村人甚至还将这一习俗推向极端，连母猪、母鸡、母狗等也尽量避免向邓坑邓姓人购买，实属离奇。

以上两端是湘村对外关系的极端表现。但在平时，湘村与他村之间，甚至村民之间，因男女关系、砍伐杉木、盗窃、抢劫、赌博等问题，所发生的或大或小的纠纷，则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解决：

发包。一般适用于案情较小者。当事情发生后，当事人中的一方包上一个红包（即茶礼，现在叫劳务费），报告当地的公亲（公亲由公正人士或具有一定权威、一定势力的人充当），向其说明事由。如公亲认为他有理，即从中进行调解处理，消除意见分歧。如事情解决不了，公亲就将红包退还。

投人。如案情比较重大，看样子一两个人解决不了问题，就进行投人。当事人中的一方备办酒席一两桌，发出红帖，邀请公亲到其家，以便申述案情。公亲中有本村本姓的，也有各村各姓的，投告谁由当事人自定。这些公亲听完当事人的申述后，即到当事者的另一方家中听取对方意见。如对方认为自己有理或事情歪曲，他即进行回席，也发出红帖，邀请公亲到家，陈述案情，有的还扩大邀请对象，叫回席并投人。公亲通过双方摆事实，讲道理之后，就从中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初步意见，对双方都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三回四转，苦口婆心，以求得事情的圆满解决。这些公亲由于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办事，不偏心、不受贿，许多重大案件包括人命案都由公亲处理解决。

发誓。又叫“赌发誓”，其形式可分为两种：一是属于小事小案的，仪式也比较简单。如甲欠乙100元钱，甲说已经还给了乙，而乙则矢口否认，既无书面凭据，又无旁人作证，双方争执不下，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可由甲发誓，也可由乙发誓，具体仪式为：点上三炷香、一对蜡烛，跪在地上，向天地神明表明心迹。如甲发誓，就说：“这100元，我确实还给乙了，如果我没有还，吃了乙的这100元，天地神明给我屙脓头、刮赤痢……”如乙发誓，就改为说：“这100元，甲确实没有还给我，如果已经还给我了，天地神明给我屙脓头、刮赤痢……”如此这般，双方都心平气和了。

二是属于大事大案的，如重大盗窃案、投毒案、强奸案、谋杀案等。此类重大案件的发誓仪式就比较严肃、复杂。发誓时，首先要把忠诚菩萨（又叫蛇王菩萨、发誓菩萨）请来。其次，要写誓词，誓词由双方商定，或由公亲处理，协商而定，如谋杀案的誓词大意为：××确实不是我谋杀的，××冤枉我，如果是我谋杀的，天地神明使我断子绝孙，全家绝灭……如果不是我谋杀的，保佑我子孙满堂，大富大贵，那就使冤枉我的人不得好死，断子绝孙，全家绝灭……誓词中要将发誓双方全家姓名都写上，以便神鉴。最后，发誓者要将蜡烛染黑，以示黑白分明。发誓一般选择在河坝上（之所以选择在河坝上，据刘姓报告人说，一则因为河坝是公共场所，以便通告周知，二则便于让河伯、河神、水官大帝等神明知道，以便发誓有灵）。发誓者先烧香、发烛，然后跪在忠诚菩萨面前宣读誓词。宣誓后，即口咬公鸡头，要一咬两断，使鸡首分身，抛在河里。旁边则敲铜锣，擂大鼓，气氛十分严肃。发誓结束后，对方要给发誓者洗嘴，即付给其公鸡几斤，或猪肉几斤、几十斤甚至几百斤，具体数量需事先由公亲协商处断。

据一位刘姓报告人说，发包、投人、发誓均为旧时湘村解决村邻、村民纠纷的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现略举数例，以见大概：

湘坑湖人杀害湘村石子楼人刘××案。1936年，石子楼人刘××，因父亲年老力衰，家境贫困，讨不起媳妇，只好到湘坑湖（今湘店乡湘湖村）去“合家”（即打合同，下详），但刘××也不是一个安分者，脾气又坏，不久就被其湘坑湖亲房给弄死了。事发后，刘××在湘村的亲房刘锦美、刘炳炎、刘谷粼等人就前往湘坑湖投人，邀请公亲叔伯多人赴席。公亲的组成在姓氏上有姓朱的、姓蓝的、姓童的，也有本姓刘的；而在地域分布上，既有大禾人、桃溪人，也有湘店人、帽村人，向他们申述事由，表明态度。公亲们经过多方调查、多次研究，作出了如下处断：赔偿“国币”1000多元，作为其父养老之资；将其生前所生男孩一个归湘村刘××抚养，以续香火；为死者建坟立碑，以便祭祀。这一处断，双方都同意接受，案子就此了结。

亭头村人谋杀湘村刘路长案。1920年前后，湘村有个名叫刘路长的，前往桃溪乡的亭头村赴墟。回家时在亭头村境内被人谋杀，凶手是谁查无实据，但根据案情分析，系亭头村人所为。湘村人只好把事情闹到亭头村的首脑人物头上，要求他们交出凶手，而亭头村的首脑人物矢口否认是亭头人所为。于是，湘村人就邀请了武北范围内的知名人士十余位，进行“投人”。后经公亲处断，由亭头的首脑人物之一的李东明出面在桃溪局下的公王坝上发誓，湘村人给予300斤猪肉洗嘴。发誓后，双方均无异议，一条人命案，就得以了结。

神背屋人刘××（下称甲）强奸下墟坪人刘××（下称乙）媳妇案。事情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刘甲强奸刘乙媳妇后，刘乙找上门，因未当场抓获，刘甲死不承认，刘乙及其亲房遂要求刘甲发誓，如能发誓，就不再追究，如不发誓，则决不罢休。在下墟坪人的威逼下，刘甲到龙湘溪大坝上（今大桥脚下）发誓。发誓后，刘乙也就心甘情愿，双方未再发生冲突。

由上可知，在发包、投人、发誓的过程中，公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公亲的处断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效力？这里有一个乡规民约在起作用，因为根据乡规民约，理亏的一方如不执行公亲的处断，有理的一方就可以采用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如你杀了我一个，我也杀你一个，你强奸了我的媳妇，我也想办法强奸你的媳妇，而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所以当事人一般都能严格执行公亲处断，消弭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