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保守主义

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反动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并未发生变化：即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广泛的精神和文化基础，它承认人性的非理性、自然的不平等、罪恶的无处不在、社会中无可避免的等级原则，以消解理性主义的破坏性影响。而现代民主国家缺乏这样的基础，这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毁灭。

20世纪前半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和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抛弃了前代思想家如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博纳尔德（Vicomte de Bonald）等人将旧制度理想化的惯常做法，从而为这一反动传统带来了新生（de Maistre 1884; Lively 1965; McLelland 1970, pp.37-60; de Bonald 1864; Menczer 1952, pp.87-95）。巴雷斯主张一种神秘的民族主义，它预示着一位具有超凡魅力、有着纯粹民主基础权威的领袖将使法兰西获得新生（Barrès 1925; McClelland 1970, pp.143-211）。莫拉斯的策略有些不同，他力图将反动哲学应用于20世纪的世俗世界，抛弃了早先思想家的理论视角，转而支持一种建立在对客观历史规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科学视角（Maurras 1954; McClelland 1970, pp.213-304）。然而，不论他在思想上如何具有独创性，都不能避免陷入政治边缘化的危险，这正是反动保守主义思想家对大众社会的拒斥而导致的困境。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反动保守主义针对这一困境所做的五种主要的回应。

第一种仍然拥护革命事业，尽管有些漫不经心。正是这一反应使许多革命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年代里进入了法西斯阵营。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尽管他对希特勒的支持并不怎么热心，但1932年他还是投了希特勒的票。斯宾格勒声称，“尽管希特勒是个蠢货，可是我们还是应当支持这一运动”（Hamilton 1971）。斯宾格勒的这种支持态度可追溯到他《西方的没落》一书，在书中，他指出，现代西方正进入一个文化和政治衰落的时代，只有“独裁专制”（Caesarism）才能挽救它（Spengler 1926）。不无天真的是，斯宾格勒并未意识到希特勒作为煽动家力图将纳粹主义建立在对大众的永久动员基础之上的决心，这种决心意味着纳粹与斯宾格勒本人所崇拜的那些“君主”（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所代表的本质上静态的保守主义之间没有丝毫的亲缘关系。

与此相关，反动保守主义的第二个回应就是在极力避免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同时，支持使用暴烈的、宪法以外的政治手段。这是诸如莫拉斯和他的“行动法兰西”（the Action Française）试图涉足的险途。1899年，莫拉斯创立了“行动法兰西”，借以宣扬一种带有保皇主义和天主教色彩的法国民族主义。然而，莫拉斯试图寻求平衡的举动并未妨碍他对暴力的支持，这使他的声誉遭到很大损害，最终连他所支持的教会和僭君（巴黎伯爵）也转而反对他（Weber 1962; Curtis 1959）。

第三种回应更能包容大众民主：支持某一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此人声称自己比那些宪法上的代表更能够在实质意义上代表其国民。正如巴雷斯所一贯坚持的，这种声称的依据在于真正的领袖能够直接进入该民族始终有待重新唤醒的、内在且持久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时常被湮没在那种主导民主政治的、腐蚀性的对私利的追逐之中（Curtis 1959）。聚焦于对超凡魅力领袖的需要，巴雷斯得以将精神一致性的革命理想与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一种有朝一日可能实现的目标。这种思考方式在形式上仍然与宪政相一致，其回响构成了二战后法国戴高乐派的基础。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代里，对超凡魅力领袖的崇拜逐步转变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具有明显煽动性和彻底反宪政色彩的领袖观念。

第四种回应旨在为其边缘地位寻找慰藉，公然诉诸一系列危险的做法，对现代大众社会在精神上的平庸性表现出公开的蔑视。这样的做法反映了一种尼采式异教主义的英雄崇拜，与19世纪反动思想家所普遍支持的基督教价值形成对照。因此，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开始把心思转向斗牛（Montherlant 1927; 1960, pp.7-11），而马拉帕特（Curzio Malaparte）则迷上了击剑（Hamilton 1971, pp.73-74）。但即便面临这样“生死存亡的时刻”，20世纪反动保守主义的寿命仍然相当长。

最后，反动保守主义采取一种内心放逐的做法，退入一种对文学式和美学式的精神卓越的膜拜，从而与那种在其看来裹挟自己的精神上的平庸尽可能保持距离。例如，在英格兰，诗人艾略特（T.S.Eliot）在综合学识、唯美主义和宗教虔诚的基础上，认为当代大众社会是一种精神荒原，基督教的衰落和普遍的实利主义使西方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实际上，极权国家甚至会标榜自己在精神上更加高尚，因为它们在“确保本民族生活的道德基础方面（或许这一道德基础是错误的，却表现突出）”体现出了“民主国家并不经常具有的目标上的稳定性”（Eliot 1939）。艾略特对极权主义“精神”表现出的同情带有明显的威权倾向，这就使他服膺于莫拉斯的观念（Eliot 1928），也说明了他在描绘一个基督教社会时缘何对权力的宪法性制约不置一词（Eliot 1939）。类似的威权主义倾向在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美学精英主义主张中也有明确的反映，他对现代大众社会中的“去人性化”（dehumanisation）大加挞伐，但在面对这种状况时，他只是退隐到一个单纯的梦幻世界，这个世界被重新组织成“两种秩序或两个层级：卓越的与平庸的”（Ortega y Gasset 1968[1925]; Ortega y Gasset 1963[1930]）。然而在做出此类回应的诸多思想家中，最能起到慰藉作用的或许要算日本的反动保守派人士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此人偏爱游泳（Sprawson 1992, pp.294-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