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组织的兴起

如果说勒庞是大众心理学的开拓者，那么对作为一种大众组织的政党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和他1902年出版的《民主与政党组织》（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一书。该书揭示的东西和歪曲的东西一样多（Barker & Howard-Johnston 1975; Pombeni 1994a, pp.163-169; Quagliariello 1996）。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外在于那些造就新政治科学的历史经验。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出身俄罗斯犹太家庭，早年与鲍特米（Emile Boutmy）在“政治科学研究所”（Ecoles Libr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共事，他深受19世纪法国历史学派及其在英国的追随者的影响，并认同他们英国式的自由主张。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托克维尔主义者，民主被视为一种社会和道德现象（Quagliariello 1996, ch.2），托克维尔的著名论断“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政治科学”成为他这部著作的题签（参见Ostrogorski 1902, vol.Ⅱ, pp.633-634）。与传统理论家强调人性或社会结构的持续倾向不同，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强调主要政治行动者的观念或“心智倾向”和“意志的作用”，指出，诸如此类的“力量”如何塑造或帮助塑造针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反应（Ostrogorski 1902, vol.Ⅰ, pp.li-lii）。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之所以决定对英、美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其动力来自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美利坚合众国》（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888）一书，该书描绘了当时英国国内就英国的政党模式是否会被美国“核心政治”（machine politics）模式取代而展开的争论（Quagliariello 1996, ch.3）。《民主与政党组织》一书英译版在法文原版之前出版，布赖斯本人还特意为英译版写了前言，以示鼓励（Pombeni 1994b; 1994a, pp.162-166）。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有关英国政治开始“美利坚化”的论点在许多评论者看来，正说明了政党组织开始占据主导的总趋向。然而，他的分析更多地立基于早先围绕选举权范围的扩大而展开的争论，尤其是约翰·密尔的观点。

作为一位密尔派的自由主义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与密尔一样都有一种担心，即商业社会中“事物总的趋向”是走向“平庸”，在密尔看来，这一过程是与日趋明显的“大众”作为“唯一名副其实的权力来源”密切相关的（Mill 1991b[1859], p.73）。尽管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同意密尔的这一观点，但在他看来，这里的危险与其说来自民主本身，还不如说迫于符合最小公分母的社会压力。这样一来，公众日益受到那些与他们类似的人的指挥。大众政党反映并强化了这一趋势。这里的担心在于“那些有才赋的人”将没有出头之日，社会最终将趋于停滞，他赞同密尔的如下主张：即“一切明智的或高贵的事情的首创均来自而且也必须来自个人”。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还步密尔之后尘，乐观地认为“普通人的荣耀”正在于“能够跟随这样的首创”（Mill 1991b[1859], p.74）。同样，在密尔观点的基础上（Mill 1991a[1861]），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这里需要设计一套制度机制，以维护个体性，确保那些特殊的人能够发表他们的见解。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人们就会纷纷效仿。

这样，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并不承认大众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能够而且应当有其他的民主组织形式。与当时英国的许多自由派一样，他认为通过诉诸于道德的竞选争取民众支持自由党，格莱斯顿表现杰出，该党将有感召力的领袖与对那些涉及权利和正义的关键性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使其既能够号召民众的支持，也能够提升这种支持（Vincent 1966, ch.3; Harvie 1990）。因此，政党能够获得早期的诸如“反谷物法联盟”这样的竞选组织所拥有的某些道德上的感召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目标在于倡导回归这种模式，反对张伯伦在伯明翰所倡导的新的政党组织形式。

在这些方面，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分析既体现了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对社会和道德进步持有的乐观态度（Bradley 1980; Bellamy 1992, ch.Ⅰ），也反映了在英国缺乏有影响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或运动。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著作一直遭到误解。同时代理论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论重新解释其著作中的事例。后来的评论家步其后尘，在称赞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开创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同时（Butler 1958, p.44），认为他的改革建议不可理解，而且“贻笑大方”（Butler 1958, p.44）、“异想天开”（Runciman 1963, p.71），与他自己对现代政党政治的分析格格不入。然而，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恰恰在于他并非“政治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开拓者之一”（Lipset 1964, p.ⅹⅳ）。他在其中的作用源自他完全摆脱了已有的思想范式，无论在方法论还是经验预设方面：这就使他能够对民主的前景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尽管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将大众政党的崛起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及其观念环境联系起来，但他避免结构和心理上的决定论。社会结构和观念尽管彼此影响，但它们都是在历史上随机形成的独立变量。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在英、美两国，社会和经济的变迁造就了一种带有个人主义精神的大众社会，而这恰恰决定了两国政党的性质。在两国，这样的结合有着不同的根源，但在英国，它是工业革命与边沁式意识形态结合后的产物（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39）。边沁主义最初是相当激进的信条，它表达了企业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公民自由、建立一个由精英人士统治的社会，而大众的扩散将边沁主义转化为一种均质化的、物质主义的信念（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p.48, 580-581, 587）。这样，贵族社会秩序中以责任和服从为核心的有机社会纽带让位于一种买卖双方的经济利益纽带。这样的文化态度一旦形成，而支撑它的社会结构却走向衰落，那么个人将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被吸附而成为均质化的大众的一部分，正是这样的境况而不是人类心理本身“迫使个人消融于大众”（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p.48-50），并就与之相伴随的行为做出解释。正如大生产为人们提供了统一的品位、习惯、文化以及现成的意见，使他们不必自己做出判断，大众组织为个人提供了一种他们自己无法仅靠自己实现的团结感和集体目标。在他看来，福音派宗教的传播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

大众政党集中反映了这种更为一般的社会变迁。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理想的政党应当是伯克式的：即“在某些大家都认可的特定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整体，通过共同努力推进国家利益”（转引自：O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52）。这一主张是某种带有更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的社会早期阶段的产物，在那里，有机团结开始让位于个人之间有意识的联合（cf.Ball 1989）。然而，选举权的扩大使政党转变为单纯组织大众投票的选举机器。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将这一变化与张伯伦在伯明翰建立的“核心会议”（caucus）制度联系起来，在合众国也有类似的组织，如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这种新的政党组织类型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由大众选举领导人和官员，这就使政客对他们周围的大众的平庸只能唯命是从，不敢对之提出挑战。这样造就的是职业政客，而不是有着公共精神的公民，他们将政治视为个人借以谋生的一种交易（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593）。政党变成了“工商企业”，拉选票和谋取公职变成了目的本身，不再是实现某些良好政策的手段（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51）。尽管并不一定会为寻求回报而走向腐败，但只要能够赢得选举，确保自己的权位，他们可以不择手段（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p.656-657）。由于维持政党机器的运转需要大量经费，他们时常为地方利益所摆布，时刻准备为此而做交易（从荣誉到公共工程的承包合同）以换取商业、工会或特殊群体的资助和支持。这一趋势在合众国尤为显著，特别是在市政选举中，政党已经沦落为一种新型的派阀。

这种新的政治形式最为糟糕的一面在于观念领域。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将伯克式的政党观念与一种最为极端的新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观念联系起来，这种契约观念认为政府要得到支持，必须就每一个议题进行辩论，进行持续的谈判，以在那些真正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上确立一种理性的意志同盟（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p.671-681）。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理想并不在于“一种社会契约”，而在于许多“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无限的彼此相联的序列”（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80）。然而事实却是，新的政党形式试图永久化，以便长期觊觎权力，因此它需要专职人员和一个永久性的组织（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56）。因此，他们事事都站在多数一边。为此，他们为了追求消极的一致性而放弃了建立一种讲原则的理性联盟的观念，这种一致性源自“趸售”那些在任何议题上都对那些最小公分母具有吸引力的意见，而不管结果如何自相矛盾（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p.588-589）。这样的政党不再是公民教育的载体，它迎合的是惯习和私利（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594）。任何独立的主张都会对政党权势造成持续威胁（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56），它所诉诸的“与其说是注重分析和辨别的理性，还不如说是情感；它激发人们的情感，混淆他们的判断力，使其变成意志的囚虏”（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585）。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和政客都走向“道德沦丧”（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p.585; vol.Ⅱ, p.635），尤其对政客来说，他们日益成为“胆怯的”应声虫，不愿意说任何可能冒犯其潜在支持者或资助人的话（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p.632, 635-636）。民主无法就公共利益进行实质性的考量，变成了纯粹而生硬的获取大众支持的程序（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p.638-639, 650-651）。实际上,组织心态渗透在所有公职活动中，个人统治和个人责任被一种空泛而“生硬的”形式主义所取代，对习惯和实践唯命是从（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43）。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这种“组织”化政党是“对民主的否定”（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22），使公民摆脱了任何公民责任，甚至政客也无法形成自己的主张，而所谓的积极参与民主过程就更无从谈起了。不过他认为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87）。政党的成员由于自身的腐化倾向，尤其是反政治特性而遭到异化，他们反对某种共同纲领必然具有的缓解特性，开始推行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议题，由此政党开始衰落解体。永久性政党的最大弊病在于它通过固化意见，妨碍观念进化，以防止形成新的协会组织（Orstrogorski 1902,vol.Ⅱ,p.637-638）。在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看来，出路在于回归临时性政党，后者包括“专门为了特定的议题而形成的公民集合体” （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58）。这样的政党形式将是临时性的，它能够防止出现党棍。公民将被迫在具体议题上权衡利弊，而不是接受那种由不同的立场经过彼此交易形成的现成方案。政党必须承担起教育的功能，将公民团结在特定的事业周围。那样，民主将回归到围绕公意建构社会团结的理想形式上来。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他所提议的临时性的以议题为基础的党派“联盟体制”适合于“有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社会的条件”，在这里，公民越来越热心于特殊的议题，很难急整个共同体之所急（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81）。然而，他还提出了许多制度设计推进这一规划，诸如由国家组织遴选候选人的预选投票，任何公民都可参加投票，党派忠诚被排除在外；选举本身实行比例代表制。在他看来，这样形成的立法将能够反映当时人们对特定议题的关注程度。正如现代政治多元主义者那样，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社会包含“数个多数和数个少数，其成员构成往往随着情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这样，多数暴政便不可能出现（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78）。法律将“不再是某一居于主导地位的多数的专横决定”，而是“一个不间断的妥协过程，其解决仰赖于多数的形成，而这些多数的构成者往往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在每一个议题上都真正反映某一真实的以特定议题为基础的多数的主张和情感”（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715）。

毋庸赘述，在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看来，“决定性战役”是在观念领域，即“心灵的命意”（habeas animum）（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728）。选民必须重新获得道德意志以运用他们的判断力。这里的关键在于政治阶级的复兴，因为“权利平等”根本无法“弥补智力和品格方面自然的不平等”（Orstrogorski 1902, vol.Ⅱ, p.640）。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他的这一规划将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原则的人纷纷涌现，因为与政党体制相比，道德信念和理性力量将再一次成为选举的资本，而非不利条件。不过他也承认，这一点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他的同时代人很少有人认为这一想法切合实际。尽管布赖斯认为他有关英国体制的美国化的分析有些言过其实（Orstrogorski 1902, vol.Ⅰ, 前言p.ⅹLⅲ），但其他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他本来可以走得更远。沃拉斯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自己的分析比喻为“一位托勒密天文学忠实却忧郁的信奉者对哥白尼天文的一系列仔细观察”（Wallas 1908, p.125）。吊诡的是，唯一一位非常重视观念的理论家却不能让人信服自己的论证，因为这种论证所使用的政治语汇在他的同代人及后来的绝大多数评论家眼里说好一点只能是时代误置，说坏一点就是自相矛盾，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无法理解。在沃拉斯看来，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未能汲取新的社会心理学的教训，因而对选民产生许多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罗伯特·米歇尔斯后来进一步批评说他还忽视了组织的历史必然性（Michels 1959[1915], p.361）。尤其是他未能看到心理和组织因素并未削弱精英，而只是改变了精英的性质，赋予他们空前强大的权力。因此，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不是复兴了民主，而是发现自己和那些人一道，要么宣称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Mosca 1939[1923], p.389），⁴要么认为民主只有以他力图批评和改变的形式存在才有可能（例如: Weber 1994c[1919], p.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