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诞生

无可置疑的是，对青年凯恩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哲学家摩尔（G.E.Moore）。到晚年，凯恩斯在一篇题为“我早年的信仰”的文章中回顾了摩尔对他的影响。他写道，那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再没有比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灵状态，但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更重要的了”（Keynes 1971-1989, vol.Ⅹ, p.436）。这种宗教渗透在人际关系、私人友谊、爱、对美和真理的沉思以及对善的本能信念之中，它给予凯恩斯及其“信徒”一张许可证，在追求作为一种心灵状态的“善”的过程中，他们可以置维多利亚式的道德常规和规则于不顾。尽管摩尔的哲学存在诸多局限，但凯恩斯仍然坚信，与其他哲学体系相比，摩尔的哲学“更接近于真理”（Keynes 1971-1989, vol.Ⅹ, p.442）。随着一战硝烟散去，凯恩斯发现，文明作为一种“硬壳”远比摩尔的学生们所想象的脆弱得多。对凯恩斯来说，正是1914-1918年的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暴露出他心仪已久的摩尔式宗教（Mooreite religion）的缺陷，但他从未抛弃这一信仰，尤其是对观念力量的信仰。在政治上，他倾向于埃德蒙·伯克实用主义的和反意识形态的哲学。从凯恩斯讨论伯克的本科毕业论文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对待诸如不确定性、道德风险、“最终”（the “long run”）、对权宜之美德的信念以及对理论抽象极端的怀疑（Helburn 1991; Skidelsky 1992, pp.61-64）。就他的经济学来看，凯恩斯所受的训练主要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以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道德科学。然而，尽管马歇尔经济学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的，凯恩斯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不是来自阅读，而是基于他自己对问题的关注，以及就这些问题与他人所进行的探讨”（Skidelsky 1983 p.206）。

大学毕业后，凯恩斯供职于政府部门，后在印度事务办公室（1906—1909）度过了几年。然而，对凯恩斯来说，做公务员远非自己的心愿，因此他不会在日常的公务活动中投入过多的精力，而是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撰写一份研究论文上。在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该论文（《概率论》）最终促使凯恩斯离开了政府部门，重新进入学术圈。该论文长期以来被学者们所忽视，但现在看来，它是从整体上把握凯恩斯哲学的前提（Carabelli 1988; Fitzgibbons 1988; O’Donnell 1989）。该论文的观点用菲茨吉本斯（Fitzgibbons）简洁的概括就是：“除非是在诸如结构化博弈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例中，我们在实际事务方面的知识并不足以准确估计事件的未来发展。不过，我们可以以一种艺术的且理性的方式，通过对事实模式的观察对未来做出预期”（Fitzgibbons 1988, p.130）。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以及理性计算的局限构成了凯恩斯后期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他《通论》一书的主旨所在。

然而，在返回剑桥时，他的身份既非哲学家，也不是数学家，而是马歇尔的信徒。尽管他的经济学理论非常传统，但凯恩斯是“布鲁斯伯里集团”（Bloomsbury set）¹一位极不寻常的成员，他生活中激进的、带有前卫色彩的一面对于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Crabtree & Thirwall 1980; Skidelsky 1983; Hession 1984; Parsons 1997）。他的生命哲学贯穿在他的经济学和决策方法之中（Mini 1991; 1994）。从1919年开始，凯恩斯对19世纪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公开批评，正如他早先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主导性的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提出挑战一样。

《概率论》一书的出版还未准备就绪，凯恩斯便投身到印度货币和银行系统的筹建工作当中。这一工作的成果就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印度的货币与金融》。自此，货币和经济制度始终是凯恩斯著作的关注点。他在印度货币方面的专业知识使当时仅29岁的凯恩斯进入负责调查印度金融和货币问题的皇家委员会。这一早年经历对他的后半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关注的不再是经济理论本身，而是政策和制度。他感兴趣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当下的紧迫问题，而不是局限于学术研究本身。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当下问题，并力图提出政策建议，1914年战争的爆发便自然将凯恩斯注意力引向战时金融。《概率论》的出版准备工作被暂时搁浅，1915年他进入财政部。起先，他主管食品价格，但很快介入其他对内和对外金融领域。1916年，他成为“协约国”主持与中立国家围绕金融问题进行谈判的主要代表。他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凡尔赛会议上的财政官员。这可以说是他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协约国强加于德国苛刻的赔偿条件使凯恩斯深感震惊和沮丧。于是他提交了辞呈，并撰文对这一和平方案大加挞伐，这就是《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由此，凯恩斯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