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红星》报

1933年初，在江西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因坚持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和根据地斗争等方面的正确主张，在苏区中央局开展的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受到了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其时，由于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形势日益紧张，一些原在机关工作的军事干部被纷纷调往前线。在此情况下，为解决红军总政治部人手紧缺的问题，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人的提议下，邓小平又被调回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便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落”和“起”。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有关批判邓、毛、谢、古的文章

在总政治部，邓小平希望做实际工作，于是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当干事，并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

骑马的邓小平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反映红军和根据地军民军事斗争的情况。早年间便有“油印博士”之誉的邓小平，对于办报刊并不陌生。留法期间，他和周恩来等人一起办过《赤光》杂志；到了中央苏区，他又在瑞金办过《瑞金红旗》。可以说，主编《红星》报，对他而言完全能够驾轻就熟。果不其然，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头脑、简练而准确的文字功夫，以及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和广西、江西等地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所锻炼出的丰富领导经验，他很快就把《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

邓小平在长征中主编的一期《红星》报

由于《红星》报编辑部人手少，且几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很大，举凡策划、组稿、编辑、校对、印刷及发行等工作，邓小平大多亲力亲为。此外，他还主动承担起报纸采编记者和评论员的角色。《红星》报上刊发的许多消息、通讯、评论、社论甚至启事，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为了把这份报纸办好，邓小平还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新办法。比如，采用优待投稿人的办法，鼓励投稿，扩大稿源；适应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开辟“列宁室”（主要刊登有关革命理论学习教育的文章）、“红板”（主要刊登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事迹的文章）、“铁锤”（主要刊登批评各种违犯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现象的文章）以及“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红军歌曲”等十多个专栏和副刊；根据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基本现状，在刊登一些政策性、理论性文章的同时，也经常配发一些插图，既活泼版面，又帮助战士、群众理解文章的内容。

长征胜利后，邓小平在陕北

尤为重要的是，在主编《红星》报期间，邓小平还十分注重发挥该报对广大红军战士及苏区群众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为此，他除了经常组织在《红星》报刊登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及红军各军团指战员为该报撰写文章。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朱德、王稼祥、贺昌、杨尚昆等就先后受约为该报撰写过社论或其他文章。由邓小平主编的该报第2期，还十分醒目地刊登了当时已被排挤出了党和红军领导岗位，正身处逆境的毛泽东的文章—《吉安的占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红军指战员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战斗的日子。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已完全统治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下，邓小平这一大胆之举足以证明他的政治眼光和过人胆识。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红星》报受到了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红一军团干部彭加伦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一封信中就曾这样写道：“《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支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书声。”

长征开始后，邓小平依然坚持在艰难的行军路上办报，鼓舞士气，直到遵义会议前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