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起脑袋干革命”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被捕后叛变，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原名邓希贤的邓小平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央机关从武汉来到了上海，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底至1929年夏，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题写“八七会议会址”

1980年，邓小平在武汉参观八七会议旧址，回忆当年出席会议的情况

由于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猖獗，中共中央非常强调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的地点一般都选定在比较隐蔽的租界区内。邓小平有一段时间是在同孚路（今上海石门一路）柏德里700号办公和活动。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里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人也经常来此请示汇报工作，各种问题主要由周恩来处理，邓小平协助。

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掌握中央活动的地点和各部门的办公地址。为保证安全，中央的负责人要不断变换住址，并且彼此都不知道，由邓小平单线联系。邓小平胆大心细，遇到突发事件总是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损失，消除后患。出于工作需要，邓小平不能留有相片，更不能去电影院等人多的场合。后来，回忆起这段特殊时期时，他曾感慨地说那时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提出党的负责干部要以某种职业为掩护。为此，邓小平开了一家二层楼的杂货铺。他经常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俨然一个阔老板。楼上是他住的地方，楼下售卖杂货。这家铺面也是党中央开会的一个地方。开会期间，杂货铺人来人往，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有一次，中央特科得到情报，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即通知周恩来搬了家。邓小平当时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他回来敲门时，巡捕正在里面搜查。幸好中央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脱离了危险。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筹备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筹备和召开党的六大期间，李维汉、任弼时等留守国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工作。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巡视两湖工作后回到上海。邓小平去和罗亦农接头后，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中央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前后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十分危险。

白区的工作异常艰苦、危险，但这也磨砺了邓小平坚韧、机智的革命风格。1929年8月底，在接到新的革命任务后，邓小平离开了上海。